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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志在幾年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35年前，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們黨解決了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根據新的實際和歷史經驗確立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這兩個相互聯系的重大歷史課題，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實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1]

這一講話精神一方面強調，我們黨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與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正確道路，是兩個相互聯系、不能分割的重大歷史課題；另一方面，也突出肯定了鄧小平同志的歷史功勛。正是在鄧小平同志領導下，我們黨解決了這兩大歷史課題，實現了偉大的歷史轉折。

誠然，鄧小平同志在領導我們黨解決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這一重大歷史課題上，始終是站在國際國內的全局和政治戰略的高度來把握和處理的，這是他戰略思維的首要含義。

他在《對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意見》中反復強調：“這毛澤東同志的評價，對毛澤東思想的闡述，不是僅僅涉及毛澤東同志個人的問題，這同我們黨、我們國家的整個歷史是分不開的。要看到這個全局。”“這不只是個理論問題，尤其是個政治問題，是國際國內的很大的政治問題。”[2]具體地講，首先是抓住問題的根本和核心。他反復強調，正確解決這一歷史課題，“最核心、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因為丟掉了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否定了黨的歷史，也就否定了黨自身的合法性，否定了我們黨所選擇的歷史道路的合法性。所以，當在《決議》稿的討論中有人認為“文革”中召開的“九大”等是非法的觀點時，他敏銳而堅定地回答：這樣的意見“不能接受”。因為鄧小平同志非常清楚，堅持正確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的歷史地位，就是堅持黨的思想旗幟，它是事關黨的政治合法性和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方向和道路的重大原則問題。

鄧小平對如何評價毛澤東提出了中肯而深刻的意見

其次，他堅持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和方法評價歷史人物，評價毛澤東同志。一是強調對毛澤東同志的錯誤不能簡單歸咎于個人品質和毛澤東個人，指出：“我們當然要承認個人的責任，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分析歷史的復雜的背景”，最重要的是制度，“制度是決定因素”[3]。所以，我們既“不能把歷史順境中的成功簡單歸功于個人，也不能把歷史逆境中的挫折簡單歸咎于個人。”[4]

二是強調毛澤東同志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革命家犯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5]三是強調對領袖人物的評價，一定要尊重人民群眾的意見和態度，尊重人民群眾的感情認同，要考慮人民群眾是否通得過的問題。他說：“對毛澤東同志的功過評價不恰當，老工人通不過，土改時候的貧下中農通不過，同他們相聯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過。”[6]

整個過程也顯現了鄧小平同志豐富的政治經驗和高超的領導智慧。

首先是采用做“歷史決議”的辦法來統一思想。“文革”結束后，一個時期內人們的思想比較亂，尤其是“十一屆五中全會為劉少奇同志平反的決定傳達下去以后，一部分人中間思想相當混亂。有的反對給劉少奇同志平反，認為這樣做違反了毛澤東思想；有的則認為，既然給劉少奇同志平反，就說明毛澤東思想錯了。”[7]鄧小平同志強調“這兩種看法都是不對的。必須澄清這些混亂思想。”為此，像延安時期黨中央對若干歷史問題作決議一樣，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鄧小平同志親自主持《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起草工作。在起草過程中他多次發表重要講話，僅《鄧小平文選》第2卷，就收入了他九次談話的節錄。其次，提出堅持實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原則。他在審讀稿子時指出，為什么“主要的內容，還是集中講正確的東西。因為這符合歷史。”[8]還說“為什么我們這次要強調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特別是當他發現《決議》草稿不符合這兩條原則時，果斷地說：“不行，要重新來。”[9]

再次是將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同志晚年的錯誤區分開來，明確批評那種只擁護“正確的毛澤東思想”而不擁護“錯誤的毛澤東思想”的不正確說法，科學而智慧地指出，毛澤東晚年的錯誤不屬于“毛澤東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構成的科學體系”[10]。這就一下子把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的原則和理由說清楚了，解除了人們的困惑，澄清了模糊認識。最后是強調歷史問題宜粗不宜細。“總起來說，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11]要大處著眼，“每個細節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顯然，對歷史問題，從大處著眼，不糾纏于細枝末節，既是戰略思維，也是政治智慧。

“對歷史問題，還是要粗一點、概括一點，不要搞得太細”

在對這一歷史課題的處理中，鄧小平同志也表現出了崇高的歷史擔當意識和強烈的政治責任感。

一方面，他敢于頂住壓力，批評錯誤觀點，堅定地表示：“對有些同志在有些問題上的錯誤意見，要硬著頭皮頂住。”[12]同時自覺地對黨的歷史錯誤承擔自己該承擔的責任。他坦陳：“有些問題我們確實也沒有反對過，因此也應當承擔一些責任”。明確表示：“我和陳云同志那時是政治局常委，起碼我們兩個負有責任。其他的中央領導同志也要承擔一些責任。”[13]這種勇于擔當錯誤責任的政治品格是十分令人崇敬的。

本文節選自奚潔人：《鄧小平的歷史擔當、戰略思維與政治智慧》

注：

[1]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頁。

[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8頁。

[4]習近平：《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2013年12月27日。

[5]《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頁。

[6]《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頁。

[7]《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頁。

[8]《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9]《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7頁。

[10]《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1頁。

[1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頁。

[12]《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4頁。

[13]《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