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奎德并不是唯一通過“旋轉門”加入谷歌的高級人才。2004年，谷歌收購Keyhole之后，當時在CIA下屬投資機構In-Q-Tel（正是Keyhole的前一個投資者）擔任技術評估總監的羅伯·佩因特也加入了谷歌，成為谷歌地球企業版的聯盟經理。在他的努力下，谷歌迅速建立了面向軍方的銷售能力，并與老牌國防廠商洛克希德·馬丁合作將谷歌地球應用在伊拉克戰場，“全球鷹”無人機的制造商諾斯洛普·格魯門在給軍方的供貨中也采用了谷歌地球的技術。

In-Q-Tel與很多知名IT企業有著各種形態的投資或合作關系（資料圖）

像這樣有著深厚軍方背景的高級人才，在谷歌還有很多。例如香農·蘇利文，畢業于美國空軍大學、在空軍服役20年的老兵，在谷歌云擔任聯盟總監，曾推動谷歌云在陸軍和國防部的應用。吉姆·楊，曾經的CIA分析師，供職于CIA下屬的科技局（正是這個部門投資成立了In-Q-Tel），后來在谷歌擔任國防部銷售經理。

正如奎德所說，這些對軍隊了如指掌的人才加入谷歌后確實成為了硅谷與五角大樓之間的橋梁。在對外塑造“逐漸遠離五角大樓”公眾形象的同時，谷歌實際上與軍方建立了日益緊密的合作關系。

順便一提，CSG的發起人之一賈里德·科恩盡管沒有軍方背景，也是谷歌“旋轉門”的成功案例之一。加入谷歌之前，科恩任職于國務院政策規劃辦公室，擔任過賴斯和希拉里·克林頓兩任國務卿的顧問，被稱為“國務院的創新者”。

科恩了解其他國家——尤其是伊斯蘭國家——的青年人，擅長運用新技術煽動當地的反對派團體。他是美國“數字外交”的旗幟，是當年推特上受關注第三的美國政府雇員，僅次于奧巴馬及其競選對手麥凱恩。作為“數字外交”的實踐，他曾直接要求推特支持伊朗的反對派團體。

科恩加入谷歌以后，谷歌專門為他成立了名為“Google Ideas”的智庫（后來改組為Jigsaw）。這個組織充分發揮了科恩的才能，讓他“做了連CIA也做不到的事”：直接參與埃及、伊朗、伊拉克、巴勒斯坦、土耳其、阿聯酋等國家的“政權更替”。

科恩在這些國家煽動反政府活動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利用互聯網引導和串聯對現狀心懷不滿的年輕人，他為此發起了NGO組織“Movements.org”，后來該組織與羅伯特·伯恩斯坦的“促進人權”組織合并，其網站宣稱的使命是“聯結威權主義國家的活動家，賦權異見人士，放大反對獨裁者的聲音”——伯恩斯坦還發起了另一個NGO“人權觀察”，該組織每年發布的《世界人權報告》都對中國極盡抹黑之能事。

美國國防部副部長威廉·林恩會見賈里德·科恩（圖源：wikimedia）

谷歌與美國國防、外交、情報領域長期保持良好的關系，建立高級人才流動的“旋轉門”，一方面得益于創始人布林從創業之初即與情報機構聯系緊密，更重要的是在其主要發展時期有一位滿懷報國志的領導者——2001年至2017年間擔任CEO和執行主席的埃里克·施密特。

施密特的國防情結

施密特與軍方的關系可以追溯到1976年，當時他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研究分布式計算，該項目的資金正是來自國防部。2011年，施密特擔任谷歌的執行主席，并開始公開參與更多來自華盛頓的項目。2012年，他參與了五角大樓的“持久安全框架”計劃。

2015年，他被當時的國防部長阿什頓·卡特邀請參加關于提升政府科技水平的研討會。2016年，他在希拉里·克林頓的競選陣營中提供技術支持。他還隨美國軍政人士訪問了朝鮮、阿富汗、利比亞等軍事熱點區域，為他的書采集素材。

埃里克·施密特訪問平壤人民大學習堂（圖源：AP）

在這本題為《數字新時代》的書中，施密特這樣寫道：“洛克希德·馬丁在二十世紀扮演的角色，就是科技和賽博安全公司在二十一世紀的榜樣。”他也確實實踐了自己的理念。

除了在谷歌的工作之外，他自己成立的風投基金Innovation Endeavors也在積極投資與國防相關的初創企業。例如Planet Labs，一家經營間諜衛星并向軍方和情報機構提供服務的企業；再例如Team8，一家賽博安全企業，其創始人納達夫·扎夫爾曾在以色列國防軍專門從事電子偵察活動的8200部隊擔任司令官。

2019年，施密特投資了Rebellion Defense，一家完全按照五角大樓的國防數字服務部門來打造的公司。這家公司的創始人宣稱，他們所從事的是“現代的曼哈頓項目”或者“不受約束的Maven項目”——顯然他們知道，施密特需要比谷歌更大的施展空間。

曾任以色列8200部隊司令官的納達夫·扎夫爾（視頻截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