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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作者在2024年3月13日參加北京大學國發院經濟觀察報告會時的發言稿。發言因時間限制而未能充分展開討論，作者在發言稿的基礎上進行了補充和修訂，賜稿觀察者網發布】

大家好，非常高興在北大國發院成立30周年之際，來到我們國發院的品牌論壇“經濟觀察報告會”現場匯報我的觀點。今天借這個機會，我準備把我國中長期的分析框架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事實上，只要中長期的分析框架理清了，就可以比較容易地借助這一框架回答短期問題。我的整體框架說起來很簡單，我國在收入分配結構導致消費不足的前提下，當下我國只有上、中、下三策可選。當前我國經濟之所以有較大下行壓力，根本原因是我們不恰當地走向了下策。下面，我從我國收入分配所導致的消費不足問題講起。

本文作者徐高在報告會現場

1. 我國的關鍵問題是消費不足

幾年前中央文件講得很清楚，我國經濟面臨著供給沖擊、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這三重壓力。現在疫情過去了，供給沖擊已經消退。但需求收縮和預期轉弱這兩重壓力反而變得更加沉重。

需求收縮不是新問題。從20世紀90年代下半期到現在，我國經濟一直面臨內需不強的局面。內需不足的背景下，在外需不強的時候，我國經濟就會陷入總需求不足、增長乏力的局面。所以說，我國經濟長期增長的約束在需求面，而不在供給面。

經濟總需求無非來自消費、投資和凈出口這三項。其中，消費和投資是內需，凈出口是外需。我國需求不足的源頭是我國的消費不足，即消費占我國經濟的比重太低。

跨國數據顯示，在超過1萬美元（2005年不變價計算）的各人均GDP水平上，世界各國的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平均都在55%附近。而我國在人均GDP水平上升的同時，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卻持續走低，現在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差不多15個百分點。就算把政府消費加上，計算我國總消費占GDP比重，也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差不多15個百分點。（圖表 1）

消費占GDP比重低，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果實沒有充分惠及到居民福利。按道理說，經濟增長的目標是滿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主要表現為對更高消費的期待，即吃得更好、穿得更好、玩得更好等等。一個國家消費占GDP的比重如果較低，經濟總量增長（反映在GDP上）和老百姓的個人感受之間就會脫節。

因為國民總儲蓄被定義為國民總收入減去消費，消費占比低就意味著儲蓄占比高——這是同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我國目前的儲蓄率（儲蓄占GDP比重）超過40%，差不多是世界其他國家平均儲蓄率的兩倍。

在組成內需的消費和投資兩塊中，消費才是最終需求，而投資只是派生性的需求。一般情況下，投資的目的是獲取投資回報。在投資回報率較低的時候，投資意愿會比較低。如果此時收入不能自發從投資者手中轉移到消費者手中，變成更多的消費，就會出現消費與投資都弱的內需不足的情況。所以，我國消費占GDP比重長期偏低，就會帶來內需的長期不足。

2. 企業部門與居民部門的割裂導致我國儲蓄偏高

要分析中國低消費、高儲蓄狀況的成因，既可以從消費入手，也可以從儲蓄切入。這里，我們以我國儲蓄為分析對象，揭示我國低消費高儲蓄的產生原因。

一個國家的總儲蓄來自國家里居民（消費者）、企業和政府三大部門各自做出的儲蓄。由于政府儲蓄規模一般較小，所以國家總儲蓄主要由居民儲蓄和企業儲蓄兩部分構成。居民儲蓄就是居民收入減去居民消費。企業儲蓄則是企業收入減去企業消費。這里的企業收入是國民經濟核算口徑的收入，實際上是企業分紅之后的利潤，而非企業財務報表中的營收。又由于企業消費等于零，所以企業儲蓄實際上等于企業分紅之后的利潤。

在企業儲蓄與居民儲蓄的跨國比較中，我國的獨特性體現得淋漓盡致。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過去10多年的數據中，可以發現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之間有此消彼長的負相關關系：企業儲蓄占GDP比重較低的國家，居民儲蓄占GDP比重就相對較高；企業儲蓄占GDP比重較高的國家，居民儲蓄占GDP比重一般就偏低。我國企業儲蓄與居民儲蓄占GDP比重都很高，而且二者之間缺乏其他大多數國家那樣的負相關關系——這與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情況形成了明顯反差。（圖表 2）

在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那里，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之所以有負相關關系，是因為當企業股權持有在居民手中時，企業部門和居民部門之間的收入分配不影響居民的財富水平。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例子來加以說明。

假設經濟中憑空多了100元的收入。第一種情況下，這100元收入流向了居民部門，并被居民部門存到了銀行里。這樣，居民部門的資產增加100元（是居民銀行存款的增加），居民部門總財富增加100元。

第二種情況下，這100元收入沒有流向居民部門，而是流向了企業部門，并被企業部門存到了銀行里。這時，企業部門的資產增加100元（企業存款）。但故事到這里還沒有結束。隨著企業資產的增加，企業的股票價值也會隨之增加100元。而如果企業的股權持有在居民部門手里，居民部門的總資產也會增加100元，并最終讓居民部門的財富也增加100元。

所以，如果企業部門的股權被居民部門持有，則不管收入是流向居民部門，還是流向企業部門，最終都會變成居民的財富。換言之，只要企業部門的股權在居民部門手里，企業儲蓄和居民儲蓄就都是居民的財富，收入在企業與居民兩大部門之間的分配不影響居民的總財富規模。在經濟學里，這個結論叫做“刺穿企業帷幕”（pierce the corporate veil）（圖表3）。

但以上結論成立的前提條件是，企業部門的股權要被居民部門持有。大量存在的國有企業使得我國與這一前提條件所要求的狀況明顯不同。國有企業當然是全民所有的，只不過其股權大部分被國家持有。這樣一來，國有企業分紅的大部分會流向國家而非流向居民部門，國企分紅之后的利潤也并沒有和居民資產負債表有直接聯系，難以起到直接推升居民財富之功能。

當然，國企通過支付工資、繳納稅收、向國家分紅等多種形式支持了國民經濟發展。但問題是，我國居民部門并不能直接感受到國企對其財富的提升作用。而居民消費水平決定于其財富規模。于是，國企的分紅和儲蓄對居民消費的帶動作用就比較弱。這是我國消費偏低的一個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