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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遙遠海外的原材料、來自遙遠海外的產品觀念和技術，最后，主要存在于遙遠海外的產品市場，這個圍繞著棉紡織品的全球供銷網絡，是地方性的半封閉經濟體所不可能具有的；而之所以只有18世紀末的英國能夠擁有并控制這個全球網絡，是因為英國長期以來通過戰爭獲得的獨有特權。貝克特寫道：

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英國逐漸建立縱橫交錯的世界經濟體，并主宰人類最重要的一項產業。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工業資本主義開始出現并且最終將其羽翼囊括全球。從這個地方性火花開始，我們所熟知的世界出現了。⁸

所以，一定不能倒果為因。根據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科學院教授李伯重的研究，水轉大紡車的工具機所達到的工藝技術水平比著名的“珍妮”紡紗機更高，工作性能和工作效率也更高；甚至有學者推測，后者可能就是前者經印度傳入英國后略加改良的產物。⁹但是，這絲毫也不重要，因為問題的關鍵本來就不是技術發明，而是英國通過對外戰爭所創造出來的巨大市場需求，以及通過戰爭對于資本主義跨國網絡的有效控制。如斯文·貝克特所說：

換言之，只有戰爭資本主義所攫取的力量才使他們從水中汲取動力成為可能。¹⁰

除了棉紡織業，其他方面的情況也類似。多個歷史學家們認為，如果沒有戰爭的推動，在蒸汽機生產、鐵路、輪船以及許多在這些生產過程中迸發出的創新激增現象，不大可能出現。另外，對武器裝備和軍需物資的標準化物品的需求產生了規模經濟，并且隨之刺激了生產的集中化。在運輸現代化和通信現代化方面，來自戰爭的需求，是最為重要的牽引。

歷史上第一次，征服戰爭不僅僅意味著在掠奪戰利品方面的巨大收獲，而且意味著對于工業化進程的巨大需求牽引，于是形成了軍事能力與工業能力的正反饋同步增長。保羅·肯尼迪寫道：

先進的蒸汽機技術和機制工具，使歐洲擁有決定性的經濟和軍事優勢。滑膛槍炮（雷管、膛線等）的改進是十分不祥的；大大增加發射速度的后膛炮的發明甚至是更大的進步；格林機槍、馬克沁機槍、輕型野戰炮給一場新的“火力革命”作了最后幾筆潤色，這場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依靠陳舊武器的土著民族在抵抗中取勝的機會。……也許在19世紀末可以看到最大的差距：在1898年的恩圖曼戰役中，基欽納軍隊的馬克沁機槍和恩菲爾德步槍在半個上午消滅了1.1萬名伊斯蘭教托缽僧，而自己的部隊只損失了48人。結果，火力的差距，像工業生產力上已經出現的差距那樣，意味著領先的國家擁有的資源，為最落后的國家的50倍或100倍，從達·伽馬時代起尚不明顯的西方的全球統治，這時幾乎沒有限界了。¹¹

其實，戰爭造就了國家和社會，戰爭也創造了經濟增長，根據歐洲的近代歷史得出這樣的原理并不稀奇。西班牙納瓦拉大學桑切斯Rafael Torres Sánchez在對“國家、戰爭和發展之間的關系如何變化”的課題進行了研究之后認為，事實就在于“歐洲人成功實現了增長，不是由于享受了和平，而是由于借助了戰爭”。而馬克思也指出過：“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士。暴力本身就是一種經濟力。”¹²

根據貝克特的研究，資本主義在每個階段都包括了一些共同的要素，包括戰爭的運用、對殖民地資源的占有、對全球范圍勞動力隊伍的重組、跨國網絡的建設以及資本勢力與“國家”的結盟等。這些要素無不起源于戰爭資本主義時代，并在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和全球資本主義時代繼續發揮作用，只是方式不同而已。他認為，如果說英國工業革命和經濟轉型的成功真有什么“秘訣”，那就是英國將戰爭資本主義的遺產、較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運作、具有前瞻性眼光的資本家的積極行動以及一個具有強大行政、司法和軍事能力并愿與私人資本進行合作的國家成功“統合”了起來。而這個“統合”完全是國家行為，單憑市場力量或科技發明是不可能完成的。

這也就意味著，正如十字軍東征和地理大發現讓西方國家率先發現了現代科學，大航海之后的戰爭資本主義又讓西方國家率先爆發了工業革命。貫穿這數百年歷史的那條主線，就是持續不斷的戰爭。

