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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不得不承認，在仍在不停地排出放射物的福島第一核電站中，存在著某種“活著的”意志，而且它還在發揮著作用。這并不是危言聳聽。實際上，這個“活著的廢墟”是建立、支配核電站體制的人們意志的結晶，并且成為了他們在此基礎上長期活動的一種物化形態。這種意志在核電站體制的統一支配之下，蒙上了以清潔能源以及對未來的美好承諾等編織的面紗。我們不斷被告知，如果沒有核電站，就不可能承受電力的大量消耗，不可能有便利的能源，也不可能有繁榮可言，而我們——社會的多數人——也接受了這樣的說法。現在，核電站已經變成了對環境造成無限污染、持續侵害人類生命、而且無法輕易殺滅的兇惡魔鬼，它的本來面目和起源也隨之暴露無遺。

長期以來，我并未充分意識到原子能發電這一技術本源的危險性。但是，3·11地震海嘯造成的日本東北沿岸社群的徹底破壞和大量死亡，使我看到因東電公司福島核電站的漏洞而逼近的現實令人觸目驚心。在這次的大災難與政權的低劣、無能的應對相疊加所造成的事態當中，我感到了一種社會全面崩潰的危機。

這雖然不是戰爭，但是它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深淵——本來作為自明前提的自然和社會秩序開始從腳下崩裂的深淵。對于那些從福島的受輻射地區撤離、被迫拋棄家園、背土離鄉避難的人們來說，他們自己一手建立起來的自然和社會組織遭到了致命性的破壞，從腳下開始崩裂塌陷。從這一點來看，它與戰爭——而且是核戰爭——密切關聯。已經有許多居民被推入這個深淵。

更重要的是，由于核污染，破壞的過程所造成的災害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會以數十年、甚至上百年、千年為單位持續下去，一點點地擴大，癌癥般地侵蝕著自然、環境與社會。如果僅僅是自然災害的話，還可以通過災后重建復興。但從規定了這次災害整體特質的福島核電站的悲慘結局來看，同樣意義上的重建是不可能的。事實上，放射性污染對人類以及環境持續施加的污染和腐蝕作用會永遠延續，因此其破壞是不可逆的。

放眼望去，在日本列島的大部分海岸線上密密麻麻排列著54個核電站和再處理設施。這一事實表明，有朝一日使日本列島上社會組織存續本身變得不再可能的事態，并非不可能出現。

即便如此，人們（我們）一定會活下去，重建社會，徐圖復興的吧。政府、媒體呼吁我們“來吧，讓我們踏上復興之路！”，但我卻要拒絕這一啟示錄般的遐想。這一點在廣島、長崎、南京、切爾諾貝利、法魯加、越南、柬埔寨以及前南斯拉夫身上都得到了證實。

如果災后的重建沒有與破壞及解體的性質、災難性結局的嚴重程度相符，那么“復興”將會以把危機埋入地下、以謊言覆蓋真實的形式推進。將危機埋入地下，一定會通過災難受害者的分離、非當事人化和將生活實際狀況變得不可視來進行。這一災難已給太多人造成了各種程度、各種狀態的傷害與破壞。

在發生了福島核電站事故之后，雖然污染在無止境地蔓延、受災范圍在無限擴大，但由于其中存在著一種以福島的犧牲來支撐東京過度消費的“中心·邊緣”結構，因此就需要一種能打破并跨越這一障礙、將這一關系轉變為公正關系的能動力量——社會運動，這就是“當事人化”。這里，當事人從周邊發出來的聲音，是其中起主導性作用的力量。根本上，受災者才是在具有決定權的當事人，只有他們不斷站出來，災后復興才真正談得上有希望。

首先，只有以當事人的生存權、否決權、決定權的行使為基礎，重建才會有可能。能否在“收拾”、“復興”的呼聲中將力量落實到救助對象的立場上，打破試圖非當事人化的勢力，這是圍繞著災害問題進行斗爭的核心內容，也是形成對峙的戰線。在這一對峙中，并不是只有受災者才是當事人，所有認為原子能理所應當納入社會的人，都承擔著決定是否使這一狀態持續下去的責任。在這個意義上，他們都應當作為當事人站出來。

這一戰斗能否取得成功，就取決于這些以復合方式構成的眾多當事人，在孕育矛盾的動態過程中能否攜起手來，抓住危機的根本要害，并挖出其病根。3·11以后的事態已經充分證明，在原子能發電這一事物當中蘊藏了社會性解體的危險。也就是說，原子能發電已經不再是作為探討能源政策時的一個選項，缺乏能源的日本所必需的動力源，或是維持國際競爭力這一議論層次上的事物了。

核電站必須無條件地廢除。

如果是這樣，那馬上會浮現出來的一個疑問，就是這種事物最初為什么會進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來。尤其是在地震多發國家的日本，海岸線上竟然并排聳立著核電廠達54個之多，這種有悖常識的事情為什么會發生。

許多的書籍和論文已經對這些問題做出了解釋和說明，我也并非這個領域的專家，但是由于長年來一直帶著批判性的眼光審視戰后日本這一國家，我感到有必要以我自己的方式對這一問題做出回答。對于日本的原子能發電問題，我將不是從能源問題或是環境問題的角度，而是把它與戰后日本國家形成這一問題聯系在一起進行討論。對于已經成為爭論焦點的廢除原子能發電這一當前不可回避的課題，我也想從另外一個角度去探討它的意義。盡管有些迂回，但讓我們從一個較舊的話題開始探討。

