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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期，面對日本的侵略，大英帝國光環落幕，顯然已無法再為澳大利亞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

1941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英國的戰列巡洋艦“威爾士親王”號與戰列艦“反擊”號在作戰時被日本飛機擊沉，澳大利亞總理約翰·科廷開始擔心澳大利亞對英國和新加坡海軍基地的依賴。隨著新加坡的日益淪陷，科廷認為澳大利亞需要一個新的盟友，這個盟友就是美國。

1940年代停泊在斯卡帕灣中的“威爾士親王”號

面向亞洲

到了上世紀70年代，澳大利亞與亞洲的關系迎來了新的景象。

1973年，隨著禁止以種族為由限制移民法律的出臺，“白澳政策”正式破產。1975年，澳大利亞政府出臺了《種族歧視法》（Racial Discrimination Act），規定基于種族的選拔標準非法。

大約是在同一時間，1972年12月21日，中澳兩國在巴黎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澳大利亞政府關于中、澳兩國建立外交關系的聯合公報》。這是兩國首次通過簽署聯合公報的方式互相承認并建立了外交關系。

澳中關系自此逐步改善。事實上，到20世紀80年代末，澳大利亞政府已經認識到，澳大利亞未來的經濟繁榮將越來越依賴于擴大與北亞國家（日本、韓國和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和投資關系。當時，澳大利亞發布了一系列重要報告，明確了擴大雙邊經濟關系的政策的承諾。

1989年，《澳大利亞與東北亞崛起》，又稱《加諾特報告》發布，報告主張對國內和國際政策進行調整和改革，并認識到澳大利亞的未來在北方。

1994年，一份《亞洲語言與澳大利亞的經濟未來》報告，即《陸克文報告》提交給了澳大利亞政府委員會。澳大利亞政府隨后商定了一項國家戰略，以提升澳大利亞人的亞洲認知水平。該報告建議，從小學三年級開始，每個澳大利亞兒童都必須至少學習四種亞洲語言中的一種——漢語、日語、韓語或者印尼語。

一些分析指出，澳大利亞的亞洲認知工作在2002年達到頂峰。這一年，隨著相關基金的終止，澳大利亞的亞洲語言和文化教育戰略也終止了。

盡管如此，澳大利亞與中國的關系繼續蓬勃發展，尤其是在經濟領域。澳大利亞還迎來了新一波的中國移民潮，以致于到2011年，來自中國的移民已經超過了傳統的主要移民來源國——英國。

澳大利亞的華人，拍攝于2010年墨爾本皇家理工大學的澳大利亞第一所中醫孔子學院成立儀式上

目前，澳大利亞有120多萬人講中文，其中約有一半是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貿易關系也在蓬勃發展，中國現已成為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伙伴。事實上，目前澳大利亞約有30%的貿易是與中國進行的。2016年《中澳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充分體現了雙邊貿易對兩國的重要性。

新時代的“恐華癥”

然而，盡管經濟互補性不斷增強，近年來中澳自由貿易區下的雙邊關系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

經濟關系惡化的例子包括禁止華為參與澳大利亞政府的電信項目，以及澳中兩國針對對方產品采取的各種反傾銷措施。

但即使采取了上述措施，兩國之間的貿易總額仍在持續增長。除了某些行業所受負面影響更大，如葡萄酒和海產品，外交緊張局勢并沒有從根本上影響貿易額。

雙邊關系的惡化蔓延到非經濟領域的主要背景是，自2011年奧巴馬“重返亞太”戰略啟動以來，美國的軍事安全態勢發生了轉變，這在澳大利亞國防機構中引起了反響。

過去十多年來，美國對華關系日趨緊張也對澳大利亞產生了影響。特恩布爾政府對華為的禁令，作為全球首個對華為公司的禁令，體現了澳大利亞“安全”優先事項，與美國的優先事項保持了步調一致。

新南威爾士大學克林頓·費爾南德斯（Clinton Fernandes）教授指出，在澳大利亞的國防和安全政策機構看來，澳大利亞的國家安全利益與美國在亞洲（乃至全球）的主導地位有著內在聯系。因此，澳大利亞的政策應該始終與維護美國全球霸主地位保持一致。

