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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與西方、特別是英國有很大的不同。在英國，宗教和習慣法法庭在王權還沒有占據主導地位的時候就已經成為基層社會的主導力量，它們是介于個人與王權之間的中間組織，起到了組織和管理社會和對抗王權的作用。中國社會缺少這樣的中間組織，大型社會動員和組織都需要政府直接操辦。由此，在中國建立問責政府比西方更加困難。

然而，中國這樣的一種個人主義 + 強政府的治理模式也有其自身的優勢。一方面，中國人崇尚個人努力和成功，這使得中國人較容易接受個人價值這樣的自由主義原則，也容易產生企業家；另一方面，一旦需要，社會容易聽從政府的調遣，在危急時刻容易形成社會合力，成功化解危機。中國的富豪人數已經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而中國應對疫情比西方更加成功，都是證明。

賢能主義

中國式的個人主義的一個后果是賢能主義。不同于西方單一的人性論，儒家認為，人性是多樣的、流變的和可塑的。人生而不同，但除極其聰慧和極其愚笨之人而外，其他人的成就取決于個人后天的努力。對于儒家來說，不存在抽象的平等，因為，一個人最終擁有什么樣的才能和成就是個人努力的結果，抽象平等忽視了努力的作用。

儒家只承認關系平等，在社會分配方面，這表現為亞里士多德的比例平等，即回報與努力成正比。賢能主義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深刻和持久的。在個人層面，它表現為對個人成就的推崇；在政治層面，它表現為政治賢能主義，即公共職位要求官員具備與之相配的道德和能力水平，職位越高，要求越高。從西漢的察舉制度，到唐宋形成的科舉制度，再到今天的干部選拔制度，政治賢能主義始終貫穿其中。

一個民族的任何優點，也一定是它的缺點。賢能主義也不例外。它最為嚴重的缺點有二：一是缺乏對個體先天差異以及家庭和社會環境的關照，在獎勵個人成就的時候會忽視個體和社會偶然因素的作用；二是弱化社會群體意識，強化個人主義對社會共同體意識的排斥。在國內，強政府可以部分彌補這些弱點，但在海外，華人就形成了只顧自己、不關心政治、不融入當地社會的形象。

然而，賢能主義可以成為當代西方民粹主義的一劑解藥。西方的自由主義民主本來不是單純的民主制，而是混合了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的共和體制。

一戰之后、特別是蘇聯瓦解之后，民主開始占據主導地位，并演變為今天的民粹主義。西方知識分子和他們的理論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為回應戰后民主化和民權運動的沖擊，他們在理論上為進一步的民主化和均等化提供理論依據。

不過，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純粹的民主制都無法獲得理性的政治決策，放棄政治層級和賢能主義原則，對于任何社會來說，在長期都會產生災難性的后果。中國的政治制度可能無法在其它國家復制，但其背后的政治賢能主義是其它國家可以借鑒的。應對西方社會的民粹主義不是完善民主，而是重新引入賢能主義，完善共和體制。

德治

以往對中國政治的一個批評是，中國只有“人治”而沒有“法治”。這個批評有很大的合理成分，但由此完全否定“人治”卻是過于武斷的。世界上沒有完備的法治，因此總是給人治留下空間。問題不是要不要人治，而是要什么樣的人治。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告訴我們，德治是指導人治的根本原則。

對于儒家而言，國家治理的最高目標是“仁”。“仁者，愛人。”仁政就是服務于天下百姓。要實現“仁”，統治者自己必須首先具備很高的德性，不僅能夠克己復禮，而且能夠判斷什么是“仁”。

與當代西方民主強調對政府官員實施問責不同，中國政治強調政府官員的責任。問責是對官員施加的被動約束，而責任是要求官員必須主動地為民眾做事情。前者可以弱化對官員的道德要求，而后者卻要求官員必須具備較高的道德水準和能力。

兩者都不能走向極端。西方民主弱化官員的道德要求，因而會出現特朗普這樣的總統；中國如果過度強調官員的能動性，就會導致官員對民眾權利的侵犯。在現代社會里，以法治為基礎，以德治要求官員，應該是最佳的組合。

四、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哲學

改革開放以來，黨加快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進程，初步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社會主義是西風東漸在中國留下來的最為顯著的成果，是中國吸收西方優秀文化的證明。

然而，如何定義“中國特色”，仍然是一個待解的問題。前一節的討論告訴我們，中國文化擁有具有世界意義的特質。這些特質應該成為構成“中國特色”的元素。問題是如何把這些特質組合起來，形成一種政治哲學。