與原子能發電的奇妙邂逅——1957年的廣島

1954年3月，美國在太平洋的比基尼環礁進行了氫彈試驗，試驗產生的死亡之塵飄落在日本捕金槍魚的漁船第五福龍丸號上，導致船上的人員遭到核輻射。對此，東京杉并區的主婦們自發地發起了禁止核試驗的簽名運動，這一運動瞬間遍及全國，并與廣島的運動相匯合，發展成為廢除氫彈的大型運動。運動的成員從自民黨到社會黨、共產黨、地區婦女會與青年團，從學生運動到勞工運動，最終發展成為一個與平等的訴求相關聯的、名副其實的超黨派大型運動，共征集了3200萬人的簽名。這一運動于1955年和1956年分別召開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廢除核武器世界大會。在會上，廣島、長崎的原子彈受害者首次公開發言，向世界呼吁廢除核武器。對核武器受害者的救助也被選定為運動議題。

最近我才意識到，我與核電問題的最初相遇是在1957年。那一年的年初，我作為剛剛成立不久的日本廢核協議會（簡稱“日本原水協”）國際部的事務局員工，正在為8月第三屆廢核世界大會緊張地做著準備和推進工作。大會在東京召開，之后外國代表開赴廣島、長崎，為了協助他們，我第一次踏上了廣島的土地。

借著這個機會，我第一次參觀了原子彈爆炸資料館。展覽很有沖擊力，展現廣島整座城市被原子彈轟炸情景的立體示意圖位于大廳的中央。沿著稍顯昏暗的通道，依次展示著遭受原子彈爆炸輻射受害者的照片和遺物。原子彈造成的大屠殺，以一種壓倒性的、令人窒息的現實感撲面而來。但是在這一路線的盡頭，卻有另外一個展室。穿過一道門后，燈光突然變得異常明亮起來，使人頭暈眼花。說明上寫著，這是“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展覽先是告訴你——原子能是偉大的科學發現、人類的未來會因原子能而愈加開闊，其后是一幅幅色彩華麗的展板，用圖畫來講解處理核物質的機械手模型、原子能飛機、原子能船只、以及原子能發電等。從昏暗的原子彈爆炸的展室走進來，有一種強烈的不協調感，就像是另一個世界。原子彈造成的無情大屠殺以及原子能許諾的光明未來，借著這一扇門之隔，被捏合在了一起，幾乎使人目眩。

這就是1957年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但我當時盡管感到了這種不協調之感，并沒有試圖去分析其中的意義。為什么在原子彈爆炸資料館里有一個“原子能和平利用”的展室呢？我知道其中的緣由是在很久之后。

在我參觀資料館的前一年——也就是1956年，廢核運動大有進展、組織漸趨完備的一年，在廣島舉辦了一次關于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博覽會，其會場就選在了和平紀念公園內的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為了給龐大的展示物騰出空地，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示物被全部移了出去。在博覽會結束之后，和平利用博覽會的一部分展示品被“捐贈”給資料館，為了容納這些捐贈品而特別設置了一個單獨的展室。1957年我所見到的就正是這些展示物。這些經過，我是從廣島廢核運動的領袖、也是其精神和思想的支柱森瀧市郎的著作（森瀧，1994，以下對森瀧的引用皆出自此書）中得知的。

倫理學家森瀧本人即是原子彈爆炸受害者。他在書中引用了自己的日記，他帶著深切的自省，對“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如何被搬到了廣島、以及廣島人所做出的何種反應做了如下敘述：“我在廣島全面接觸原子能發電的問題，是在1955年（昭和30年）的1月末”，森瀧寫道。那年的1月27日，美國民主黨的眾議院議員耶茨在議會上提出了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決議案。森瀧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晚上，廢核廣島協議會常任理事會。……美國眾議院議員耶茨提議應在廣島建立核電站的報道出現在今天早晨的報紙和廣播中，我們對此進行了熱烈的討論。最后，我們決定向市民發出揭示其中問題的聲明書。”（1月28日（星期五）的日記）

聲明書中列舉了原子反應堆有轉為原子彈制造設備的可能、原子反應堆所產生的放射性物質極有可能對人體造成危害、其運營會使日本受制于美國、一旦發生戰爭廣島將會成為最先受攻擊的目標等理由，指出我們希望首先對受原子病痛折磨的數萬名廣島市民在治療、生活兩方面給予完全的補償。為此《中國新聞》將其作為“核電站反對聲明”做了報道。但是，森瀧回顧道：

“看到這一聲明的浜井市長沒有掩飾他的困惑和失望。見到他的時候，他對我說，‘在報紙上看到那篇聲明的時候，我不禁想，‘這可糟了！’’本來正岡邁克真的是出于好意才運到那里去的。”

濱井市長在報紙上談到，“我從去年開始向美國呼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特別是去年訪美的時候，我也向正岡邁克提過此事。他的積極活動終于結出了果實。但是，如果不解決微量放射能所帶來的壞影響，就不可能有和平利用。但不管怎么說，能在最初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和平利用，也是對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用于人們的生計，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我相信這是為了生計、充滿了善意的饋贈。”

