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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為什么德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拖延如此長時間？德國社民黨議員阿爾特稱，由于德國沒有戰略文化傳統，過去70年一直將戰略問題丟給北約，如今是一個重要的文化變革，需要一定時間。怎么看德國打破這個傳統，處于“時代轉折”中的德國，將轉向哪個方向？您對這份戰略整體印象如何，有沒有特別值得觀察的地方？

伍慧萍：德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出臺的確拖了較長時間，德國新政府是2021年12月正式上臺，當時的聯合執政協議中就已經提出制定國家安全戰略的目標，2022年3月18日正式啟動，原本預計耗時一年左右，準備在今年2月的慕安會期間出臺，但后來一直往后拖，直到6月14日德國內閣才正式公布，而且在這之前媒體也沒有披露文本內容。

其中的主要原因，一是聯邦政府內部各部委之間對相關問題及文本細節存在較大分歧，二是聯邦和各州層面也因為分權問題有比較多的異議，比如關于災難防治、網絡攻擊等方面的管轄權，聯邦政府希望擴權，但各州對此存疑。尤其在一些爭議性較大的問題上，各部門之間的矛盾比較多，最明顯的例子是，最終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里面沒有提到國家安全委員會。目前德國聯邦政府設有聯邦安全委員會，原本希望效仿美國模式，成立一個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總理府負責協調、制定國家安全政策；但因為外交部由綠黨主導，如果由總理府協調就意味著在重要外交問題上的權力被削弱，所以外交部反對設立。

德國國家安全戰略打破了過去的傳統，之前安全政策都是由國防部牽頭制定，但首部國家安全戰略恰恰是外交部牽頭，經跨部委協調，幾乎所有部門、甚至連教研部都牽扯其中，結果就是跨部門的分歧明顯。而且，德國原本計劃在國家安全戰略的框架下再制定一個新的中國戰略，但現在看來中國戰略什么時候能出臺更不確定，各方在關鍵內容的表述上分歧更多。

從歷史縱向來看，二戰以后德國長期在軍事上奉行所謂的克制文化，因為國家安全戰略首要涉及傳統意義上的安全，所以對德國而言，出臺首部國家安全戰略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打破了此前的束縛。

由于兩次世界大戰的負面歷史經歷，戰后德國很少談宏大戰略，選擇將北約作為軍事保護傘，自身更注重發展文明國家這類非軍事的民事實力，更多地強調政治價值觀、規范性權力，聚焦于發展經濟實力，建設福利國家，而在安全戰略方面向來不會主動談及。

但我個人認為，最晚是從兩德統一之后，德國的戰略文化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因為德國的自我認知有了非常大的轉變。一般來講，大國都會出臺國家安全戰略，闡述其如何認知國際局勢、周邊環境，如何評估全局性的挑戰，如何界定自身的角色。兩德統一后，德國認為自己成為一個正常國家，在這方面開始有所思考。

如今，德國進一步打破過去的傳統，主要是兩方面的內外驅動力，一個是前面提到的國家轉型，統一之后整體實力上升，伴隨著國家崛起，自然而然有了內生驅動力，開始需要更周全地考慮一些時代問題，對國際環境、自身定位，至少要有戰略上的表述。

二是，外部驅動力也很重要，因為德國聯合政府在2021年底上臺后就明確表示要制定國家安全戰略，但選在去年3月18日啟動，關鍵因素就是俄烏沖突；戰爭爆發后，總理朔爾茨提出“時代轉折”這一論斷，意味著德國外交政策、安全政策等都正在經歷相應的轉折。所以，俄烏沖突一定程度上是重大的外部刺激。

內外兩方面因素促使德國克服了內部各種分歧，最終出臺這樣一份戰略。

德國出臺首份國家安全戰略 圖自路透社

觀察者網：不過矛盾的是，俄烏戰爭爆發后，德國乃至整個歐盟恰恰與北約之間變得更協調一致，在外界看來這似乎與德國推出國家安全戰略的目的有所相悖，怎么理解德國人的這套邏輯？他們觀念中的獨立與協調一致（無論是北約還是歐盟）究竟是什么意思？另一層面是，因為北約最早成立的目的之一是有監督戰后德國的意圖，所以與戰敗國的約束有關嗎？

