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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時代

2014年，莫迪以承諾恢復資本主義信譽的強人形象當選總理。對于私人資本家來說，他將自己定位成一名親商業、支持自由市場的改革者。對于廣大民眾來說，他承諾要清理盤根錯節的腐敗關系網，通過善治來創造就業機會。十年過去了，這些承諾依然沒有完全兌現。事實上，資本主義在印度的信譽危機有增無減。

印度非但沒有清理腐敗，反而出現了前所未有的企業合并與經濟集中化。2021年，印度排名前20家公司的利潤占總利潤的62%以上，而2011年的份額還不到50%。大部分利潤集中在少數幾家大型企業手中。2024年福布斯的印度十大富豪排行榜最直觀地體現出這個趨勢。印度兩家最大財團的所有者——穆克什·安巴尼（Mukesh Ambani）與高塔姆·阿達尼（Gautam Adani）的財富加起來約2000億美元，與排行榜上后面八位印度富豪的財富之和相差無幾。

印度政府為這種企業并購開了綠燈，將其視作類似韓國財閥（大型家族企業集團）的印度版國家控制的資本主義，是對“全國領軍企業”帶動經濟發展的一次下注。但這并不符合印度的現實。

政府與這兩家大型財團的關系導致許多公司遭到排擠。公平的競爭環境并不存在。好幾家過去數十年來崛起的地方企業已經破產，只有少數幾家受到青睞的企業通過收購破產企業和國家資產（例如，阿達尼集團在2019年收購了6家國有控股的機場）存活下來并發展壯大。

新一代企業家主要出現在數字初創企業、電子商務和金融科技領域。但莫迪的領軍企業主導了基礎設施、電信和自然資源領域，這些印度國民經濟的關鍵領域現在都掌握在兩三家巨型企業手中。

莫迪政府的部分標志性經濟政策傷害了地方資本家與小企業，并助長了這種大企業合并，例如2016年試圖清理“黑錢”假幣的廢鈔令，以及2017年實施的（雖然是亡羊補牢但依然設計不周）的商品和服務稅改革。

這些政策將印度的非正規經濟攪得天翻地覆。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印度政府匆忙宣布的嚴厲“封城”政策在份額較小的正規經濟部門與龐大的非正規經濟部門間打下了深深的楔子。2020年到2023年，企業利潤幾乎翻了兩番，但制造業企業的增長放緩、就業人數大幅下滑，到2023年僅占全國就業總人數的11.4%，低于2018年的水平。

當地時間7月8日，印度加濟阿巴德，來自比哈爾邦的農民工在田地里種植水稻幼苗 視覺中國

經濟困境加深的另一個跡象是，農業領域如今雇傭的勞動力數量比5年前還要多，而實際工資水平卻停滯不前。

因此，我們需要結合以上背景來理解印度公眾對過去十年里市場化改革的回應。經濟集中化的后果中較少被討論的一點是，它在地方資本與商業利益、政策制定之間制造的隔閡。這增加了改革的難度：在印度的聯邦體制下，邦政府不得不引領許多方面的政策制定，因為他們更貼近基層，也能夠承擔責任。中央集權削弱了各邦政府的治理作用，減少了各邦對政策制定的影響力。結果是，改革既沒有反映地方的關切，也沒有得到來自受改革影響選區的充分支持。

印度政府試圖開放農業市場的失敗就是一個典型的案例。2020年，政府提議對這些市場的運作進行必要且重大的改革。但改革方案并不周全，政府也沒有做好安撫工作，比如向農民承諾某些領域必要的政府保護措施將會繼續維持。不出所料，農民們擔心會失去同大公司討價還價的地位，相關法律引發了廣泛的抗議示威。抗議者在新德里郊區安營扎寨，頻繁地將矛頭指向阿達尼與安巴尼兩大巨頭，并警告這些法律會傷害農民、讓大公司收益。

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85%的受訪者支持農民的抗議，而抗議活動最終迫使政府廢除了相關法律。但是，印度政府似乎并沒有從這次風波中吸取關鍵教訓：經濟上的集中化、助長裙帶式腐敗風氣的改革模式無法建立真正有競爭力的市場。在這個過程中，試圖解決印度經濟結構性失敗的任何未來努力的大門都已經關閉。

一顆定時炸彈

2024年，莫迪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面對選民。過去十年來印度經濟發展的后果——高失業率、貧富差距與物價上漲牽動著選民的心。反對黨，尤其是國大黨利用了這些挫折感，精心設計了一套圍繞社會不公正、經濟不平等和高失業率的政治敘事，并通過這套敘事在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關鍵選區令莫迪處于下風。與此同時，他們毫無保留地批判印度政府與阿達尼、安巴尼之間的親密關系。

莫迪以更加謙遜的姿態開啟總理任期。在一手主導印度政壇整整十年后，他第一次面對一個活躍起來的反對黨。第三個任期開始數個星期后，莫迪政府于今年7月提交了年度財政預算提案。提案宣布了一項就業激勵計劃和企業部門的實習計劃，旨在創造就業機會。這些計劃的效果有限，如宣稱5年內將在正規經濟部門創造4100萬個就業崗位。粗略估計，這意味著每年需要新增至少1200萬個就業崗位，才能吸納勞動力市場的新求職者。更大的問題是，這些政策主張沒有正視印度經濟的結構性現實，也沒有提出一份在整個經濟中建立真正有競爭力市場的路線圖。

重振旗鼓的反對黨現在面對一個機會。目前，這些黨派主要關注種姓制度框架下的社會正義和貧富差距問題，要求開展種姓普查并實行配額制。

然而，如果反對黨真的希望挑戰印人黨的經濟政策框架并解決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問題，就需要擴展他們的敘事空間。國大黨及其盟友并非不存在裙帶腐敗，但他們仍然抨擊印人黨政府與安巴尼、阿達尼之間的關系，并強調了失業率問題的嚴重程度。在發表這些言論的同時，反對黨還需要提出一個建設性的、可信的經濟發展替代愿景，并圍繞這一愿景來動員選民。

實現這樣的愿景并非易事。自1991年以來，印度已經就更進一步的經濟自由化大方向達成社會與政治共識。這樣的共識并沒有動搖，所有對未來經濟政策的思考都必須建立在這個框架之內。反對黨可能很難有辦法令自身的經濟議程真正有別于印人黨政府的議程。反對黨自身也對印度政治中裙帶主義的猖獗與無處不在的腐敗負有責任，這可能會令其更不容易展現一種新穎的、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面貌。

許多分析人士要求印人黨制定一套產業政策，重新平衡印度的經濟增長模式、更加強調創造就業機會。也許反對黨可以通過起草一份“影子政策”，即印人黨不敢設想的道路，來啟動這一進程。否則，印度經濟將繼續陷入目前的低水平均衡狀態，即使一個蓬勃發展但規模較小的正規經濟部門與肆意的企業合并能夠帶來些許增長，印度的大部分人口依然被排除在外，還會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對于一個年輕、充滿抱負但又備受挫折的國家來說，這樣的組合可能很快成為一枚定時炸彈——有可能已經在滴答作響了。

（原文發布在美國“外交事務”評論網站，原標題：“印度資本主義的危機。” The Crisis of Indian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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