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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熊節】

這段時間以來，美西方國家“里應外合”炒作中國新疆問題，從新疆棉花到新疆光伏，制裁、抵制招術頻出，相關事件仍在發酵中。隨著事態的推進和相關信息的不斷曝光，一場美國精心策劃、蓄謀已久的針對新疆的混合戰爭逐漸浮現出全貌。我們正在親眼見證的絕非簡單的貿易爭端，而是新時代背景下新形態的戰爭。

什么是混合戰爭

二戰結束以來，隨著核武時代的來臨，大國間首次出現“核恐怖平衡”。在此背景下，戰爭的對象和形態均發生了重大變化。作為當今世界最好戰的國家，美國越來越多采取了除熱戰之外的“混合戰爭”（Hybrid War）的方式，通過信息、經貿、金融、外交、政治、文化的全方位施壓，制造“受控的混亂”，借此干涉主權國家內政，破壞主權國家獨立自主基礎，甚至推翻主權國家合法政權，為美國金融資本的全面入侵掃清障礙[1]。

據智庫機構“三大洲社會研究所”的歸納總結，美國在過去十多年中發展完善的混合戰爭體系包含4個最重要的組成部分[2]：

首先是宣傳戰爭。

早在1989年，“第四代戰爭”理論的創始人之一威廉·林德（William Lind）就認為，“電視新聞會成為比武裝力量更強大的武器”。西方主流媒體通過控制議程、精心設計講述手法，在全球輿論空間塑造了“美國及其盟友所說皆為真、‘流氓國家’所說皆為假”的固有印象。

尤其是人權議題，盡管美國自身在保護有色族群基本權益、保護人民大眾疫情期間生命權等最基本的人權問題上表現糟糕，并不妨礙美國繼續運用新聞媒體和諸如“人權觀察”等非政府組織（后者與美國政府之間常年保持著人才交換的“旋轉門”）抹黑其他國家人權狀況。

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后，宣傳戰爭理論得到了更進一步的完善。在針對巴西、委內瑞拉等國展開的宣傳戰爭中，精心編造的信息通過三級傳播的網絡逐漸滲透到普羅大眾[3]：

· 首先由跨國壟斷性大型媒體制作并講述美國政治力量和大企業需要的故事；

· 然后借助精準投放算法，通過社交網絡將這些故事以定制的方式和調性定向投放到去中心的若干“興趣組”，其中都是已經被人工智能算法識別為傾向于相信美國故事、且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的個體；

· 隨后這些故事會經由“興趣組”成員個人的社交網絡（例如WhatsApp、Facebook、Twitter等）以更私人的形式傳播出去，進一步增加其在民間的生命力。

——這種以“都市傳說”形式廣泛流傳的信息像病毒一樣傳播，被攻擊一方很難與其對抗，即使阻斷一兩個傳播源也無法阻止信息的傳播過程。

委內瑞拉反對派瓜伊多與美國前副總統彭斯見面。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緊隨其后的是外交戰爭。

美國會在外交場合使用他們自己編造、自己傳播的故事攻擊對方，削弱對方政權合法性。美國的盟友及其操縱的非政府組織（NGO）也會不斷渲染這些故事，并以此為借口將目標國從國際多邊組織排除在外。

例如美國1962年將古巴排除出美洲國家組織（OAS），然而是美國于1961年在豬灣武裝入侵了古巴，按照OAS憲章理應是美國被排除出該組織。諸如驅逐外交官、在聯合國制造孤立等手法，都是外交戰爭中常見的伎倆。

經濟戰爭是混合戰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美國運用其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領域的壟斷霸權，打擊目標國的經濟，對目標國正常的發展造成阻礙，損害該國普通民眾正常的生產生活。

在對委內瑞拉的經濟戰爭中，美國限制委內瑞拉開展國際貿易，切斷該國供應鏈融資渠道，禁止任何企業與該國產生商業聯系，造成委國內嚴重物資短缺、物價飛漲。委內瑞拉的債券與基金被華爾街和倫敦的金融市場凍結，甚至該國的黃金儲備也被英格蘭銀行非法扣留。SWIFT體系和國際金融市場本應促進國際間經濟交流，卻被美國用作攻擊主權國家的武器。

當目標國內充斥惡意抹黑現狀的信息、在國際上“被世界孤立”、人民生活每況愈下，混合戰爭就會進入最后也是最關鍵的環節：政治戰爭。

美國資助的“反對派”會利用西方媒體編造的負面故事攻擊國家政權合法性，營造對整個國家政治體制的置疑。經濟上的困境也會被描繪為政治體制和政府的失敗，而非經濟戰爭的結果。在選舉制國家，聲稱選舉流程舞弊、候選政治領袖貪污腐敗，也是常見的攻擊手法。巴西前任總統盧拉就是因此失去參選總統的權利，直到最近才由巴西最高法院裁定針對他的判決無效[4]。

目標國內對政治體制和政權合法性的懷疑積累到一定程度時，美國就會策動在目標國的“顏色革命”。美國國防部2010年11月發布的《特種部隊非常規戰爭手冊》（文檔編號TC 18-01）[5]中詳細闡述了如何識別目標國內的“反對派”、如何組織培訓抗議行動、如何將和平的游行抗議升級為暴亂甚至武裝叛亂。在美國壟斷企業和情報機構共同控制的互聯網社交媒體平臺上，警察維持秩序的行動會被抹黑為威權甚至屠殺，繼而成為更進一步“人權干預”（也即是公開的軍事入侵）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