于是第二年，和平利用博覽會就來了。如果說“在廣島建核電站！”的提議最終只是以一個小插曲而告終的話，那么和平利用博覽會則是由廣島縣、市、廣島大學、中國新聞社和美國文化中心等共同舉辦的聲勢浩大的正式活動。市里提出的將原子彈爆炸資料館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將原子彈爆炸的2000件展覽資料全部移至中央公民館的提案，當然遭到了原子彈受害者組織的反對。森瀧這樣寫道：

美國推廣到全世界的原子能和平利用博覽會，已經在26個國家得以舉辦，觀眾人數突破了一千萬。在日本的東京、名古屋、京都、大阪的會場，有近百萬參觀者前來觀看。終于，它也來到了廣島。原子彈受害者的微弱反抗沒有發生任何作用。但是，要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展品撤去，把那里作為博覽會的會場，卻很難不讓人反對。

但是市里說，要是不使用資料館，就不得不新建300坪的會場，而這需要1000萬元。市里拿不出這個錢，所以沒有辦法，只能在資料館舉辦。

我收到這一答復的信件之后，對Futsui館長耐心地反復強調，不應該為了做原子能利用博覽會的會場而把原子彈爆炸資料館的陳列品撤出去，應該充分考慮到遭受原子彈侵害的市民的感情。

“如果我是你，就絕不會做這樣的事”，我用了近乎強硬的語氣向他說道。而Futsui館長聽后也不再客氣，說“我一定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 ‘和平利用！’’涂遍整個廣島。”（4月25日（星期二）的日記）

這些圍繞著原子能和平利用的事件發生在1955—1956年，這使我再次感到震驚。1955年是廢核世界大會在廣島召開之年。當時運動蓬勃開展，盛況空前，而1956年接著在長崎召開第二屆世界大會。而就是頂著這種反對氛圍，“原子能和平利用”被從外部、由美國帶了進來。

“和平利用”被嵌入了什么樣的語境當中，在這一過程中已經得到了體現。這一語境以光輝的“和平利用”對帶來死亡與破壞的原子彈爆炸進行遮掩并沖銷。“要把‘和平利用！’‘和平利用！’ ‘和平利用！’’涂遍整個廣島”，能說出這種話，真讓人感覺奇妙，而且似乎也達到了這樣的效果。反映參觀者感想的《中國新聞》的版面上躍動著“為人類的未來帶來希望”、或是“活到今天真好——驚異之旅”之類的標題，引用的知名人士的談話中也見不到對和平利用本身的批判。各種評論中雖然提出和平利用要以廢除一切核彈以及對放射病的根治療法的研究為前提、原子反應堆是否有產生致死灰塵的危險、放射性廢棄物該怎樣處理等根本性的問題，但整體上都在“和平利用是好事”的框架下平息了。（《中國新聞》1956年5月26日、27日）

長達三周占用資料館這一行為，轉換了原子能意義的象征性行為。盡管人們私底下對這一不客氣的行為也感到不滿，但最終還是都被引向了“和平利用=好事”的陣線。森瀧在日記中引用的當時的浜井市長的那句話——“在最初的因原子能而犧牲的城市進行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是對死去的犧牲者的慰藉。以致死為目的的原子能如今可用于人們的生計，我想市民們會對此贊同的”——很有沖擊力。

原子彈爆炸越是壞事、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就因此更加是件好事——通過這種逆轉或是倒錯的邏輯，人們被誘導至“和平利用”的舞臺之上。這就是之后“原子能是清潔能源、既安全又放心”的意象的原型。

但是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注意，那就是在美國淡化原子彈轟炸、將“和平利用”涂遍廣島的地毯式轟炸的做法與接受方日本的邏輯之間，存在著某種出入。

日式邏輯：“正因為……才更要”

《朝日新聞》（2011年8月3日）適時地刊登了“在原子彈受害國進行原子能發電’的邏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推進、在根本上是救贖與復仇心”的評論文章，對“正因為是原子彈受害國才更要和平利用”的“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列舉了幾個版本一一進行了批判性的探討。抓住“正因為……才更要”這一邏輯作為問題是恰當的。

當年廣島的浜井市長的邏輯就是典型的“正因為……才更要”的思維模式。而且，原子彈轟炸與和平利用之間的這種關聯，在美國一方的戰略性邏輯當中是不存在的。這種“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我認為它植根于戰后日本得以確立本身的根本性結構之中——把被原子彈轟炸的體驗當作了被給予的東西來對待。它是已經發生了的、無可更改的事實，所以不愿再次把它作為討論的對象，而是被當作這樣一種先在的東西。在此之上，就開始尋找自初就帶上了正面印象的“和平利用”與遭受原子彈轟炸危害的體驗之間有怎樣的關系，其中包含了一種希望二者之間盡量是親和性關系的美好愿望。

在這樣的追尋中，遭受原子彈轟炸的體驗就全部被打包、被抽象化了。因為從每一個人被轟炸的個別體驗中是很難找到通向“和平利用是件極好的事”的道路的。而個別的體驗一旦被抽象化為一個遭到原子彈爆炸的普遍化事件，這種抽象就可以與和平利用建立起關聯。而在其中起捏合作用的，就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

這時，正面面對原子彈的通路就被堵上了。到底原子彈爆炸的代價是什么？為什么會制造出原子彈這種東西？為什么在1945年8月6日會有原子彈落下？為什么會落到人口密集的地方？到底是誰投下了原子彈？是誰做出了原子彈攻擊的決定？到底那次戰爭是怎么一回事？是誰發動了戰爭？誰是加害者？誰是犧牲者、在哪里是犧牲者，等等，進入這些問題的通路都被封閉了。那個時候的“和平利用”也沒有被追問其具體的內容，而是作為正面的價值被抽象化。最終，情緒和道德把認識推到了一邊。

