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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研究員文揚參加思想者論壇

文揚：

“一帶一路”十周年了，我覺得可以講點哲學問題了。幾年前講，條件不成熟，現在十年了，未來“一帶一路”建設還會繼續下去，就需要我們從哲學層面理解這個倡議了。

“一帶一路”提出后，很多人用美國的“馬歇爾計劃”來和它對標，其實到現在為止，“一帶一路”的規模遠遠超出馬歇爾計劃。福山在最近的文章中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規模、最雄心勃勃的一個全球化計劃。

如果要在近代以來的歷史中找一個對標物，羅思義研究員說要從布雷頓森林體系講起，我覺得還不是，還要更早。

斯賓格勒在20世紀初期對未來世界有一個深刻的預判，他認為工業化進程存在一個陷阱，西方通過工業化實現了壟斷，但從十九世紀末開始，西方犯下了決定性的錯誤，“著名的‘工業疏散’開始了”。

當時的工業疏散當然不是像“一帶一路”這樣由國家推動，為了讓整個世界共享發展，而是由資本家的逐利本性所驅動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競相把自己的技術秘密、程序、方法、工程師都疏散出去，單純是為了降低成本、擴大利潤。但最后的結果卻是，“被剝削的世界開始對其主人進行報復。有色人——他們同樣熟練地和更加知足地工作——用無數雙手動搖白人經濟組織的基礎?！?

大家可以設想，如果中國也走上西方“工業疏散”的道路，那么，中國很快也會掉入這個陷阱，中國的企業、技術、人員疏散到了非洲、南亞、東南亞等地區，最終也會反過來遭到報復，喪失掉本國經濟組織的基礎。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這個陷阱呢？我最近看到一個流傳很廣的視頻，是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的一個演講。最早是列奧·施特勞斯曾經在《現代性的三次浪潮》里指出了西方哲學的危機，后來沒有人再詳細說。薩克斯則從經濟思想史的角度講述了整個轉向的過程，他從馬基亞維利開始說起，經過霍布斯、曼德維爾、洛克，到亞當斯密、馬爾薩斯、達爾文，再到安·蘭德，形成了一個思潮。

在這個大轉向出現之前，古代世界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普遍是為政以德，政治和道德兩者不可分。薩克斯也說在亞里士多德那里，政治和道德是一回事，但后來馬基亞維利把這兩者分開了，自此之后道德不再與“眾人之事”相關，一直發展到到安·蘭德的《自私的美德》，貪婪也成了正當，競爭可以不擇手段，畢竟利潤高于一切。

伴隨這個哲學大轉向，資本主義在創造出無窮的財富的同時，也一直在醞釀著重大的危機，如果人類社會還是在這樣的哲學思想指導下發展，危機的總爆發是不可避免的。

本來這似乎是個死結了，因為從上個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席卷全球，這意味著原本只在西方文明中發生的哲學大轉向，席卷了所有其他主要文明，已經是無死角的擴散，導致了整個人類文明的巨變。

順便說一句。我最近有一個觀點，只要被新自由主義洗過的，都很難擺脫它，包括今天的中國。所以我認為在研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同時，也要研究“中國特色新自由主義”這個客觀存在的現實。中華文明能不能駕馭新自由主義，使它變得不這么瘋狂、這么有害？這是一個重大課題。

那么，由新自由主義革命所推動的人類文明的巨變將是什么結果呢？會不會也陷入與西方文明同樣的危機呢？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今年6月在深圳有一個演講，題目叫“跨文明與跨主體性的可能條件”，涉及一些純粹的哲學討論，我覺得非常深刻?？缰黧w性的概念是他與一位法國哲學家共同定義的，意思是讓每一個文明的最好性質同時也成為所有文明的普遍性質，由此催生“跨文明乘法”。這是一種對人類文明未來愿景的設計，但他認為這恰恰要求文明演化的“返祖”，再次回到文明的本源。這個思想對我很有啟發。

中華文明的特殊性之一可以說就是多次回歸本源。雅斯貝爾斯在1949年寫過《軸心時代》，講述人類歷史的起源與目標，提出了軸心時代這個概念。他說的軸心時代大約是在中國的先秦時期，但實際上中國在軸心時代之前、即商周時期，就已經形成了今天中華文化某些最根本的東西，就是趙汀陽所總結的天下精神、易經思維、歷史視域等。到了先秦孔子時代，與古印度、古希臘、古以色列的軸心時代大約同時期，又出現一次軸心時代，但我覺得到了唐宋、明清時期，中華文明也都出現了類似于軸心時代的精神升華。

所以，研究中華文明應該把它看作是多軸心時代、多本源的一個文明。面對今天由于西方哲學主導世界體系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我認為中華文明將托底人類未來，也就是說針對西方哲學的大轉向、針對新自由主義對全球各主要文明的席卷，現在還沒有其他文明能夠逆轉這個趨勢，但中華文明有這個可能。

其實從馬基亞維利一直發展到安·蘭德，他們提出的某些思想，如果和我們先秦古賢的哲學思想一一對應的話，你會發現一點也不新鮮。春秋時期的管子、荀子就已經提出了和霍布斯完全一樣的關于人類本性的基本假設，但最重要的是，我們提出了人性之惡、人性趨利避害的基本特性后，得出的解決方案和西方哲學完全不一樣，而這恰恰就是人類未來的希望所在。同樣承認人性是惡的、是逐利的、是貪婪的，但中華古賢當時提出一整套可以將此變成不會危害全社會的東西，比如管子的禮義廉恥“國之四維”，比如孔子的“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

回到“一帶一路”?！耙粠б宦贰笔鞘裁?？我覺得可以把它理解成哲學的逆襲、文明的再出發。到目前為止，還從來沒有一個類似的全球化計劃是基于共存理念并強調共同享有的。“一帶一路”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是以中國哲學為基礎的，我們相當于是以這樣一種實實在在的實踐方式在全球范圍內推行新的哲學、新的文明。

道德要回歸政治。習近平總書記關于“一帶一路”已經有過很多講話，很多政策文件都說到這個問題，都強調合作重于競爭、公利大于私利、整體先于局部。

伯納德·曼德維爾1732年的《蜜蜂的寓言》很早就描繪了西方新自由主義的基本邏輯——私人惡德即是公共利益。在他看來，如果蜂巢里的蜜蜂不那么具有攻擊性、不那么貪婪，整個蜂巢就會死掉，所以一定要更強大才能活。但這種邏輯只是在蜂巢之間的競爭中才是成立的，如果全世界都遵循這一邏輯，天下是要崩潰的。

實際上，無論是馬基雅維利眼中的中世紀意大利城邦，還是曼德維爾用來比附的蜜蜂蜂巢，還是亞當斯密“國富論”中所說的一國，都是個體化的人類組織，而不是包括全體的天下。而與之恰成對照，中華傳統中最重要的哲學家，無一不是“以天下觀天下”，從根本上是完全不一樣的。

雅斯貝爾斯所說的軸心時代，用他的定義，就是人第一次開始意識到人類一定是全體的，不是個別的，第一次是意識到自己是什么，并意識到自己的局限性。所以，趙汀陽論證并提出了當今世界最為重要的一個哲學命題——“共存先于存在”。

“一帶一路”就是這樣，一開始就是以共存的形式來推出的，而不是以單獨的、“我的”利益存在推出的，大家都意識到這個問題了。這就是我說的“一帶一路”的哲學基礎和文明內涵，而“一帶一路學”的理論框架，也應該先從哲學基礎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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