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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品味的是，現在七八上十歲、十幾歲的小孩都不會游泳了——我輩人五六歲就學會了游泳。村民將垃圾肆無忌憚地往河里丟，首先是因為河流是公共地盤，可以丟；其次是丟河里如丟坑里，不在地面上，不容易堆積成山；最后是他們想象河里有水，可以將垃圾沖走。這些年來，農民每年看著河里的垃圾越來越多，河水越來越臭的時候，就期待著來年春夏間下大雨、漲大水，以便將所有的垃圾都一股腦兒沖走。但是他們發現，當河里垃圾丟多了的時候，一年漲多少次水，也不能完全將垃圾沖走，且沖走的速度還趕不上丟的速度。

農民通過這樣幾個方式處理垃圾，個人家里是干凈、整潔、衛生了，但整個村子就看不得了。

六

水村平屋里灣春節前夕自主修建垃圾池的這一舉動，在當地垃圾處理上屬于破天荒的事情。這個故事揭示了“組織起來比金錢更重要”：農村垃圾處理問題，既不是農民意識沒有跟上來，也不是農民素質低下，更不是農民沒有錢的問題，而是組織問題。只要農村基層被組織起來了，農民群眾被動員起來了，農村垃圾處理與環境保護問題就迎刃而解了。如何將農民組織起來，自己解決自己的生活垃圾問題才是問題的關鍵，也才是農村環境的出路。平屋里灣之前數年都在“等靠要”，發現等不來、靠不住、要不來之后，自發組織動員，垃圾池一兩天之內就變成了現實。關鍵就在于要有一個敢于正面問題、敢于負責任的組織。農村和農民蘊含著巨大的力量，如果能夠將他們組織起來、動員起來，就可以為農村建設和發展提供源源不斷的資源。

1、黨委政府的基層組織是組織動員群眾的唯一合法性組織。在國家力量已完全滲透并改造農村之后，農村傳統的組織如宗族、行會、幫派等皆已消失，或不再具備合法性，組織和動員農村資源的唯一合法性組織就只剩下鄉村組三級組織。它們既具有國家法律的規范合法性，也能得到農民的認同。

在水村這起垃圾池的事件中，若無村民小組的名義，光靠楊山東和我去組織也是難以搞成的，至少會被人質疑（“憑什么你來搞這些事情”）。因此，村民小組以公家的名義組織是該工程得以成功的基礎。所以，農村的事情少不了鄉村組的組織，要把農村的事情搞好，就得首先搞好鄉村組三級組織。組織起的是戰斗堡壘的作用，扮演的是骨干和中樞的角色。

2、宗族等民間組織和觀念認同可以被正面地組織起來。有了組織，組織動員群眾的具體方式方法則是策略問題了。

在這起事件中，宗族等民間組織和觀念認同是組織動員很重要的資源，小組長通過宗族房頭內部有權威的人物去動員房頭內的資源（出工），去拔掉房頭內的“釘子”（阻力、說風涼話等），克服房頭內搭便車的思想（不出工出力），不僅節省了組織資源（小組長不用挨家挨戶做工作），提高了效率，還從整體上提升了小組的工作能力和工作信心，加強了小組長在群眾中的威信（辦成了事情，功勞自然歸功于小組和小組長）。也就是說，楊山東和我雖然在其中的角色很重要，但說到底是基層組織可資利用的資源而已。

組織和利用宗族力量，還有個很重要的功能是強化村民對基層組織的信任，即借助村民對宗族的信任來加強自己的行動和動員能力。稅費改革后，農民對基層組織最深惡痛絕的是各類工程項目中的腐敗問題和國家下撥的資源分配不公平問題。因此他們往往對基層組織不信任，即便其中沒有腐敗問題，他們也會想象其中有腐敗。因而不會輕易出錢出力（“為什么我要給你做六十大壽呢？”）。如果有宗族權威介入其中，他們就會因為信任“自己人”而也信任基層組織。

3、走群眾路線，就是要組織動員群眾辦自己的事情。“群眾路線”既是黨的政治路線，也是黨的組織路線。從組織路線來講，就是黨委政府及其官員要組織和動員群眾辦自己的事情。我調查發現，稅費改革后，黨和政府在農村辦了很多事實，諸如修建或改善水路電，但農民往往不認賬，還懷疑其中有貓膩，有腐敗，對基層黨委政府更加不信任、不認同。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國家拿錢到農村“買合法性”，得到的卻是丟掉合法性的局面？很大部分原因就在于，國家在農村搞的那些項目、工程沒有農民自己的參與。農民在這里是被動“享有”的。農民沒有參與到其中來，就不會覺得這些工程建設是他們“自己的事情”，而是認為那是國家在搞建設，地方政府在搞形象、搞政績工程，與他們無關。甚或猜測是地方官員要搞腐敗才搞這些工程，心生不滿和不公平感。他們也因此會生發“等靠要”的思想：反正國家會來搞，自己自然就不會想著出錢出力了。

如果基層組織通過組織、動員的方式，讓農民作為主體參與到工程、項目的建設當中來，農民就會把這些工程項目當做自己的事情來辦——只要是做自己的事情，就會有積極性、責任心和使命感，做好了就會有成就感。這樣農民的主體性、主動性及創造性就會發揮得淋漓盡致。所以，即便由他們自己出錢、出力，他們也樂在其中。在修建垃圾池的動員工作中，我們一再強調這是“灣里人自己的事情”，也是這個道理。

此道理推而廣之就是：基層組織不要越俎代庖，以為把農民所有的事情都承包起來，就是對農民的恩惠，農民就會感恩戴德，相反，農民不僅不會感恩，反而會反感；基層組織應該做的是組織和動員的工作，讓農民成為真正做事的主體，即組織農民去辦他們自己的事情。這樣做，既可“得便宜”——出少量的人力物力將事情辦好，又可“賣乖”——還能得到群眾的認可和擁護，何樂而不為呢？水村垃圾池事件何嘗不是這樣：村組花小錢讓群眾出力辦大事，又得到了群眾滿意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