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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話語告訴世界：

第一，當代中國的崛起并非當代世界歷史中的新興國家經濟起飛事件，也并非近代世界歷史中的大國興衰事件，當代中國是歷史中國的延續和發展，這是一個需要放在中華文明5000多年的歷史運動中來理解的巨大事件；

第二，中國的和平崛起，并非當代世界的國際關系歷史所決定的，也并非近代世界的戰爭與和平歷史所決定的，歸根結底也還是中華文明5000年的歷史文化基因所決定的。

無論這些話語在翻譯成外文時外人如何解讀，外人是否理解，中國方面關于中華文明的問題，已經解釋的相當透徹。

首先要看到，這里有一個往往被人們忽略的事實：英文的civilization這個詞與漢語中的文明這個詞，意思并不完全一樣。

英文表示文明的civilization這個詞，出現得很晚，最初是作為與蒙昧savagery和野蠻barbarism兩個詞相對的一個概念創造出來的，用于表示18世紀時歐洲城市中剛剛出現的那種整潔干凈的、講究禮貌的、輕松舒適的生活，以區別于過去那種骯臟的、粗野的、貧苦的鄉下生活。

蘇格蘭哲學家亞當?弗格森（Adam Ferguson）于1767年發表了一個論文集，名字叫《文明社會的歷史》（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該書的主題就是：不僅個體從幼童長大為成人，物種群體也從粗野成長到文明。（Not only the individual advances from infancy to manhood, but the species itself from rudeness to civilization.）

所以，西方文化中的文明一詞，從誕生伊始，就兼容于進化論的語境，天生隱含了“高級發展階段”和“高等文化狀態”這兩重意思，前者與過去的歷史相對，后者與其他文化相對。100年后，亨利·摩爾根在他的《古代社會》一書，將人類史前時期的進化按照“蒙昧時期”“野蠻時期”和“文明時期”分為了三個大的階段。

但漢語中的文明一詞并不是這樣的一個起源。《周易》中有“見龍在田，天下文明”一語，《尚書》中也有“睿哲文明”的文字，說明這個詞是與華夏族最古老的文獻一起出現的，而且從誕生伊始，就兼容于天下觀的語境，天生隱含了“天下文化”和“天下光明”的意思。唐初經學家孔穎達對《周易》、《尚書》中使用的“文明”分別作了兩個注疏，一個是“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一個是“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

對比一下這個概念在西方和中國的不同起源，可以發現，漢語中的文明一詞，主要是指基于華夏族書寫文字符號的精深文化出現之后，對于社會和自然環境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現象。意思是，華夏精深文化傳播到了一個地方，就會在那里經緯天地、照臨四方。魏晉時代的曹丕有言，“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這個區別對于今天意味著什么呢？這就意味著：一方面，當中國人使用漢語來講自己的“中華文明”時，所指的東西并不與英文的civilization完全一樣，由于漢語的“文明”早在英文civilization出現之前至少2500多年就開始使用了，而且是在一種“自發達、自競爭、自團結”（梁啟超，1901年）的文明發展歷史中使用的，當然也就主要是在原本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的含義上使用，而不是在18世紀西方的civilization的含義上使用，所以其中并不必然要包含進化論的含義，也并不必然包含不同文明之間的高低優劣區別。

另一方面，當其他人使用漢語之外的語言在英文civilization的意思上談論“中華文明”時，由于他們不大可能理解漢語“文明”一詞的全部含義，所指的東西也必定不會與中國人所說的“中華文明”完全一樣，因此而難以理解到其遠遠超出civilization的其他方面的含義。

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綠松石龍，是中華文明的代表之一

中國學者的使命

基于對于漢語文明這一概念的如此理解，才能真正明白中華文明5000年的世界歷史意義，才能真正明白為什么只有中華文明是唯一連續的文明，也才能真正明白為什么說“中華文明是在中國大地上產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

事實上，一個必須通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高低優劣對比來界定的文明，注定不能承認文明是多元的、平等的和包容的，也注定無法與其他文明進行平等交流互鑒。當然也就不可能是一個在其全部歷史中都貫穿著和平、和睦、和諧理念的文明，一個數千年連續不中斷的文明。而只有將全天下的“人文化成”和“光明普照”視為文明本質的文明，才可能是一個“同其他文明不斷交流互鑒而形成的文明”，才可能在每一次大的文明沖撞中實現自我維新并不斷延續和發展。

為什么西方學者在理解中國崛起的問題上整體上是失敗的？因為無論是把中國當作民族國家還是文明國家，其實從根本上并未脫離開西方中心論的立場。將復雜多變的國際關系問題高度理論化、甚至抽象成帶有類自然科學形式的理論，將國家抽象為類似于物理學當中的運動物體，和歷史無關，只與物體的當前質量和運動方向有關......這種思維方式其實是西方民族國家崛起歷史過程的產物，并且受到了同時期取得巨大成功的牛頓物理學理論強烈影響，因此，實際上只在高度西方化的世界里具有一定的普適性，一旦發生了文明史尺度的歷史巨變和世界秩序的重塑，這種理論注定是要過時的。

但是當前國際關系學界的主流，卻仍是固守在西方中心論立場上并沉迷于形而上學理論形式的這一批人，其中也包括部分中國學者。這些人無論在理論上如何花樣翻新，其新理論看起來如何具有學術性，卻因為不能正視由于中國高速崛起而正在發生的時代巨變，實際上距離國際政治現實卻是越來越遠了，在理解中國方面也遇到越來越多的困難。

這也就意味著，最終將文明問題引入國際關系理論作為基本要素，并從中發展出避免文明沖突、展開文明平等交流和互鑒、通向新型大國關系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道路的真正大有希望的學術努力，只能從基于中國思想、中國理論的中國話語中產生。

畢竟，作為人類文明史上唯一從原生文明連續未曾中斷發展至今的文明，只有中華文明對于何為文明、文明的本質是什么、不同文明之間如何平等交流和互鑒等重大問題，具有最深刻的理解，也能夠給出最正確的解釋。

這是當代中國學者不容推卸的歷史使命。筆者本人去年的《天下中華——廣土巨族與定居文明》一書和今年的《文揚論文明》40講音頻課程，都是受到這一使命的驅使而進行的一點個人努力，希望能夠成為匯入到中華新時代思想大潮中的小小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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