2．中國工業革命的啟動是因為中國贏得了和平

贏得了戰爭，包括直接的收益——如獲得戰利品、戰爭賠款、新的殖民地、更多的特權、更高的國際地位等等——以及間接的但是更大的收益，如工業化進程的加快、工業化與現代經濟增長正反饋加速、綜合國力的大幅度增長等等。

但如果再看戰敗國的這一面，事情就反過來了。輸掉了戰爭，包括直接的損失——如人員和財產的喪失、割地賠款、新的不平等條約、更多的剝削和壓迫等等——以及間接的但是更大的損失，如工業化進程被打斷、經濟增長進程被打斷、國家發展計劃被打斷、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外患與內亂相互加強、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雙雙下降等等。

而這正是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相當長時間內的總體局面，與英國那種“好的”戰爭正好相反，中國在一百多年時間里始終深陷在“壞的”戰爭當中。

所以，正如西方歷史學家們推開了胡亂解釋、勞而無功的經濟學家們，潛入到歐洲近現代史的海面之下觀察冰山的山體，才又重新發現了戰爭與英國工業革命成功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要想完整解釋今日中國工業革命的成功，也一樣要推開近幾十年來一直胡亂解釋、勞而無功的經濟學家們，潛入到中國近現代史的海面之下，首先重新觀察戰爭與中國工業革命不成功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然后再重新發現今日中國革命成功與中國通過戰爭贏得了和平這兩者之間的直接因果關系。

戰爭與中國工業革命不成功之間的因果關系，應該是一目了然的。

1861年咸豐十一年，清廷批準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職能相對于帝國內閣，恭親王奕訢被任命為首席總理大臣；同一年秋冬曾國藩在剛剛攻陷的安慶創辦了第一家專門生產新式兵器的軍械所；第二年同治元年6月，京師同文館開館，聘請外籍教師，翻譯西洋著作；一系列新政標志著史稱“洋務運動”的工業化的啟動。

很多學者傾向于貶低清末的工業化和現代化努力；但事實上，當時世界的工業化強國以英、法、美為第一集團，大清、俄國和日本三國則在第二集團中差不多處于并列的位置，于1860年前后同時起步。而在“洋務運動”初期，大清的進步速度并不落后；安慶軍械所成立的第二年，就研制出來中國第一臺實用蒸汽機，并試航了第一艘木制蒸汽輪船。曾國藩在日記中寫道：“竊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國人亦能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5年后的1876年，一個英國海軍軍官在參觀了左宗棠創建的馬尾船政局之后寫道：“中國的工程師……英文說得相當好。船的引擎情況良好，什么東西看來都干凈，事事都認真有條理。”“最近造的一只船……引擎及一切部件，在建筑過程中，未曾有任何外國人的幫忙。”船政局所生產的產品，“技藝與最后的細工，可以和我們英國自己的機械工廠的任何產品相媲美而無愧色。”¹³

1894年，孫中山在他的《上李鴻章書》中感嘆道：

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余力，骎骎乎將與歐洲并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以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接踵舉行。

這是一個頂峰時刻，此后的孫中山再也沒有如此這般地歌頌過大清版改革開放；因為就在他這封上書的第二年，日清甲午戰爭這一場決定了歷史轉折的戰爭，一舉打斷了近現代中國的第一次工業化進程。

工業與軍事不分的時期，戰爭失敗也就是工業化失敗。1884-1885年中法海戰，南洋水師全軍覆滅，曾經輝煌一時的馬尾船政局也遭到毀滅性破壞。1900年八國聯軍的入侵天津和北京，在甲午戰爭之前已能夠生產魚雷艇、新式火炮的大型軍工企業天津機器局，一并遭到毀滅性破壞。

發生在中華民國初期的第二次工業化進程，當然也是被戰爭打斷的。眾所周知，民國第一個十年以及其后的1920年代，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工業和經濟都出現了較快的正增長。沙培德寫道：

從20世紀第二個十年中期到20世紀20年代中期，工業快速擴張，絕大部分年份的平均增長率在9%到13%之間，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更高（由于列強無暇東顧）。在這一形勢下，農業產量同樣相當可觀，可以與人口增長（從1912年的四億三千萬到1930年的五億）保持同步。盡管絕大部分軍火購自西方，但中國自己的兵工廠也有所貢獻；鐵礦開采有所發展，建成了一些鋼鐵廠；公路與鐵路網也有所改善。……在這一時期，地方政府同樣顯示出某些連續性。¹⁴

但是這個前景向好的工業化進程和經濟恢復趨勢，最終還是被日本的侵華戰爭和接下來的國共內戰完全打斷了，直到1949年新中國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