這也可以算是戰后日本的歷史經驗總結中所特有模式的一個例子。“戰爭終于結束了，現在已是和平國家了”，或者是“正因為戰爭如此悲慘，今天的和平才來之不易”，這樣一些抽象的、無法再繼續向前推進的命題，將個人具體的體驗吸納于無形，因之阻斷了對活著的歷史進行總結的道路。“正因為……才更要”的邏輯就是這樣一個阻斷的裝置。對這一邏輯運用到極致的是“正因為在戰爭中有數百萬人的犧牲，才有現在日本的繁榮”，這樣的說法不僅是“靖國派”的論客在使用，也是在8·15的政府投降儀式上被宣讀的正式文書等情況下常常被運用的邏輯。如果要否定二者間的關聯，等待著的將是一種“你想冒犯死難的同胞嗎”的脅迫。正是這種不以邏輯為媒介的情緒性的結合，成了戰后的日本推卸戰爭責任、免除殖民地責任的最為便利的手段。

如果在50年代的日本，能夠對投放原子彈等前述的一系列問題進行認真的追問，那么以投放原子彈而結束的戰爭的意義——包括日本的加害責任在內、包括使用了原子彈的美國的戰爭犯罪在內——得到全面揭示的通路就會被打開。緊接而來的就會是追究各自責任的過程。如果是這樣的話，在原子彈的死難者慰靈碑上就不會寫上“請安然長眠 過錯將不會再重復”這樣曖昧其詞的話了。在原子彈與“和平利用”的問題上也就不會出現“正因為……才”的關系了。這里面潛藏著的是戰后日本國家確立的問題之所在這一秘密。

這里有必要對“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一表述稍作反思。這一說法在1950年代曾被大量使用，之后雖未變成廢詞，但似乎已很少使用了。我并未做過調查它是從什么時候起使用頻率開始下降的。但是，有一點可以確信無疑，那就是“和平利用”這一說法是與“軍事利用”成對而出現的。正因為原子能首先是以原子彈、然后是氫彈的方式出現，所以才有必要提出還有不是炸彈、不是“軍事利用”的利用方案。這就是所謂的“和平利用”。只有在這個對比之中，“和平利用”這個說法才具有意義。然而這并不是通常的詞語用法。誰也不會去說“石油的和平利用”，人們也不會說“鐵的和平利用”。人們不會一個一個地去說xx的軍事利用或是和平利用，只有在原子能上讓人們才說“和平利用”，是因為它本來就是專用于軍事的東西。

這一用語揭示了原子能“出生的秘密”，即用于軍事才是原子能本來的利用價值，而“和平利用”、以及作為其中心的用原子反應堆進行原子能發電，其實是原子彈的副產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這句話的使用，是從1953年12月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在聯合國上所作的知名演講“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開始的，但這一演講的題目本身卻很少被提起。艾森豪威爾的“原子能和平利用”是在美國失去了對核武器的壟斷之后，為了使美國生產的濃縮鈾等核物質向國際的轉移置于美國支配的國際機構的管理之下，從而使美國支配世界的一個計劃。也就是說，它是1950年代美國霸權的戰略性構成要素——以核戰斗力為主軸的軍事霸權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

在戰后，美國多次提出了意在由處于美國實際支配下的國際機構來進行軍備管理的提案——即通常所說的巴魯克（Baruch）方案，但都遭到了蘇聯的否決。這次對于延續了美國一貫意圖的艾森豪威爾提案，蘇聯也是斷然否決。于是在東西方冷戰的條件之下，“和平利用”就采取了東西方圍繞著帶有附帶條件的原子反應堆建設進行合圍競爭的形式。美國通過在美國的嚴加控制之下提供原子能技術和濃縮鈾的兩國協定，確立了美國主導的原子能利用同盟，而比美國更早（1954年）開始了民用原子能開發的蘇聯，也確立了同樣的原子能同盟。“和平利用”的同盟不過是沿著冷戰下兩個帝國的分割線確立的。

到了60年代，隨著法國（1960年）、中國（1964年）相繼加入核武器國家俱樂部，世界上的核能利用狀況也就必須要能適應這種新的情況。已經擁有核武器的美、蘇（俄）、英、法、中五國開始著手核不擴散體制的建立，并于1970年簽訂了核不擴散條約（NPT）。

原子能發電的起步以及與軍事的新聯結

原子能發電也于同一時期走向成熟。在60年代中期，“用于發電的輕水反應堆的訂購迎來了世界性高峰”，因此，吉岡齊認為“這作為起爆劑，原子能發電作為產業實現了起飛。”（吉岡，2011）。但是，真的可以認為原子能發電已經從軍事中獨立出來、成為了一個單純的產業部門嗎？原子能的“和平利用”真的成了脫離“軍事利用”的一個普通業務了嗎？

