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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后冷戰階段的金融資本競爭

接著說第二個話題，就是當老冷戰向新冷戰轉化的時候，是從產業資本階段躍升到了金融資本階段，因此過去在產業資本階段可以“一個世界兩個體系”，但在金融資本階段，這個世界只能是一個體系了。世界重新分成兩個體系的可能性，對我們來說有一定的難度。到底該怎么應對？首先要分析老冷戰和新冷戰之間是如何過渡的，看看金融資本引領全球化是怎么發生的。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金融衍生品交易成為一個重要的吸納貨幣的領域，金融資本的增長速度猶如脫韁野馬。從那時起，這個世界的經濟增長就以所謂的交易增加值來作為其增長的主要部分，這在GDP的統計方式中體現得很明顯。在此背景下，原來“一個世界兩個體系”中的蘇聯東歐體系，因為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是嚴厲批判金融資本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因此蘇聯東歐體系是沒有進入貨幣化的，經互會體系一直堅持實體經濟的換貨貿易。這個體系主要以物易物，所以貨幣并不起一般商品交換的中間作用，更不可能發展出金融資本及衍生品交易。如果按照GDP的統計方式，其中主要是統計交易的增加值，那么當然整個蘇聯東歐的經濟增長量看起來很低，甚至在生產過剩時期是下降的。而美國因為貨幣大量增發，金融衍生品交易膨脹，GDP增長速度越來越快，增量也就越來越大。

當然這是一種虛擬經濟的增長，也是一個泡沫化的過程，但在統計上就是飛速增長。因此，美蘇之間立刻形成鮮明對比，導致了意識形態化的比較和說法。諸如西方自由市場經濟所代表的是人類的發展方向，因為發展速度非常快。蘇聯東歐代表的是一種集權專制，嚴重障礙經濟發展，就被比下去了。這種現象很大程度上形成于1980年代。當然，中國在這個階段已經開始大規模推進對外開放，帶動國內經濟改革。大量外資涌進中國，跨國公司在一個超大型國家開拓了投資空間，獲利大幅度增長，也是在這個階段，中國經濟增長的同時，美元指數也在明顯增長。

當大量發展中國家都開始接受西方投資的時候，就給了西方金融資本經濟一個空前的擴張空間。正好中國處于一個要素價格的低谷，因為前幾十年為了國家工業資本的原始積累，人為壓低了勞動力的價格，大家拿的工資都很低。記得1970年代的時候，我那時是全民所有制的職工，工資只有30塊錢；更早之前我當兵的時候，第一年只拿6塊錢，第二年7塊錢，第三年8塊錢。那時候普遍低工資，且農民得到的分配也是非常有限的。整個國家把所有的勞動者所創造的剩余，由國家占有了之后，直接用于擴大再生產。

這時候勞動力的價格是最低的，但因為我們是全民教育、全民醫療，也因此勞動者的素質是最高的。當大量的西方資本進入中國，特別是1990年代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陡然成為主導產業的時候，低端制造業涌入中國恰恰占有的是中國大量的低價格要素所創造的收益。于是乎，只要發展中國家不斷的開放，跨國資本在世界上大規模投資所形成的金融收益就不斷增長。這些收益再反哺西方發達國家，特別是美國帶動了它的金融資本經濟的快速增長。在這個階段，矛盾主要發生在不同的貨幣金融資本集團之間，也就是說中國當時不是主要矛盾。

老冷戰時期中國不是主要矛盾一方，那時的主要矛盾是美蘇。到后冷戰時期中國仍然不是主要矛盾，因為大量的金融資本主導的跨國集團，正在中國攻城略地大量獲取財富，所以這時候中國是貢獻者，向西方金融資本貢獻了大量的剩余。主要矛盾發生在蘇東解體后沖進去大割韭菜的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之間。割了蘇東韭菜之后，美元集團和歐元集團就構成了所謂后冷戰時期的主要矛盾的兩個方面，當然美元是主要方面，歐元是非主要方面。在這個階段，歐元并不具有足夠的競爭實力。值得注意的是，就在這個階段，當美元把歐元打壓得差不多了，歐元基本上不能占主導地位了，在世界結算和儲備貨幣中，歐元所占比例頂多也就和原來德國馬克、法國法郎、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瑞典克朗、瑞士法郎等所有加總所占的比例差不多，也就是20%到30%的樣子，沒有明顯地突破。

中國因為不是主要矛盾，就有了一個在產業資本階段快速發展的空間。并且這個時候，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認為中國是可以被融入的，因為中國在整個西方金融資本升級的時候做了巨大貢獻，所以才提出“中國融入論”。但另一方面，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后，認為中國將會重蹈蘇聯覆轍的聲音也很大，謂之“中國崩潰論”。不管是融入還是崩潰，總之西方金融資本集團認為中國已是囊中之物。

我們把這個階段叫做后冷戰，中國還不是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兩個金融資本集團。那么，什么時候發生變化的呢？其實這也是一個演進過程。2001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911事件，也就是政治危機在美國的核心區紐約爆發，同時華盛頓五角大樓也被炸，這種政治危機的爆發在美國歷史上極其罕見，除了當年跟英軍打仗的時候，曾經德軍英軍在早期進入過美國的本土，直到后來二戰，美國本土都沒有受到過很大的襲擊，911事件是美國歷史上非常罕見的一次直接攻擊美國本土的事件。這個政治危機是明顯的，同期又爆發了美國IT泡沫崩潰而形成的經濟危機。

因此，美國把其戰略重心陡然轉向中東、西亞和北非。在這種情況下，在后冷戰的重大歷史轉型的時期，美國提出了一個新的說法，大家可能很少注意到，叫做“新十字軍戰爭”。這就開始帶有某種冷戰意識形態的色彩，因為明顯是把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觀點，用到了現代外交關系或者現代國際關系上，變成了美國代表著西方文明的這樣一種意識形態。中世紀發生的十字軍戰爭，現在新世紀之初被再度提出來。

無獨有偶，這種帶有明顯的、以文明沖突論為意識形態的內容，現在又被美國頂層精英再次提出，就是斯金納，她對中美矛盾解釋得更直白。她說，老冷戰時期跟蘇聯的斗爭，美國信仰自由主義，蘇聯信仰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的理論也是自由主義的，只不過是自由主義的極端化，過于激進了，所以還是一個體系。她說，馬克思是德國的猶太人，還是西方文明中的一個部分。今天他們在解釋老冷戰、在逐漸淡化當年使用的各種各樣你死我活的斗爭手段時，開始從意識形態上提出一個“與時俱進”的說法，美蘇同屬西方文明，是可以對話緩和的，而正在崛起的東方文明，才是他們既不能理解也不能接受的，他們不可能容忍這個東方文明成為世界主導，這是對整個西方文明的挑戰。從2001年美國領導人提出“新十字軍戰爭”，到把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拿過來變成美國現在的所謂意識形態，也有點像當年對日作戰，他們把日本當成東方文明的一個代表，在那個階段曾經形成過非常簡單的劃線。

因此，今天的新冷戰，早在2001年就已經有了初步端倪。到了21世紀第二個十年，特別是2018、19年，美國經歷過老冷戰的一批政客，無論是博爾頓、班農，還是特朗普、蓬佩奧這些人，他們的思想深處根深蒂固的是老冷戰的意識形態，沒道理可講，就是劃線站隊，再加上亨廷頓所謂的文明沖突論，這套東西變成了一個沒有任何理性可言的意識形態站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