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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文明理論一樣，新中國文明的獨特特征也是以它和其他文明的不同之處來定義的。正如一位中國理論家所總結的那樣：

人類文明的新形式是中國人民的新創造，它是在共產黨——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領導下——在毫不動搖地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及其發展、延續和發展中國文化、借鑒和吸收人類文明成果的基礎上產生的。它既不同于向惡習敞開懷抱的西方資本主義文明形式，也不同于基于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形式。它符合世界文明普遍規律的要求，超越了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同化。它克服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諸多缺陷，擺脫了資本主義異化的惡習，打破了西方對所謂“普世價值”的壟斷。這種文明形式在吸收人類文明先進成果的基礎上延續了中華文明的優秀傳統，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它豐富了人類對文明發展規律的認識，對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世界文明的未來發展都具有重要價值。

從理論上講，中國共產黨人采用文明理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表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行不是通過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思想相混合，而是與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思想相結合，而中國思想已經基本吸收了當時普遍存在的西方理論。這種融合可以從上面引用的全會決議的措辭中看出。這里的“大同”（Great unity）一詞來自中國古典哲學，它的意思是“一個理想的社會”。但直到二十世紀初，哲學家和改革家康有為才將其含義從古代轉移到了未來。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們，比如蔣介石，才開始使用它。“現代化”的概念源自當代西方社會學和政治學，其結果是，只有關于黨和人民的話語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列寧主義視角下的馬克思主義。

如果不考慮術語上的差異，我們會發現今天中國共產黨的思想家所信奉的路線與梁漱溟的理論差別不大，順便說一句，梁漱溟在生命的最后階段開始將中國的文明模式與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唯一不同的是，梁漱溟仍然認為最高文明應該建立在印度教的精神原則之上。當然，北京的理論家們可以宣稱，他們發明的新文明形式就是共產主義，即人類發展的最高階段，所有其他文明最終都會到達這個階段。這將使他們的理論回到經典馬克思主義的道路上。然而，他們不太可能這樣做，因為這將迫使他們完全放棄其他文明具有巨大價值的想法——而這正是他們反對的西方特殊論所依據的論點。

從實際情況來看，新的文明意識形態顯然反映了中國領導層因國家巨大的經濟成就而日益增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無獨有偶，在許多國家——德國、俄羅斯、美國、日本和非洲國家，當民族主義的發展使得他們有必要將自己的傳統和文化與以前占主導地位的傳統和文化相對立時，就會出現這樣的意識形態。

中華文明在新時代里正煥發新的生機。圖為小朋友體驗活字印刷術（中新網）

當然，與美國或蘇聯不同，中國還沒有將其政治制度或經濟模式強加于他人。在2021年11月16日與拜登總統的談話中，習近平指出：“中國不打算將其方法推廣到整個世界。相反，我們總是鼓勵其他國家尋找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然而，有這樣一種觀點：中華文明新形式更卓越，在各個方面都超越了其他一切文明。這種觀點自然會引發人們將中華文明推廣開來的愿望，至少是要通過更有力的宣傳來推廣它。畢竟，如果你的文明樣板是當今世界最好的，那么不接受它的人要么是愚昧無知，要么是中了敵人的詭計。而愚昧可以通過再教育來消除，例如，教育那些不了解中國政治制度的優勢的中國公民。另一方面，必須與敵人作斗爭。

在中國，人們已經普遍接受了這樣一種觀點，即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一條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現代化道路，這也是導致現狀原因所在。因此，用西方政治學的術語來表達，中國的官方宣傳正試圖摧毀美國及其盟國的意識形態基礎——正如西方現代化理論所表達的那樣：一方面，只有采用西方的經濟模式才能實現繁榮發展，而另一方面，經濟發展和中產階級的形成將不可避免地導致國家民主化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

縱觀歷史，不同的國家都提出了實現現代化的替代性方案，但沒有一個國家真的根據方案成功做到了現代化。在這方面，蘇聯的解體對中國來說尤其有說服力、影響深遠。正因為如此，中國表示，中國模式不僅糾正了西方的錯誤，也糾正了蘇聯的錯誤。當然，現代化理論的支持者可能會反駁說，中國民主化的時代遲早會到來，但中國顯然不這么認為。中國認為，它終于找到了另一條可以引起他人效仿的現代化道路。

中國認為中華文明無可挑剔這一論點，與其說讓人想起蘇聯關于“社會主義的優勢”（蘇聯從未聲稱擁有特殊的文明）的思想，不如說是讓人想起以中國為中心的古典世界秩序模式，在這種模式中，世界被分為一部分是文化上屬于中國的一部分（“華”）和屬于蠻族的一部分（“夷”）——盡管中國皇帝的職責并不是要征服野蠻人，但中國皇帝卻要讓野蠻人相信“輝煌”的中華文明的優越性。他的勸說方式有：給予蠻族貿易和其他方面的特權、對親華勢力的軍事支持等等。這往往導致中國的鄰國和相鄰的部族陷入對中國附庸般的依賴，即使中國沒有直接征服他們，他們也要向天朝上國年年進貢、歲歲稱臣。與此同時，中國真誠地相信，它的所作所為是為了他們的利益著想。世界各地的中國外交官都言辭變得強硬，在他們看來，許多人不了解中國對這些國家的人道的和公平的態度。這有時會促使這些國家改變其立場，甚至對中國道歉。中國人真的不理解，為什么自己做的有利于這些國家的最大利益的事情，會讓這些國家的人生氣。

宣揚中華文明的新路線可能會給中國領導層帶來兩個問題。首先，中華文明優越的判斷可能讓許多國家感到威脅，特別是那些古代是中國屬國的鄰國（越南，朝鮮，日本，緬甸等）。中國自信的外交政策和咄咄逼人的新外交風格，已經導致中國在許多國家的名聲受到影響。如果受歡迎度繼續下降，中國在其他國家的貿易發展將會受到限制——而這正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

其次，大多數文明理論家，如斯賓格勒和湯因比，認為文明和人類一樣，是會產生、成熟和消亡的——也就是說，它會自然而然地終結。然而，這樣的中國的理論家可能不大滿意這樣的觀念，他們將需要提出論據，論證為什么中國共產黨的新文明形式將永遠存續下去。

（本文發表于2021年12月18日美國《國家利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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