并非如此。原子能發電確立為產業并不意味著它從軍事中獨立出來。只是產業與軍事這兩個要素的結合形態發生了變化。從原子彈爆炸到后來的原子能發電這個通路之外，一條新的通路——從原子能發電通向原子彈爆炸的通路——被打開。NPT自身就表明了兩者新的結合關系。這一條約在條約締約國之間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作為一項權利加以確認（第4條），對于未擁有核武器的國家，禁止其制造、獲得核武器（第2條），并且為了檢查這些國家是否嚴守規定，作為一項義務，要求非核國家接受IAEA的保障措施。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也就是用于發電的原子能反應堆的運轉以及鈾濃縮和使用過的燃料的再處理、核物質的保管量、儲藏場所等等，這一切都是IAEA“保障措施”（監察）的對象。也就是把有關原子能發電的“和平利用”的一切，都作為潛在的核武器生產能力來對待。當有轉向用于制造核武器的嫌疑時，就要進行強制監察。從北朝鮮、伊朗的例子來看，由于用于發電等用途的“和平利用”與制造核武器之間的隔斷僅取決于國家的政治性決定，因此這一隔斷可以在任何時候被撤除。也就是說，原子反應堆能不斷地返回其起源原子彈那里。對于牢牢控制世界特權的核擁有國來說，那些在政治上無法掌控的國家所進行的原子能發電都意味著擁有潛在的制造原子彈的能力。NPT就是在這樣的前提下創立的制度。

這里嘗試追問的是，如果沒有珍珠港襲擊，沒有曼哈頓計劃，不能制造原子彈，廣島、長崎，不會落下原子彈，現在會有某種形式的原子能發電本身存在、普及嗎？我對此表示懷疑。無論對利潤多么敏感的企業，會為了發電，想到以如此高的代價與危險入手建設原子能反應堆嗎？這一龐大、復雜、精密、昂貴，而又危險的設備卻僅僅是為了將熱水煮沸產生蒸汽，從而使葉輪運轉起來用于發電。這與用煤燒鍋爐的原理沒有什么差異，正是非常原始的技術想法。的確，這一發電方法需要長時間連續潛水航行工作的潛水艇來說，這樣的動力是有意義的。美國1954年起大肆宣傳的則是由通用電氣制造的最早的核能潛水艇——鸚鵡螺號中搭載了加重水型原子能反應堆，之后它作為原子能發電的榜樣宣傳開來。然而商業用的原子能發電與鸚鵡螺號的原子能反應堆完全不同。不過是給數萬家單位，幾百萬人的日常生活供電而已，為何不得不用這樣復雜且高成本的燒熱水的熱源呢？何況這發生在1973年OPEC攻勢之前，那個時代，英美的國際石油資本在中東支配之下，原油可以低價輕松入手，為何會有使用核能進行民用發電的必要性呢？原本只有瞬間的大量破壞才能最大限度發揮作用的核裂變技術轉換成最忌諱瞬間大量破壞的民用發電，這一想法無疑最不合理，那又為何毫不費力地為人所接受了呢？

我并沒有分析歷史經過、回答這些問題的能力。在戰后初期充斥著實現支配世界的浮躁感的美國，曼哈頓計劃所提出的原子彈成為了永遠繁榮的象征。我推測，這一“美國的世紀=核能”的心理背后大概也有“如果只是普普通通的話就會被擊退”這一選項。

從NPT來看原子能發電=原子能反應堆的運轉與軍事，直至現在還有連續性。若是如此，原子能發電這一連續性的另一端不受軍事影響就不可能——這樣的想法也很自然。在這個意義上，有必要提前確認的是，軍隊的原則在于遵循殺害、破壞、削弱敵人，保存自我秩序。軍人的本職是有效殺死敵人，為此軍人會把對方的士兵生命看作必要成本來進行計算。對軍人而言，他們必須守護的是國家這一抽象物，而不是活生生的民眾。軍隊并不關心環境。戰爭恰恰是最大的破壞環境的行為，也從沒有過對環境有利的戰爭。軍隊在作戰中不會修復破壞了的建筑。軍人會固守軍事機密，絕不公開核心信息。

然而，核武器不光在其使用上，甚至從鈾的采掘起，放射線所導致的對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就開始了。從始到終從未有過改變。制造開發過程也是以人的生命與環境的破壞作為前提。進行過核武器試驗的內華達州、新墨西哥、馬歇爾諸島、塞米巴拉金斯克、羅布泊等周圍的居民遭到輻射，盡管壽命縮短，（政府）也不覺羞恥，沒有受到什么處罰，甚至讓本國居民注射钚，進行人體試驗。美國的醫學調查機構ABCC為了給下次核戰爭收集生體資料，將廣島與長期的被輻射者當作小白鼠一般來對待。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中日本漁民受災時，美國政府首先懷疑漁民是間諜，接著又否認了與實驗的因果關系。這中間蘊含著人與自然關系的某種哲學——將生命工具化，把漠不關心正當化的犬儒主義哲學。

原子能發電本身并非軍用，然而其技術與使用形態的哲學難道不是繼承了軍事基因嗎？“和平利用核能”軍事起源開始的連續性不也正是伴隨了哲學上的連續性嗎？尚不知處理廢棄物手段之時就來進行原子能發電、進行運轉，這種的風格不正是繼承了只追求眼前的破壞，置社會的、人的結果于頭腦之外的原子彈攻擊者的行為嗎？原子能發電以剝削人的生命作為其前提，這與軍隊以士兵戰死在戰場作為前提組織起來是相通的。采集原子能發電用的鈾不可能與原子彈區分開來，侵蝕著環境與居民（尤其是原住民）的生活。這種對待生命的犬儒主義難道不是核能利用從這一起源繼承而來的嗎？

