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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1日，被譽為“中國商界鐵娘子”的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對來訪的《紐約時報》記者稱，“人人都應該學習漢語……中國對世界作了不少貢獻。我總是提醒我的同事，如果格力準備走向全球，漢語應該先全球化。”

《紐約時報》報道稱，“過了一會兒，她似乎想做些修正，說國際主義是前進的方向。‘我們所有人都必須放棄本國的月亮比他國圓的思維，因為它不切實際。’”

董明珠這兩年因出言驚人一直是輿論的焦點人物，這番話再次引起網友的熱議，2月22日發布的新聞，到24日23點，僅網易財經有近2.8萬條評論。

看來，隨著國力的強盛，人們對漢語的國際化程度還是非常關注。當然，董明珠此言并不嚴謹，漢語已經全球化，她的原意應該是提高漢語國際化的程度。遺憾的是，網友跟帖絕大多數是冷嘲熱諷。有人提醒董明珠，“日本電器早就走進全世界，可是日本語有多少人會？董總，說行話行不？”

那么，漢語國際化前景如何，在語言文化上實現全球統治性影響力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國留學生寫書法

一般來說，人們都認為，英語才是全球公認的世界性語言。因此，英語的影響力是否衰落，英語又因何而興因何而衰，是值得我們考察并深入思考漢語國際化可能性和國際化路徑可能性的前提。

的確，放在百年的時間長度中觀察，英語的影響力是衰落了。不僅英語如此，法語、俄語、西班牙語等也如此。而其興，則因殖民；其衰，則因反殖民。

搜索表明，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有10余個，以英語為官方語言的國家超過70個，有100多個國家將英語列為外語教學中的第一外語；而講法語的有42個國家與地區；使用西班牙語的國家和地區共有32個；葡語系國家有8個。以上數據未必準確，卻至少可以讓我們明白語言在全球版圖中的權力分配狀況。

而這一結果與英國、法國、西班牙、葡萄牙在近代史上扮演殖民角色存在直接因果關系。英國從1868年開始拓殖，鼎盛時期除南極洲以外的各大洲都有它的殖民地。19世紀末，英國殖民版圖達到鼎盛時期，殖民地面積達到本國領土的100多倍，成為地球上實力最強大的“日不落帝國”。為了建立這個帝國，英國在此前近400年時間里，發動了230多場戰爭。

至20世紀初，殖民國家及殖民地占全世界85%的陸地面積。除了實力仍然強大的英國和法國外，早已衰落的西班牙、葡萄牙仍然掌握著大片的殖民地，而新興的美國、德國、日本和意大利這些國家只占有一些面積不大、資源貧乏的地區。爭奪殖民地和瓜分殖民利益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直接誘因。

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指出，權力的擴大帶來文化的傳播，語言在世界上的分布反映了世界權力的分配。英國和法國堅持在其殖民地使用自己的語言。然而，大多數前殖民地在獨立之后，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用本土語言來代替帝國語言。

當然，隨著前殖民地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獨立，全球語言的權力版圖發生巨變后進入平穩期。亨廷頓援引一份長達30多年（1958-1992年）的統計數據稱，結果顯示，世界上語言使用的整個模式并沒有發生急劇的變化，說英語、法語、德語、日語的人口比例顯著下降，說漢語人口比例有較小下降。

說俄語國家的數量變化，是語言和權力關系的最新例子。蘇聯全盛期俄語是從布拉格到河內的通用語言，俄羅斯的權力衰落后，把俄語作為第二語言來使用的人數相應減少，而原先被壓制和遺忘了的語言隨著蘇聯解體而重新傳播和復活。

世界主要語言分布：在非洲等地區，堪稱殖民地圖的翻版

盡管英語的世界性影響隨著“日不落帝國”的瓦解成為明日黃花，不過，英語的影響力還是虎死余威在。日本著名的企業管理大師大前研一認為，英語、金融、IT“三種神器”是成為領袖的必備條件。他甚至哀嘆，日本人不重視英語教育，而對中國的英語教育卻表示了無限的艷羨。

有一個數據稱，全球文獻有90%都是用英文記錄的。因此，可以預見，如果我們想要學習全球最先進的知識，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不可能擺脫英語。

瑞士社會家者George Weber提出，一種語言在當今世界上地位如何主要取決于6個指標：1、使用某種語言的母語人口數量（4分）；2、使用某種語言的非母語人口數量（6分）；3、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家數量與人口（7分）；4、使用這種語言的國家的經濟，科技與軍事實力（8分）；5 、在外交，國際貿易，國際組織，學術交流等領域使用這種語言的頻率（8分）；6、在社會人文領域的聲望，如某種語言獲得過多少次諾貝爾文學獎、某種語言有過多少世界名著等等（4分，如是聯合國官方語言，額外加3分）。

根據這一語言評價體系，George Weber得出的排名結論是：

第一名：英語 37分

第二名：法語 23分

第三名：西班牙語 20分

第四名：俄語 16分

第五名：阿拉伯語 14分

第六名：漢語 13分

第七名：德語 12分

第八名：日語 10分

第九名：葡萄牙語 10分

第十名：印地語 9分

最直接對比漢語和英語影響力的典型人物是號稱新加坡國父的李光耀。他在《論中國與世界》的回憶錄中提到，新加坡之所以能短期內崛起的原因之一是將英語列為第一語言，相反，中國實施民族復興的主要障礙之一就是“從內部看，主要挑戰是文化、語言以及不能吸引、同化他國人才”。他認為，漢語太難學，導致難以吸引外國人才，也不利于外國人才融入中國社會。

有趣的是，據福布斯中文網2014年6月譯文，李光耀認為漢語不可能成為世界性語言。“英語已經成為一種占據主導地位的全球性語言，這是歷史造成的結果。大英帝國把英語傳播到全球許多地方，最早是通過17世紀和18世紀的殖民地開拓，然后通過其在工業革命中占據的領導地位。隨后美國的經濟優勢和政治領導地位，確保英語成為如今許多國家的第一或第二語言。……我看不出在那種情況下漢語會取代英語，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語言。雖然以漢語為母語的人為數最多，但他們幾乎都生活在中國。中國人歷來都不是殖民者，因此如今沒有任何地域遼闊而講漢語的前中國殖民地，而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的前殖民地仍然講這些國家的語言。”

不過，李光耀顯然已經走向了極端，忽略了語言的主權問題（也不排除另有不愿公開的真實動機）。他回憶說，“曾經建議一位中國領導人把英語作為中國的第一語言，但對于一個自信的大國和文化而言，這顯然是不現實的。”

事實上，對李光耀這番話，我們的態度必須有所保留。李光耀不僅自己苦學中文，還號召新加坡人學好中文，其目的就是出于要賺中國錢的逐利理性。亨廷頓就在《文明的沖突》一書中披露，20世紀70年代末頑固反共的新加坡對中國還是冷淡的，“70年代當李光耀第一次訪問北京時，他堅持與中國領導人談話時講英語而不是漢語。20年后，他不可能再那樣做了。”

當如，正如亨廷頓所言，軟實力建立在硬實力的基礎之上，隨著現代化所帶來的非西方權力的日益增長，正導致非西方文化在全世界的復興。全球范圍內學習漢語的熱度正在增加，將漢語列為必修外語課的國家也在增多。

因此，我們對漢語成為世界語言的話題不應太樂觀，但這并不代表漢語沒有國際化的空間，而是國際化的程度有多大的問題。這取決于國力的興盛，取決于全民族每個人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