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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憲法自1787年制定后，一直沿用至今。盡管200多年來新增了27條修正案，但美國憲法的基本原則一以貫之。

美國制憲者很早就意識到：“在不同階級的公民中必然存在著不同的利益。如果多數人由一種共同利益聯合起來，少數人的權利就沒有保障。”[1]為了防止多數人聯合起來，在政治上表達意見甚至共同行動，制憲者設計了政府的分權制衡體系，包括橫向的三權分立，和縱向的聯邦體系。于是，“在美國的復合共和國里，人民交出的權力首先分給兩種不同的政府，然后把各政府分得的那部分權力再分給幾個分立的部門，”[2]不管多數人如何聯合，在政治參與中，都不可能同時控制各州、聯邦，以及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門，這樣政府就把持在精英階層手中。

這樣一種分權制衡的制度，在運行時還需要媒體過濾、政治捐款等機制的配合，才能避免多數人參與政治的壓力。但是，這一運行200多年的制度現在也遭遇困境，社交媒體的出現，使美國的大多數民眾第一次獲得了聯合起來、共同參與政治的手段，美國既有的精英政治模式正面臨空前的挑戰。

社交媒體打破媒體過濾

上世紀30年代初，廣播出現在美國政治生活中，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大蕭條時期通過廣播向全國發表“爐邊談話”；50年代末，電視在廣播之后進入美國政治，肯尼迪通過電視辯論擊敗尼克松。廣播、電視作為新興傳播技術的出現，強化了總統的形象和聲望，但并未沖擊美國憲法的基本框架。和全國性大報一樣，美國的廣播、電視都是高度壟斷化的傳播機構，有利于頂層的聲音自上而下滲透，而大多數人只能是被動的受眾。

但是，社交媒體的出現，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上述格局。社交媒體作為開放性更大的平臺，并不能單向控制信息的流動。此前，如果一個政客在兩黨中沒有足夠積累，就不可能被推到媒體聚光燈下，獲得全美國的知名度。絕大多數的結局是被媒體直接過濾封殺掉，即使漏過了過濾，被媒體黑幾次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好吧，我說的就是從1988年以來便立志進白宮，但一直被當個梗看，只能上八卦新聞的特朗普。

但是，特朗普笑到了最后，他硬是從八卦新聞走出來，搶走了政治報道頭條。

媒體過濾機制的失效，背后是社交媒體的爆發。哥倫比亞大學的政治學家Greg Wawro認為，社交媒體使政客有可能和普通選民建立接觸。“社交媒體給政客們帶來了接觸公眾的新方法。如果被主流媒體過濾，候選人也能直接向選民發聲。同時選民也能反饋，增進了關系和交流，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3]

特別是，社交媒體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政治參與和動員方式，幫助“圈外人”沖破各種過濾和壁壘，進入政治中心地帶。“從特朗普到桑德斯，推特訂閱量的暴漲轉化成民意支持率的猛增。從2015年6月到2016年1月，特朗普的推特訂閱量增長86%到560萬，根據《赫芬頓郵報》計算，期間他在共和黨中的支持率從4.9%增加到36.9%。同一時期，桑德斯的推特訂閱量增長1644%到110萬，他在民主黨中的支持率從12.4%增加到33.3%。”[4]

2012年大選中，奧巴馬擊敗羅姆尼，社交媒體發揮了關鍵作用。根據皮尤公司統計，2012年6月的前兩星期，奧巴馬在Facebook上被贊1124175次，Twitter上被轉發150106次，Youtube上被評論、贊、收看839933次，而羅姆尼分別是633597次、8601次和399225次，奧巴馬領先羅姆尼約2倍。[5]由于奧巴馬第一任期政績不佳，經濟復蘇不見起色，因此2012年奧巴馬對羅姆尼比2008年對麥凱恩，在選舉人票數優勢上大幅下滑，奧巴馬連任成功上，社交媒體拿下了關鍵的加分。

2016年，在社交媒體上關注度慘淡的候選人，都先后出局了。到2月8日，還在競爭提名的兩黨候選人中，就各社交媒體的關注度而言，特朗普在Twitter、Facebook、Instagram上排第1位，Youtube第2位；希拉里在Twitter排第2位，Facebook排第3位，Instagram上排第2位，Youtube第3位；桑德斯在Twitter排第3位，Facebook排第2位，Instagram上排第3位，Youtube第1位。[6]