尤為特別的是對于放射線的態度。讓人難以想象的是日本政府在福島原子能發電災害之際，避開聲明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對放射線的傷害“守護居民安全”。政府持續讓居民處于高強度的放射線中，還在這時給外部傳出偽信息，主張“同時對健康沒有影響”。直至今日，政府也沒有公開全部信息。人長期面對原子彈、原子能發電與放射線這些眼睛無法看到的有害源，會漸漸遭到侵蝕，失去生命。權力并沒有多去談核這一特有的、必須對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將其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無論是在原子彈還是原子能發電中都能看到這一傾向，大概并不是偶然。

曼哈頓計劃的副負責人法萊爾準將于1945年9月率陸軍原子彈視察團來到日本，在東京的記者會上對原子彈的射線與熱輻射的威力進行宣傳，并說“未發現有日本報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輻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彈經過長時間后，尚未發現由放射線而死亡的案例，廣島現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對放射線的主張只不過是“宣傳”（繁澤，p93）。這與福島原子發電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與核能御用學者的態度有著奇妙的一致性。雙方都無視或低估不可無視的放射能。前者是為了避免戰爭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則避免了從根源上對離開人的控制就出問題的核能根本不能用于發電進行批判，將政權負荷不了的狀況隱藏起來。法萊爾否定被射線輻射人群的存在，日本政府則犧牲了民眾的安全。這次面對原子能發電事故的政權以及其對東京電力的民眾的態度，這之中看到了與軍隊的相似性的人難道只有我嗎？

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政府堅守了什么呢？文科省從未表示過“堅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將規定數值擴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為若不如此，福島縣的公共教育則無法維持。這里優守的是遵守學校制度，而不是活著的孩子，這表明給福島縣居民做的健康調查與過去ABCC把原子彈被輻射者當作收集數據對象的“小白鼠”是同樣的態度。

不過在此暫不深入來談，而是回到戰后日本繼續剛才的討論。

美國、廢核運動、“和平利用核能”

美國對戰后日本“和平利用核能”的引入并非只是“為了和平的核能”這樣一般性的戰略目標，而是為占領后的日本開的特殊處方。這一處方1）以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進行大量虐殺這一事實為背景，2）作為舊的敵對國，保證不再與美國二次敵對，3）利用冷戰最前線的日本作為反攻基地進行利用，不得不回應這一特定的必要。

在此意義上，對日本而言1954年有著決定性的意義。如前所述，這一年的3月1日，由于美國的比基尼島氫彈實驗，使第五福龍丸遭難，第二天（3月2日），改進黨的中曾根康弘、稻葉修、齊藤憲三、川崎秀二在國會中提交了核能研究開發預算。雖有其偶然性，但兩件事情一直都是帶著內在聯系而展開的。

40年之后的1994年，NHK從3月16日起分3次放映題為《引入原子能發電的腳本——冷戰下的對日核能戰略》的紀錄片節目。這一出色的節目以充滿政治野心的正力松太郎與美國諜報機關的關系為中心，敏銳地描繪出和平利用核能是怎樣作為新的對日心理戰而展開的。除了華盛頓的國家公文檔案館的細致調查，這部紀錄片中還有對當時仍在世的美國工作人員、日本內部秘密打聽“接受”濃縮鈾的外務省官僚、通過核能協定與日本政府交涉的美國核能委員會的原國際部長、日本學術會議中和平利用問題代表武谷三男等人的鮮活采訪，彌足珍貴。這中間雖包括了眾多重要的證言與觀察，對我印象最深的則是可以理解美國政府面對當時廢核運動的高潮有著怎樣的慌亂與恐懼。

當時經歷廢核運動的我所看到的并不是反美運動，人們已了解廣島、長崎的慘狀，而且對美國進行氫彈試驗并強硬地否認責任表示憤怒，因此絕不會是親美運動。從比基尼的“死之灰”中守護孩子的母親們的活動，再到守護海洋、守護魚類的漁民、魚商的活動，進而到占領下壓抑著的反對原子彈的呼聲的爆發，市井的人們在各種動機（尤其是希望停止試驗）的推動下，在忐忑不安的生活中推進著運動。（藤原，丸浜）

然而，美國當局的眼中看到的則是危險——這給了日本走向反美運動以可乘之機。有馬認為1954年比基尼事件引起的廢核運動是“占領日本結束以來最大心理戰完全的失敗，是外交上很大的污點”（有馬 pp71）。NHK中常引到的NSC文件《美國對日本的目標與行動方針》中談到“日本對核武器的反應的激烈程度成為我們對日關系所有方面的一個要素。它對我們在太平洋所進行的以上試驗、以及美國開發和平使用核能的行動都提出了特定的問題。”于是有必要修正針對日本的心理戰略計劃。當時負責日本關系的國務副官沃爾塔·巴德遜（注3）寄給駐日大使約翰·阿里遜的書信中談到第五福龍丸事件時日本的輿論與日本反美的經過，阿里遜的報告指出“有必要制定更加積極的心理戰計劃，至今為止的心理戰有其缺陷”。

