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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文揚】

前一篇《全球抗疫“政治曲線”中的文明因素》，強調了這一次中國以總體戰、阻擊戰的應對方式抗擊疫情，背后有中華文明獨特天性的因素。

文章認為，中華文明最大的獨特性在于它在同一片原居土地長達數千年連續不斷的定居。正是因為連續不斷的定居，這個文明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守護家園并保存人口，而不是像其它游居文明那樣在連續不斷的遷徙中鵲巢鳩占他人土地，劫掠搶奪他人財富。

所以，這個唯一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唯一能夠發展出世界上最大原住民群體的文明，必定天然具有通過高水平的集體行動團結一致抵御外來威脅的能力，包括抵御外敵入侵和對抗瘟疫流行。

此觀點似乎帶有這樣的含義：其他文明不具有這種獨特天性以及相應的獨特能力。不幸的是，事實很可能是這樣。

到目前為止，新冠肺炎已經發展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全球大流行，而且疫情中心也從中國轉移到了歐洲和美國，即西方文明的所在地區，正好可以觀察一下這個文明到底是如何應對這場百年不遇的大瘟疫的？在應對過程中這個文明又顯現出哪些根深蒂固的天性？

從疫情開始暴發一路發展到現在，在歐洲和美國已經出現了很多令中國人難以理解甚至感到震驚的現象。最典型的例如疫情已經出現之后，民間的大型聚集活動像馬拉松、狂歡節、宗教活動等照常進行，盡管專家和政府都發出了警告，但民眾我行我素毫不在意。

再例如，政府方面對中國的疫情發展和政府措施似乎視而不見，提前一個多月的預警時間、震天響的警告哨聲完全不起作用，應檢盡檢、應收盡收、人人戴口罩、全面社會隔離等措施，并不及時仿效；直到意大利轉眼間成了第二個湖北省，病死率沖到了7%以上，英國、德國和瑞典等國竟然還決定以“群體免疫”的“躺倒政策”應對，似乎準備欣然接受百萬級的歐洲人口損失。

再例如歐洲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在確診人數開始擠兌醫療資源時，就很快出現了犧牲老年人的“選擇性治療”情況；而美國更過分，只是剛剛出現經濟停擺的征兆，就立即出現了犧牲老年人的聲音，得克薩斯州副州長丹·帕特里克在接受美國福克斯新聞采訪時公開表示，為了避免美國經濟發生崩潰，老年人群體應該自己照顧自己，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老年人很愿意以犧牲自己做交換。

視頻/觀察者網 張逸清

在此之外，還有美聯儲以抗擊疫情名義實施的“無限量QE”，包括開放式的資產購買，將自身的“最后貸款人”角色直接換成了“最后購買人”角色，通過狂印美元托底股市、托底破產企業。這個極端舉措的含義到底是什么？美聯儲作為全球“央行的央行”突然放出來無限量的美元任其泛濫，到底是要干什么？

以上種種，大都超出了普通中國人的常識理解。反觀中國這里，政府不讓摘口罩，全國人民就這么戴著，很多省早已“清零”多日，但也陪著一起執行規定。政府說有序復工復產復市，誰也沒有自行其是，包括自負盈虧的民營企業，寧肯忍受著每日累積的成本損失，也一切行動聽指揮。至于老年人，即使是在武漢疫情最嚴重、醫療資源擠兌已經發生的那些日子里，是否犧牲掉老年人這個問題也從未出現。確切說，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根本是一個想都不能去想的問題！

到底是什么東西在決定著兩者之間這么大的反差？其實還是前一篇文章中的觀點，既然從政府到民眾都表現出巨大反差，那么答案就不能僅在政治制度上尋找，還是要深入到文明的因素當中。

如果說歐美的“群體免疫”和“犧牲老年人”體現的是一個社會哪怕只是為了一個并不確定的未來，就可以先犧牲掉本社會弱勢群體這一叢林社會邏輯，那么，中國的全民聽指揮、不以部分利益干擾全局、整個社會在統一調度之下有序運轉，體現的就是一個社會一旦看到可以確定的未來后，全民就會采取步調高度一致的集體行動這一文明社會邏輯。

疫情開始暴發時，一聲令下全國人人戴口罩，疫情開始緩解時，全國分區有序摘口罩。不要小看了這一現象，其中反映出來的集體行動水平和背后強大的文明邏輯，足以令人震驚！

游居文明與定居文明之不同

與中華定居文明相對的，是可以籠統稱之為“游居文明”的另一大類文明。

在我去年的新書《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中，特別澄清了一個問題，即英文中與Sedentism或Sedentariness相對的Nomad不應翻譯成“游牧”，而應該翻譯成“游居”，與中文“定居”一詞相對。

在人類學和考古學意義上，定居的定義，可以指一種狀態，即“在一個地方長時間群體居住的生活方式”；也可指一個過程，即“從游居社會向永久留在一個地方的生活方式的轉變過渡”。而Nomad這個詞本來的定義是指所有“沒有固定居住地的人群社團”，并不專指游牧社會，也指沿貿易路線游走的商隊或過著流浪生活的吉普賽手藝人等，廣義上就是指所有非定居的人群，所以應該是中文的“游居”。

這個分辨，非常有助于理解中華定居農耕文明之外的其他非定居文明。因為如果追溯人類歷史的演進，早期人類社會都是游居的，定居才是個別的異常狀態。這就意味著，從最初那些四處遷徙、居無定所的狩獵采集游團（Band），到草原上那些騎馬的游牧民族，或者海洋上那些乘船的海上民族，或者干旱地帶那些從事長途貿易的游商民族，或者森林地帶那些通過大遷徙強占他人土地的游擊民族、游盜民族，這個長達數千年的發展構成了人類文明史的一條連續不斷的主線，就是所謂的游居文明。其主要的特征就是游動，文明在不斷的游動中演進與發展。

顯然，這些不同類型的游居文明與中華定居文明——這種很早就開始成片地定居下來、通過在原居地大規模治水和農業革命率先轉入農耕生產生活方式、連續數千年固守在原居地上發展出的定居文明，互為鮮明對立的他者文明。

之所以游居文明與定居文明的劃分這個問題長期以來只在歷史學家的圈子里討論，并未進入現代國際關系領域成為一種概念工具，是因為人類社會在最近的幾個世紀里由于新世界殖民的完成、主權國家的先后建立以及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加快，絕大部分曾經的游居社會都紛紛轉成了定居社會，不再四處遷徙了，表面上似乎看不出定居文明與游居文明之間的差別了。

《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中寫道：

在人類文明史的大部分時間里，定居社會并不是人類社會的主流，游居社會的數量和總體人口規模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大大超過定居社會；人類的大部分乃至絕大部分都轉為定居、進入城市、成為國家的國民，是很晚近的變化。實際上，直到今天，世界上仍存在著不同形式的游居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