這種次帝國主義國家的定位，也與澳大利亞曾作為盎格魯歐洲的亞洲殖民地歷史的“焦慮不安”緊密關聯。這種不安正是歷史學家戴維·沃克筆下 "焦慮國家"的最好注腳。

澳大利亞歷史學家戴維·沃克的著作《焦慮的國家》

澳大利亞在亞洲的地理位置，與其北歐文化歷史淵源中流離失所的不安，滲透到了澳大利亞的身份意識和世界地位中。事實上，在外交政策領域，這種“焦慮”滋生了一種“被遺棄的恐懼”，即澳大利亞失去其跨大西洋保護者安全保障的恐懼。

到2018年，美國的外交政策或多或少地放棄了按照西方自由主義國家模式塑造中國的想法。相反，它越來越被美國和西方視為競爭對手，而且是一個系統性的競爭對手，甚至是生存威脅。

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也緊隨其后。新冠疫情的爆發加劇了這種轉變——這與19世紀50年代將中國人抹黑為疾病傳播者的歷史產生了回響。

新一輪的“中國恐懼/威脅”論調愈演愈烈，甚至與中國開戰的戰鼓也越敲越響。國防和情報行業相關的各類智囊團發起宣傳行動，旨在將中國描繪成對澳大利亞以及周邊地區和平與安全的敵人。

公眾態度調查顯示，相當一部分澳大利亞人認為中國日益 “咄咄逼人”，甚至中國可能入侵澳大利亞，而且這一比例還在不斷上升。澳大利亞人對中國的恐懼再次被激活。在疫情流行期間（2020-2022 年），在澳華人也不幸成為辱罵和肢體暴力的目標。

解凍

2022年5月的政府更迭，仿佛成了斷路器，至少切斷了與中國官方層面的緊張關系。在經濟問題上當然也是如此，之前的限制措施已經開始解除。

然而，在其他方面，有些動態因素仍將在可預見的未來對經濟討論蒙上陰影。

就在中澳經濟和外交關系升溫的同時，澳大利亞的防務和安全態勢仍在美國維護其亞洲霸主地位的努力中繼續鞏固。

這些安全因素可能會影響澳大利亞經濟政策制定的某些方面，特別是在技術合作、稀土和關鍵礦產供應鏈合作等領域。

盡管生產力委員會（2021-22 年）對澳大利亞供應鏈風險進行了詳細研究，得出的結論是，澳大利亞的供應鏈基本上沒有風險，而且事實上，供應鏈安全的最佳實現方式不是基于“友岸外包”等理念的狹隘政策，而是持續支持以世貿組織為基礎的開放式全球貿易體制。但澳大利亞的政策某種程度上，仍然受到 “去風險”和“脫鉤”概念為基礎的美國政策要求的影響。

2019-2020年澳洲貿易伙伴份額，以雙邊貿易額計算中國遙遙領先。截圖自：澳大利亞政府網站

同樣，在澳大利亞尋求提高關鍵礦產和稀土附加值的過程中，迄今為止的經驗是，只有來自中國的企業為這一努力做出了貢獻。然而，如果將關鍵礦產供應鏈的潛力與美國的安全要務掛鉤，澳大利亞可能要面臨產能發展被拖累的風險。

展望：仍在美國陰影之下

“中國威脅論”可能繼續會在整個澳大利亞政治精英中回響，今天的論調很容易激發深植于澳大利亞歷史文化心理中的焦慮情緒。在19世紀60年代，正是因為反華情緒的蔓延，導致了針對澳大利亞金礦華工的暴力行為。

這也為那些尋求與美國步調一致的政客和精英們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長期以來，澳大利亞的政策精英，尤其是那些在軍事和情報部門中安身立命的人，習慣了擔當美國次帝國盟友的角色，在過去20年中，他們領導下的澳大利亞國防已經完全喪失了自主和主權行動的能力。過去，澳大利亞國防政策的基石是確保自給自足，但這已不再是現實。

國家主權在國防能力中的從屬地位，實際上使澳大利亞的外交政策完全受制于“偉大保護者”的利益和需要。貿易政策可能仍會尋求開放，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雙邊、地區和全球多邊機構最大限度地發揮互補性作用。

澳大利亞的中長期態勢如何發展，與其說取決于其自身的自主決策，不如說更多取決于美國如何應對在該地區霸權地位的逐漸喪失。

與此同時，澳大利亞仍將是一個"焦慮的國家"。澳大利亞對整個亞洲，特別是對中國的態度，不幸地，將與華盛頓的一舉一動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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