“和平利用原子能”是這一新的心理戰計劃的關鍵，而且對讀賣新聞的正力松太郎——代號為“Potam”的CIA真正代理人——而言，借助“和平利用原子能”是實現其政治野心的捷徑。1955年，在正力的推動下，通用動力公司總經理約翰·霍普金斯為代表的原子能和平使節團來日，讀賣新聞展開了華麗的報紙宣傳，通過日本電視將這樣的信息傳向全國，并卷入政界、商界，引起了和平利用的高潮。美國緊接其后，從當年11月起介入“和平利用原子能博覽會”，在東京的日比谷公園吸引了35萬觀眾的目光，使日本社會在形象上邁向原子能。而且到第二年，博覽會在全國各地巡展，正如前所述，廣島的原子彈資料館也就像是理所應當一樣被一時鳩占鵲巢。

和平利用的幻想

森瀧回想起在廣島召開博覽會的1956年。同一年，長崎召開了第二屆世界廢核大會。這一大會盡管設置了“和平利用分會”，然而絲毫沒有對“和平利用”加以否定，只是有很多警戒的聲音，說“和平利用”必須是為了民眾，而不能為了壟斷大資本。森瀧帶著自責與悔恨寫下了如下的話：

在長崎召開的第二次世界大會中，新組織起的日本被輻射者團結協會在其成立大會的宣言中加上了“給世界的問候”這一副標題。雖是面向世界講述被輻射者的心聲，但在快結尾的地方，有這樣一段話：“我們今日在這里齊聲向全世界高聲訴說。人類不可重蹈我們所經歷的犧牲與苦難。把通向滅亡與滅絕方向、危險的原子能決定性地推向人類幸福與繁榮的方向，才是我們活著的唯一愿望。而寫下這一草案的正是我本人。

森瀧說廣島歷史學家今堀誠二的《核彈時代》一書“最為鮮明地展現出”這一觀點。他繼續指出，貫穿其中的理念主要是“從核爆炸時代到核能時代”。“通過廢除核彈，可以更早一日迎來和平利用核能的時代。非但不是否定核能，而是把發現核能高度評價為將人類從自然的制約中解放出來，進而帶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轉機”，“重要的是所有人都站在被輻射者的立場設身處地地思考，這樣的話人們就不得不意識到全人類都有可能陸續成為被輻射者。當‘被輻射的人不能再增加’這樣的說法成為每個人的說法之時，才是核時代的結束。核能時代即將迎來明光包裹著的薔薇色的黎明” 。（《核彈時代》（上）后記）

今堀是廣島廢核運動中行動知識分子的核心，也是一位為人敬重的知識分子活動家。我認為《核彈時代》是初期廢核運動中最優秀的分析之一。當森瀧得知今堀對核能時代予以禮贊之時，表示愕然——“竟然還有今堀！”，我也在森瀧的文字中體會到這種感覺。而今堀并不是例外。

毋寧說這種關于核能的想法植根于戰后的左翼到自由主義各類進步知識分子和社會運動中有頑強生命力的“常識”——無條件肯定科學技術發展的近代主義。物理學家雖強烈反對軍事利用，但有了被占領軍破壞回旋加速器的屈辱經驗后，期望再次研究的物理學者在1951年，請求尚在交涉中的講和條約不要禁止核能研究。

在剛剛經歷了廣島長崎之痛的50年代，日本學術會議也對“和平利用核能”有著強烈的抵抗，伏見康治提倡的和平利用提案遭遇強烈抵抗，一度被撤回。然而，武谷的方針——原本用于防止軍事利用，推進和平利用的“自主、民主、公開”三原則——立即為學術會議所采用。這中間缺少對潛藏于“和平利用核能”自身核心中與軍事共通部分的警戒與批判。“核能已是現實問題”，“若不對核能的和平利用給予足夠的注意，就要落后于世界了” 。武谷的邏輯是“打破大國獨占核武器這一科學中的機密體制是小國的任務之一”，“日本那樣被輻射的國家必須采取主導權” 。“為此，為了明確分開核武器與和平利用，必須確立相應原則” 。

原子能發電本身并非軍用，然而其技術與使用形態的哲學難道不是繼承了軍事基因嗎？“和平利用核能”軍事起源開始的連續性不也正是伴隨了哲學上的連續性嗎？

讓人難以想象的是在福島原子能發電災害之際，日本政府避開聲明其最高使命在于面對放射線的傷害“守護居民安全”。政府持續讓居民處于高強度的放射線中，還在這時給外部傳出偽信息，主張“同時對健康沒有影響”。直至今日，政府也沒有公開全部信息。人長期面對原子彈、原子能發電與放射線這些眼睛無法看到的有害源，會漸漸遭到侵蝕，失去生命。權力部門并沒有多去談核這一特有的、必須對其加以警惕的一面，而是將其從人們的視野中隱去。無論是在原子彈還是原子能發電中都能看到這一傾向，大概并不是偶然。

曼哈頓計劃的副負責人法萊爾準將于1945年9月率陸軍原子彈視察團來到日本，在東京的記者會上對原子彈的射線與熱輻射的威力進行宣傳，并說“未發現有日本報道中所提的由放射能輻射而死亡的案例：原子彈經過長時間后，尚未發現由放射線而死亡的案例，廣島現在完全是安全的。”日本方面對放射線的主張只不過是“宣傳”。這與福島原子發電站倒下之后日本政府與核能御用學者的態度有著奇妙的一致性。雙方都無視或低估不可無視的放射能。前者是為了避免戰爭犯罪的罪名，而后者則避免了從根源上對離開人的控制就出問題的核能根本不能用于發電進行批判，將政權負荷不了的狀況隱藏起來。

