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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從政治心理上來說，希望所有的人都關心政治這是不現實的，也不一定是好事。那些有著民族使命感，國家使命感，政治責任感的群體，在任何國家都是少數，大多數人都是只在意過好自己日子的蕓蕓眾生。如果一個國家的公民、年輕人都熱衷于政治，對于政治穩定反而不一定是好事。這是一種比較研究的結論。

有人關心政治，有人不關心政治，這是一種正態分布，是非常正常的，不用過于擔憂。我們人民大學是以人文社會科學為主，尤其是國際關系學院的學生，我想北大、復旦、人大可能都是一樣，天下大事本身就是他們的專業，所以他們關注的比其他專業更多。

不過我看我們在全校范圍內做一些報告，比如說“中國政治變遷40年”，聽眾也有三、四百人，小會場換成大會場，最后整個大會場座都無虛席，可以說在整個學生群體中關注度也很高。

楊光斌教授在中原工學院以“中國政治變遷40年”為主題，為師生上了一堂生動的思政課（圖片來源：網絡）

觀察者網：還有一些學生是非常熱衷于政治話題的，但是他們從網絡空間獲取信息，導致很多認識和觀點所基于的“論據”是被“歷史發明家”虛構的，甚至是一些謠言；他們往往被網絡上一些言論左右，看待問題很容易走極端，最終淪為“鍵盤俠”，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楊光斌：首先在網絡時代，大眾參與程度越來越高，他們從網絡上獲取知識的比例越來越大，這就意味著專家的作用越來越低。我們應該注意到，在網絡發聲的有很多來自市場化的平臺，這些平臺，無論是很多沙龍、學術報告是有強烈的某種價值導向的，這對年輕人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這種情況下也有很多好的現象出現，比如觀察者網、比如共青團中央，他們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鑒于這種情況，怎樣發出自己的聲音，引導青年學生獲得應該獲得的知識，這個問題主管部門確實應該認真研究和總結。

觀察者網：習總書記在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強調“必須培養一代又一代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立志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奮斗終生的有用人才”。然而時下很多大學生會把擁護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和愛國分開來理解，在發表一些錯誤言論時每每宣稱這是“愛國不愛黨”，您覺得這樣的思想有什么誤區？

楊光斌：這就涉及到我們比較政治的研究成果，用總書記的話來說是“國際視野”的研究成果。只有擁有國際視野、了解具體國家的發展史才能回答這個問題。

不同國家的成長有不同的路徑：英國、美國主要是靠商人推動的，像德國、法國，還有日本這些國家主要是靠國家機器組織起來的。但是很多后發國家，商人集團的力量很微弱，國家機器癱瘓了，誰來組織國家就是一個最大的挑戰。

因此廣大后發國家有一個新型的組織者就是政黨，是這些政黨來把國家組織、建立起來的，比如說印度、很多非洲國家，還有就是我們中國。在這些政黨中，把國家組織得最成功的的應該還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也就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領導者和新中國的締造者（圖片來源：網絡）

我們一般稱之為黨和國家領導體制，在歷史和世界范圍比較，如果沒有政黨這個組織者就沒有這類國家，最典型的就是蘇聯——蘇聯共產黨沒了，國家也就沒了，分裂了。很多人都同意這樣的判斷：21世紀中國如果沒有共產黨，導致的后果就是中國的分裂。所以說看起來黨是黨、國是國，其實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黨和國家是命運共同體，沒有黨就沒有國家。

我提出了一個“政黨中心主義”的概念，講為什么是黨，需要什么樣的黨能把國家組織起來。黨和國家分開是典型的自由主義理論，比如說美國，他們黨的出現是在革命以后，是在憲法體制內出現的政治派別，而中國和很多國家是由黨來建國，由黨來立憲，因此不能簡單地以英美的經驗、體制、理論來看待中國。

換句話說，回到剛才的話題，如果中國變成黨是黨、國是國，變成自由主義憲政體制，那么中國會變成什么樣呢？不外乎又是一個大號的發展中國家，不會比他們更好。

觀察者網：從去年持續到現在的中美“貿易戰”一度讓中國國內的輿論環境非常復雜。受此影響，一方面，一些學生對中國產生了質疑，覺得中國與美國差距那么大，和美國作對是自不量力，因此很反感對國家的“自信”；另一方面，一些學生又盲目自信，希望國家采取比較激進的措施，速戰速決。您怎么看待這種現象，在這樣的背景下如何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國際觀和大局觀？

楊光斌：中美貿易戰是一個很好的節點，它在一個關鍵的時間點告訴國人很多道理。

其實中美貿易只是西方300年或者500年以來強權政治的一個表現而已，全球史研究表明，歐美人是嗜血、好戰的民族，而中國人是相對而言比較文弱的。但是如果沒有毛澤東領導的抗美援朝、以及后來在越南和美國兩場戰爭的較量，中國人到現在還在怕美國，因為在過去100年的歷史當中，如果一對一的較量，美國可以說是戰無不勝，無論是對蘇聯還是對德國、對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