當今的世界文明，是軸心時代的延續。在那個激動人心的時代，中華文明大放異彩，為后世留下了無盡的思想資源。構建中國自己的政治哲學，必須從那個時代尋找資源。就其在政治哲學方面的潛力而言，儒家學說無疑是最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學說。從儒家學說出發，是最可能構建“中國特色”的政治哲學的。

與中國的務實主義傳統一致，儒家對人性的認識來自于對人的經驗觀察，而不是像霍布斯和洛克那樣，來自于理論構建。人性是人的普遍特性的集合。這種普遍特性又是個人特性的集合，而個人的特性取決于一個人先天的材質、后天的環境和個人努力。現代心理學也告訴我們，個人在大腦生理層面存在很大的差異，而這些差異是先天和后天因素累積造成的結果。因此，談論一個普遍的人性是沒有多大意義的。

每個人最終形成的人性是不同的，這一點對于政治過程非常重要。政治參與的最小單位是個體，它涉及個人的德性、知識量、判斷力和執行力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個人成就不同，因此，不是所有人都應參與所有政治過程。

政治層級是不可避免的，不同層級需要不同的個人德性和能力與之相匹配。越高的層級涉及的決策越復雜，因此也需要更高的德性和能力。為此，官員的選拔不應該全部都交給民眾來完成，而需要一個中央機構來完成。作為選拔機構，中央機構本身的官員也必須具有很高的德性和能力，正因為此，中央機構也為國家提供大政方針。

不過，中央機構的權力必須受到民選的主權機構的約束，它的人事和大政決策必須經由主權機構同意方可實施。這有兩方面的原因。

其一，儒家政治的最高理想是仁，中央機構的決策如果是有利于仁的實施，就會不憚于交由主權機構審議；其二，中央機構把決策交由主權機構議決，可以消除民眾對主權機構是否誠心實施仁政的猜忌。

這里，主權機構的主權是被動的，它不主動提出立法和人事任命，因而與自由主義民主的主權不同。與自由主義民主一致的是，主權機構之下設立行政機構（政府）。另一方面，為防止中央機構濫用權力或出現決策失誤，儒家政治還設立一個諫議機構，專門約束中央機構的行為。

國家治理的目標是在各政治主體之間取得平衡，為社會提供秩序并實現特定的社會目標。民主制度把社會目標交由多數選民決定，這不一定是社會最優的選擇，因為合意的社會目標未必由多數選民所掌握。

上述儒家政治架構的核心是中國傳統的政治賢能主義，但同時也將西方的民主因素以及權力制衡納入其中。這樣的一種共和體制有利于實施合意的社會目標，同時也可以防止任何權力的獨斷專行。

它與自由主義有許多相通的地方，最為重要的是，它保護基本的個人自由。但是，它拒絕抽象的平等，只接受比例原則下的平等。由此形成的儒家自由主義，既繼承了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但又比自由主義更能真實地反映現實，因而也更可能在現實中得到實施。

當代中國政治體制與上述儒家政治結構高度重合。中國共產黨是中央機構，全國人大是主權機構，國務院是行政機構（政府），人民政協是諫議機構。黨在理論層面的中國化，必須從吸收儒家政治哲學開始。馬克思主義本身是西方改造原始資本主義的產物，傳入中國之后，成為黨戰勝舊制度及其一切從屬勢力的武器，也為黨改造中國社會提供了理論依據。

然而，馬克思主義的原始形態不適合作為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指導思想。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需要全體中國人民齊心協力，而不是階級斗爭。另一方面，馬克思主義也不利于中華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馬克思主義是西方文明的產物，中華民族要在世界文明中占據一席之地，就必須向世界展示中國自己獨創的文化。

如何在保持馬克思主義精髓的前提下構建黨的新理論，是黨在百年當口的最重要任務。一個取向是，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馬克思主義實踐分開，繼承前者而揚棄后者。

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核心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這兩點與中國的務實主義以及儒家的中庸思想有相通之處。馬克思主義實踐的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其核心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之上的剝削理論。

在資本主義早期，生產相對簡單，資本與勞動的分野比較明確，但在當今全球化的生產和交換格局之下，資本和勞動早已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按要素進行分配被證明是最有效的社會分配機制。

我國的實踐也表明，建立按要素進行分配的市場機制，是改革開放的成功秘訣。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以儒家政治為體，重新重構黨的理論體系，是黨完成回歸中國的必由之路，也是中華文明吸收西方文明的關鍵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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