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政府堅守了什么呢？文科省從未表示過“堅守孩童的安全”是自己的使命，而是將規定數值擴大到臭名昭著的20mSv，因為若不如此，福島縣的公共教育則無法維持。這里優先守衛的是遵守學校制度，而不是活著的孩子，這表明給福島縣居民做的健康調查與過去ABCC把原子彈被輻射者當作收集數據對象的“小白鼠”是同樣的態度。

改變去向——去核電與去安保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失敗使核能產業觸礁了。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產業，與作為能源產業的核能產業，本來就是一回事。這兩種資格都應該予以解體。目前，日本的核能產業正處于解體過程中，我們應該把解體推進到最后。這種解體并不僅僅停留在作為利益集團的“核能村”解體的階段，現實向我們昭示：戰后日本以美國的核保護傘為依仗，將具有核武器生產能力的核能組裝到安全保障體系中，這種體系現在已經崩壞，不可能繼續維持下去。

對于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產業，除了極右的論客，主流的政治精英基本上都是閉口不言的。但是，自民黨政調會長石破茂卻在電視節目（電視朝日的《報道站》2011年8月16日）中做出了以下發言。他應該是3•11以后從這一角度出發，公然擁護原子能發電的第一位主流政治家吧。

原子能發電本來就源于核潛艇。除日本之外，所有國家的核能政策都與其核政策配套。但是，我也并不認為日本應該持有核。但同時，日本只要想制造隨時都可造出，一年之內就可造出。這是一種抑止力。那么，是否應該放棄這種能力，有必要對此進行徹底的討論。我認為不應該放棄。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日本周邊有俄羅斯、中國、北朝鮮，有美利堅合眾國。撇開是否為同盟國不談，這些環繞著日本的國家全部都是核擁有國，而且都有彈道導彈技術。對此日本決不應該忘記。

在福島核電站的失敗之后，石破糾纏不放的訴求聽起來是如此空洞，甚至帶有一些戀戀不舍的惜敗的味道。作為抑止力的潛在核擁有能力，究竟是針對誰的，能發揮什么功能的抑止力？從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以來至今的40年中，實踐已經證明這種抑止力是毫無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講，核能不過是石破這樣的軍事崇拜集團的護身符。正是這個護身符，可能使日本列島社會面臨滅頂之災——并且近鄰諸國、地球社會整體都有可能受其危害——“繼續維持原子能發電群”之類的話，是多么的荒誕無稽。

所以，必須承認：福島的核電事故標志著日本發展潛在核能力的核能路線的破產，必須要與包含這一路線的體系完全切斷關系。

當然，核能推動勢力是不會輕易退出的。在各種力量關系的作用下，他們不得不在開發自然新能源或停建新開核電站項目上做出一定的讓步，但是對于核能力的核心部分，他們還將嚴防死守。他們已經發出了威脅：難道可以停止必要的能源供給，使經濟發展癱瘓嗎？他們轉移政治焦點，使擺脫核能不再成為中心議題，把福島危機處理為局部的、個別性的災害。為了使“國民安心”，搞一些諸如放射能污染處理、心理壓力測試等“演出”（他們絕口不談“為了國民的安全”），另一方面卻強行重開已關閉的核電站。

對于這些動向，許多主流媒體不但不從正面進行對質，反倒把這一切當作理所當然，按此方向努力塑造輿論。而且，他們當然要使已經確立的“核能村”整體利益損失最小化。他們中最具政治性的成員，雖然會避開像石破那樣的直白表述，但依然會用盡一切手段使作為“國家安全保障核心”的核能體制不解體。核電推進派將與國際上的核能推進勢力共同合作，展開上述事業，并以此尋求其合法性的根據。

當下，列島居民只有以應對核電站殘局的當事人身份，形成共同意志，徹底清除核能維持勢力與其遺留下來的接受核電的社會惰性。所謂擺脫核能，是指完全地停止原子能發電，處理福島第一核電站危機，取消現在停止運行的核電站的再啟動，將所有的核電站用最大限度安全的方法進行廢爐處理，停止核燃料回收計劃，廢棄核燃料再處理計劃，取消核電出口。而且還要具體明確導致今日事態發生的核能政策的推進者——政財界、大眾傳媒、專家及其組織的責任，令其負擔相應的法律、政治和道義的責任。

同時，要完全解除日本核武裝的“技術性·產業性潛在能力”，作出日本將來不進行核武裝的聲明。核能產業實際上是將日美安保體制的多元、立體結構中被掩蓋住的核心問題，它的解體不但關系到能源及環境政策，而且將會喚起對日本對外關系、對內關系的大調整，使日本可以選擇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這要求我們對日本列島社會的未來有一個新的展望。要確立這個新展望，必不可少的一步在于通過以對美獨立為原則進行交涉。有必要拋棄選擇“美國的核保護傘”還是選擇“自立=核武裝”這樣業已破產的思考方式。我們對未來的展望，是非核化、非軍事化，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日本有必要明確自己的立場，即在中美之間的博弈角逐中不加入任何一方，通過和平的、而非武力威嚇的手段為解決領土問題找尋新路。與戰后日本雙重的核依存徹底決裂，面向擺脫核電、擺脫霸權、非軍事化前行，才是日本走出3•11后國家破產局面的出路所在。

（武藤一羊/翻譯：莊娜、張婧、馬曉梅、金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