伍慧萍：北約首任秘書長曾經說過，成立北約的目的就是擋住俄國人、留住美國人、壓制德國人。但隨著時間推移，這些目標也在發生變化。

我覺得，如果當下還是使用二戰后對戰敗國德國的約束這樣一種認知，其實是過時的。兩德統一三十多年，德國早已走出戰后初期的生存狀態。隨著國家整體實力的提高，它不僅是經濟強國，也希望在政治上逐漸發揮更大作用，在歐盟、在全球發揮領導力。德國的自我認知中，已經自視為一個正常國家。所以，出臺一部國家安全戰略，也是展現這方面的雄心。

事實上，我原本預期它可能在國家安全戰略中更多談論德國的領導作用。因為之前官方的各種表態中，越來越多地提出德國要承擔領導作用，甚至包括軍事領域；但從實際出臺的文件來看，相關表述還是比較謹慎的，沒有提及領導力，提的是更多的責任。

至于是否會影響德國跟北約之間的關系，出于戰后歷史經驗的緣故，德國國家安全戰略中反復強調德國外交的兩個支柱，一是歐洲一體化，這一點延續兩德統一之前的傳統，始終將德國的發展壯大放在歐洲一體化框架之下，跟歐盟的外交與安全戰略相符，只有這樣才可以打消其他國家對德國崛起的顧慮。

二是跨大西洋關系，強調北約框架下的美歐合作。這兩大支柱貫穿于國家安全戰略。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德國戰后的歷史經驗，對于德國而言，這一經驗是成功的，德國也由此形成路徑依賴。

二戰之后，原本北約的針對對象就是打壓德國，但實際上到了1955年，德國在北約的框架下實現重新武裝，再后來德國主動在軍事安全領域選擇將北約的核保護傘作為本國的安全保障。

1955年，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加入北約。

可能我們國內會有一些觀點認為，這樣做相當于喪失了獨立的軍事主權、談何獨立國家，但他們的理念確實跟我們不太一樣，而且在客觀實踐中，由于北約的存在，德國完全不用擔心在軍事領域的安全問題，可以利用更多的資源去推動自己的福利國家建設，發展軟實力影響等等。這是德國的一套政治邏輯。

當下俄烏沖突確實對德國產生了現實刺激，不過在如何應對和發展歐洲防務方面，德國跟法國還不太一樣，雖然德國人也提歐洲獨立防務，強調應當建立歐洲的防務體系，但它的前提是在北約框架下。比如，剛剛在德國本土舉行的北約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空中演習“空中衛士2023”（Air Defender 2023），德國就擔任整個演習行動的總指揮。

可見，德國正在尋求北約內部的領導力，在北約的一些任務中承擔領導作用；它希望自己在軍事方面產生一定影響力，但是在歐洲、北約的框架下。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空中衛士2023”演習現場 圖自北約官方網站

觀察者網：不過提到這一點，正好也令人想起另一個對照物——位于東亞的日本，同樣是二戰戰敗國，在戰后國際政治中與德國有著不同的路徑選擇，擁有的國際地位也大相徑庭，但最近日本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動作非常積極，引起了周邊地區的警惕，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是否可以對這兩個戰后國家的當下現實做一些對照？

伍慧萍：從國家地位而言，德國和日本還是存在較大差別。當然，我們可以看到德國在軍事方面的投入越來越多，默克爾任期內還跟特朗普政府爭執2%軍費開支的問題，但這次國家安全戰略中已明確這一承諾，具體是從明年開始，按跨年的平均數來計算達到軍備開支2%的標準。而且俄烏沖突后，德國也提出1000億歐元的特別基金，努力發展軍事實力。在歐洲本土安全問題上，德國在北約框架下的表現越來越活躍。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德國在軍事方面發揮作用，并沒有引發周邊鄰國太多的疑慮或者擔憂，更多的反應是期待德國發揮作用。這和日本還是有點區別。

德國周邊的國家，除了俄羅斯之外，大多是歐盟成員國，相互之間是盟友關系；而德國選擇了一條相對穩健的崛起道路，反復強調歐盟體制，在軍事上也維護北約框架。所以，一個強大的德國是否會成為歐洲的安全隱患，周邊國家對此并沒有太大顧慮，反倒有較大的期待。這一點和日本及東亞的環境還是有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