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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楊銳】

歐洲和美國的主流政治正面臨著民粹主義崛起所帶來的兩難困境，而民粹主義也正在考驗自由主義和民主制度的歷史彈性。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積極通過推進“一帶一路”倡議，支持全球化和與多邊貿易。

然而，“一帶一路”如何在推動區域合作，倡導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等方面改善地緣政治環境？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幫助一些國家走出民粹主義的困境？

這不僅是近日赴京參加“一帶一路”高峰論壇的近30個國家的領導人和70多個世界組織的共同利益關切，也是世界其他國家對中國在未來的全球治理中的期望與觀望標尺之一。

5月14日，中國環球電視網《對話》欄目聯合耶魯北京中心，邀請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Paul Haenle，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中國英國商會主席Clare Pearson及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謝韜圍繞“民粹主義和一帶一路”的主題展開討論。

全球化未死

“全球化未死”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Paul Haenle直言。“盡管反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在美、歐等地區的勢力漸見增長，但這并不意味著全球化的衰落、甚至死亡，美國、中國和歐洲的其他國家仍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

清華-卡內基全球政策中心主任Paul Haenle

據他分析，民粹主義的風險不在于是否繼續在全球范圍內蔓延本身，而在于各國的政治家是否通過民粹主義的崛起認識到了政治生態和社會存在的問題。他以法國大選為例稱，“勒龐和馬克龍的最后角逐至少極右勢力與溫和派的平衡，如果下一次角逐變成了兩個民粹主義者的角逐，那局面就會發生很大變化。”

這一觀點得到了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謝韜的認同。在他看來，民粹主義本身標榜民眾的主權，聲稱以平民的價值和理想為訴求，例如就業平等、社會福利公平、移民問題都是他們關注的重點。但問題在于，從美國、歐洲到亞洲，這些標榜代表平民的政治家所真正代表的利益群體是誰？

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謝韜

中國英國商會主席Clare Pearson則認為，去全球化并不是一種偶發事故，而是一個過程。“特朗普或者杜特爾特在競選中通過網絡數據的分析容易找到誰是他們的支持者，但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每一次運動背后的群體是不同的，這是很難掌控的。”

中國英國商會主席Clare Pearson

“不可回避，我們已經看到了民粹主義或者民族主義給全球化發展所設置的障礙，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認為其程度和力量足以改變全球化發展的主流。”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表示。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理事長王輝耀

“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的獨角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向世界全面闡述“一帶一路”倡議，強調“合作”、“發展”、“開放”。然而，中國的“一帶一路”具體能以怎樣的方式支持全球化和多邊經濟？國際社會對于“一帶一路”支持和參與的期望和興趣在哪里？一些國家至今觀望的焦慮又在哪里？

“一帶一路絕非中國的獨角戲”王輝耀認為，一帶一路不僅僅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雙邊貿易合作，更是沿線國家的多邊貿易合作，這也是此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舉辦的一個重要意義。很多合作項目需要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共同商議推進。

Clare Pearson則認為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當政帶來的經濟困局中，習近平在達沃斯的講話給了世界信心，全球化并沒有死亡。一帶一路是中國支持全球化的一個重要舉措。

Paul Haelne表示，中國一帶一路協議應不僅只針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也應吸引發達經濟市場。有一個風險是中國“一帶一路”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投資可能會被當地的不同利益集團爭搶，這會影響其項目的實施。因此，一帶一路還需要在很多細節上與沿線合作國家的政策有對話和協商。

而在謝韜看來，中國“一帶一路”初期大多是與其他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的合作，中國在其中投入了很大的人力和財力。但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中方需要研究其他國家當地的宗教人文和風俗習慣，避免沖突或是抵觸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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