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優勢明顯，希拉里最后如擊敗桑德斯獲得提名，對特朗普也難言勝算十足。

政治捐款機制失效

在美國政治中，和媒體一起發揮過濾作用的，是政治捐款機制。候選人建立競選團隊、舉辦活動、購買廣告，都要花費大量資金。因此，只有那些能收到大額捐款的候選人，才有可能在選戰中勝出。因此，政治捐款也能起到過濾作用，保證當選者會傾向于富人的利益。

但近年來，這個機制也開始失效了。之前杰布·布什被看好，是因為其選舉資金雄厚，但他把資金主要花在昂貴的電視競選廣告上，所費不貲而收獲慘淡，因此2月前就退選了。而特朗普主打社交媒體，花在電視廣告上資金只有杰布·布什的1%。候選人通過募集大量競選資金，購買電視廣告密集轟炸就能勝出的時代，已經結束了，競選資金多寡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因素。

其次，小額捐款異軍突起，降低了大額捐款人的影響力。2008年前，美國大選中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大額的政治巨款；小額巨款募集成本太高，形同雞肋。但2008年，網絡支付的發展，降低了小額捐款的成本，小額捐款成為奧巴馬第一次入主白宮的重要推手。

意識到小額捐款的危險，美國精英階層反應迅速。2010年，最高法院通過判決，裁定政治捐助是言論自由的表達，企業、利益集團等組織，只要不直接把錢給候選人，即可無限制地募集、使用資金支持候選人的選舉。這項判決的實質是，通過無上限的政治行動委員會（PAC），美國的富裕階層可以無限制花錢助選，由此抵消小額捐款的影響。

然而這證明是一招臭棋。政治獻金大放水的結果，是候選人之間無序競爭，削弱了政黨的協調作用，共和黨“圈內人”先來一出相愛相殺。從各種政治行動委員會中，杰布·布什花掉1.268億美元、盧比奧6180萬美元、克魯茲6150萬美元，特朗普只花210萬美元，卻保持領先優勢。[7]

此外，最高法院明目張膽為金權政治背書，也激怒了美國普通民眾。政治行動委員會成為一個政治靶子，反對運動波及全美，不斷高漲。政治行動委員會引發的全國性政治不滿，可能遠超過富裕階層“作弊”成功的預期收益。據蓋洛普民調，從2010年開始，美國最高法院、總統、國會的民眾支持度再次跌落，其中最高法院一度觸及30%的歷史低點。[8]

隨著媒體、政治捐款的過濾機制失效，大規模政治參與的壓力增加，美國表面民主，內里精英的政治模式還能維系下去嗎？社交媒體會終結200多年的美式民主嗎？

[1] 《政府結構必須能使各部門之間有適當的控制和平衡》，《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

[2] 《政府結構必須能使各部門之間有適當的控制和平衡》，《聯邦黨人文集》第51篇。

[3] “Mining Social Media for Presidential Primary Ins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Feb 10 2016, http://datascience.columbia.edu/mining-social-media-presidential-primary-insights

[4] “Mining Social Media for Presidential Primary Insights”, Columbia University, Feb 10 2016, http://datascience.columbia.edu/mining-social-media-presidential-primary-insights

[5] “How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Use the Web and Social Media”, Pew Research Center, AUGUST 15, 2012, http://www.journalism.org/2012/08/15/how-presidential-candidates-use-web-and-social-media/

[6] “How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measure up on social media”, February 8, 2016, CNET, http://www.cnet.com/news/2016-elections-comparing-presidential-candidates-on-social-media/

[7] “Which Presidential Candidates Are Winning the Money Race”, APRIL 21, 2016, http://www.nytimes.com/interactive/2016/us/elections/election-2016-campaign-money-race.html?_r=0

[8] Justin McCarthy, “Confidence in U.S. Branches of Government Remains Low”, Gallup, JUNE 15, 2015, http://www.gallup.com/poll/183605/confidence-branches-government-remains-low.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