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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鮑韶山】

幾周之內，亞洲的天空忽陰忽晴。

在此之前，美國剛剛結束了所謂的美日菲“小多邊”會議。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本周中日韓三邊會議的“味道”完全不同，中國承諾重啟停滯不前的自由貿易談判。

美國召開的是軍事化的小型多邊會議，中國則專注于以改善各國人民福祉為重點的經濟議題。

剛剛在首爾召開的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韓國總統尹錫悅參加的三方領導人會議上，李強總理建議將彼此視為合作伙伴，并指出要摒棄保護主義。

5月27日，第九屆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在首爾舉行。圖源：法新社

與會者顯然認為，不斷擴大貿易關系才能對各自經濟及北亞地區經濟福祉做出重要貢獻。與會各方同意恢復自由貿易談判，以加快談判進程，達成一項“自由、公平、全面、高質量和互惠互利”的三邊自由貿易協定。

在聯合聲明中，三國領導人重申支持世界貿易組織，指出“我們將繼續努力打造全球公平競爭環境，營造自由、開放、公平、非歧視、透明、包容、可預測的貿易和投資環境”。

這一聲明至少有四大潛在意義，特別是三位領導人同意將三國合作機制化，定期舉行三國領導人會議和部長級會議，下一次會議將由日本主辦。其潛在意義至少涉及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承認開放的全球貿易體制最有利于國家經濟利益；在這種體制下，商品和服務貿易可以在多邊機構，即世貿組織的管理環境下合規進行。

有趣的是，對以世貿組織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系重要性的肯定，與美國對這一多邊體系持續表達的敵意形成鮮明對比。

自2018年以來，美國通過阻撓上訴法官的任命，導致世貿組織的工作難以開展。最近，美國在對中國企業和產品實施其他懲罰性制裁的基礎上，又宣布了一系列關稅措施，這也表明美國對開放的全球貿易秩序的承諾正籠罩在陰霾之下。

事實上，作為全球貿易大國，美國的行為已經“變質”，這不僅體現在上述幾點，還體現在針對美國產品的世貿組織爭端，比其他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都要多這一現實上。

目前在世貿組織程序中，針對美國產品的爭端有171起；針對歐盟的爭端有106起，而針對中國的爭端只有49起。

其二，建立領導層定期對話機制，為三個參與方之間不時出現的緊張關系提供了壓艙石。這表明三方關系已趨于成熟，認識到有必要努力制定可供各方單獨或集體采用的解決方案。

其三，通過這種制度化的接觸和對話，有可能推動高質量的北亞經濟對話，從而帶動整個亞洲在貿易和投資上的擴張，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持續改革，并促進重要的多邊經濟合作架構的鞏固，如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

必須指出的是，在RCEP的經濟體中，即東盟十國，加上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其中中日韓三國的經濟總量加起來約占RCEP經濟體總GDP的79%，其中，中國占54%，日本占19%，韓國占6%。從整個地區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比重。

最后，隨著貿易關系的不斷加強，用本國貨幣而非美元結算的好處日益明顯。這促使三國參與并推動整個地區基礎設施的發展，以支持電子商務和跨境支付的便捷化。

中國的數字人民幣計劃日益成熟。日本央行的數字貨幣試點階段始于2023年4月，并于近期推出了數字日元。韓國央行于2023年11月公布了其零售央行數字貨幣試點計劃的細節。

5月27日上午，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強在首爾與韓國總統尹錫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共同出席第九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圖源：央視

對共同經濟利益的關注是成熟國家間國際關系的典范，這與美國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比。如前所述，世貿組織的情況就是一個例子，美國對多邊機構的承諾受到國際社會的嚴重質疑，它極力阻撓世貿組織的機構改革，放下了任何全球領導地位的偽裝。

在地區層面，美國的作為也已表明其優先追求的是軍事化和不穩定，而不是地區的經濟繁榮。

2022年5月，拜登總統推出了《印太經濟繁榮框架》（IPEF）。該計劃雄心勃勃，希望通過更多貿易合作、供應鏈整合、清潔能源以及稅收和反腐舉措等四大支柱，實現所謂跨國貿易公平，從而促進印太地區經濟發展。

在這四大支柱中，貿易已被證明是無法實現的支柱，其他支柱能否取得實質性進展也值得懷疑。截止到2023年11月，美國政府未能確保IPEF貿易框架獲得通過。這一失敗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美國不會在貿易合作上遵守承諾。

通過《降低通貨膨脹法》，美國為本國企業提供補貼，加大了新興經濟體企業的風險。值得懷疑的是，美國能為亞洲國家的企業提供更多的市場準入機會；美國也幾乎沒有采取任何有意義的措施來鼓勵技術轉讓和投資。亞洲國家從RCEP等機構中獲得的好處遠遠多于從IPEF中獲得的好處。

2022年8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在白宮簽署《通脹削減法案》。（圖源：IRA）

美國是否有意愿和有能力成為一個有意義的經濟伙伴，亞洲各國對此持懷疑態度是正確的。事實越來越清晰，美國的首要任務不是促進亞洲各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而是盡可能地利用亞洲經濟體來重振美國的亞洲霸主地位，并通過代理人的方式與中國展開安全較量。

美國將亞洲地區軍事化放在首位的做法，破壞了經濟發展，加劇了摩擦，造成了地區的不穩定。

知名國際關系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經常說，安全與繁榮是相互排斥的選擇。他認為，與繁榮相比，各國總是會選擇安全（他的意思是生存）。這種觀點與美國在亞洲所采取的方法如出一轍，即美國優先考慮狹義的“安全”——地區軍事化，而不是整體上考慮促進地區穩定、和平與繁榮的方法。

米爾斯海默的二元論是典型的傳統西方哲學框架。在這種框架下，國際事務的整體性是無法想象的。國家之間的關系被簡化為非此即彼的選擇，無法想象有一個機制可以支持不可分割的安全與繁榮，更不用說設計和建設了。

相比之下，安全與繁榮可以視為相互依存的要素，它們共同支撐著不可分割的安全的實現。國家繁榮可以在一個穩定和安全的環境中得到最好的實現；而國家安全則以全面繁榮為支撐。

通過貿易、投資和發展互聯互通基礎設施以實現亞洲經濟的全面一體化，是過去二十年區域經濟發展的顯著特點。

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許多事情的發生有益于區域經濟體抵御美元動蕩，或美國貨幣政策變化造成的沖擊。盡管如此，日元近期的波動反映了其貨幣對美元市場敞口的脆弱性。擺脫對美元的嚴重依賴有助于提高日本經濟的穩定性，同時也能重新設定匯率以支持其國內經濟發展。

地區安全離不開經濟安全，反之亦然。通過強有力的地區和全球多邊機構，開展以加強跨國經濟互動和穩定為重點的地區對話，是亞洲地區保持長期活力的關鍵。

要使中日韓領導人對話為實現不可分割的地區安全與繁榮做出貢獻，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然而，這有可能是一次有益的重啟，并與美國在亞洲問題上的行動和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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