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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訪/觀察者網 劉惠】

觀察者網：“三次分配”指的是高收入人群以募集、捐贈和資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對社會資源和財富進行分配，從現實角度出發，我們現階段提出“三次分配”的作用和意義是什么？

姚洋：三次分配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1992年，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就提出了“三次分配”概念，自愿是它的原則。國家的收入分配主要靠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第三次分配只是錦上添花的作用。

目前，很多國家的社會捐助都比較少，比如說歐洲、日本。美國的捐助比較多，很多私立大學都是依靠捐助。日本也是公立學校多，私立學校少，比較有名的私立大學也就是早稻田大學、慶應義塾大學、上智大學了，所以這并不是一個普遍現象。

美國社會捐助私立學校有多種原因，一個很大的原因是早期移民比較重視教育，移民開始捐贈建立學校，比如說哈佛大學開始的名字是Harvard College，就是一個小的文理學院。

美國戰后有一批新的學校出來，比如斯坦福大學、卡內基梅隆大學，是靠企業家捐贈辦起來的。美國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出臺一些政策，鼓勵大家捐贈，這一套鼓勵捐贈的激勵方法起到了很大作用。

美國常春藤盟校（The Ive League）是私立大學，雖然也會得到美國政府在財政上的支持，但數額極其有限，與公立高校得到的巨額補貼相比更是微不足道。正因如此，接受捐贈成為這些名校的主要經費來源之一。

但是，要實現整個社會收入分配公平，捐贈幾乎起不到什么作用，這個量在中國太少了，更多是一個錦上添花的東西。

我們不能一提到三次分配，就以為國家要來做這事兒，我們不是要“殺富濟貧”，也不是要搞“平均主義”，而是這次會議后，我們會出臺一些政策來鼓勵大家捐贈。

中國的捐贈里，大頭是企業捐贈，普通老百姓的捐贈是比較少的，中國的企業家捐出了大量的收入來幫助窮困山區、扶助老幼病殘、鼓勵科學研究，比如“未來科學大獎”，是由幾個企業家發起的，而且獎金比諾貝爾獎還要豐厚。因此我們對第三次分配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觀察者網：我們講三次分配不能忽略前面的“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而且我們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也不著急跨入三次分配。

姚洋：社會主義高級階段也不能依靠三次分配，三次分配強調“慈善”，國家應該做的、能做的只能是引導，并不是說要依靠三次分配。

觀察者網：您覺得稅收政策會不會成為共同富裕目標實現的主要手段？

姚洋：沒有稅收就沒辦法做調節，共同富裕目標的實現也不是光靠二次分配，不是收稅就完了，而是要精準分配，政府做該做的事情，把收來的錢用在刀刃上，不是一味地把稅收提的多高。

觀察者網：目前，我們依舊要著重解決前兩次分配中存在的問題。那么我們該如何發揮二次分配中稅收的調節作用？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更應該側重于哪個方面？

姚洋：我們企業稅負太高，中國是從計劃經濟時期來的，搞計劃經濟的國家基本上不對老百姓征稅，只對企業征稅，但是對企業收稅不見得老百姓不承擔稅負，稅負也會轉移一部分給老百姓，其中一個表現就是老百姓的工資被壓低了。

我們搞市場經濟之后，這樣的狀態沒有改變，實際上，我們仍然大部分依靠企業交稅，特別是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兩者合計占全部政府收入的45%以上；還有員工的社保，我們的社保也非常依賴于企業，所以企業的負擔是很重的。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收入分配改革就得要加大個人和家庭承擔的稅負。可以參考一些美國的經驗，美國的企業為什么創新力比較強，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稅收比較低。

中國的汽車玻璃大王曹德旺到美國開工廠以后，發現美國的稅負怎么這么低，而在國內，他說應該提高個稅起征點，提高到一萬，他是不知道國內的平均收入是多少，起征點一萬塊錢就沒幾個人交稅了。

現在我們的個稅起征點是5000元，即使如此，我們的個稅收入占全部稅收收入的比例依舊是很低的，只占政府收入的5%左右。

因此，我們應該降低企業的稅收，對家庭來征稅。我們現在的個人所得稅起征點5000元也不能往下降，只能往上提。所以，想要提高個人或家庭承擔的稅負，基本上就是房產稅，房產稅是對較高收入人群來征收的。

對于普通家庭，不用擔心會被征稅，因為有基本的免稅額度，這樣一來，普通老百姓是不會被征稅，只有兩套房及以上的高收入人群才交稅，這個稅收很公平。

住房本就是消費性的資產，超出了日常所需的住房就應該交稅，而且房產稅有個好處，不會打擊大家的生產積極性。作為資產，不會對工資和收入產生影響，而且它又有利于調節收入分配，一般的老百姓不用交，有比較多房產的人才需要交。

我覺得房產稅必須征收，房產稅是一個很大的稅，因為中國房產價值很高，征收0.5%都是很大的一個數。

對教育資源的追捧，催生了學區房的惡性競爭（網絡圖片）

觀察者網：房產稅大家一直在討論，像房產稅、遺產稅、資本利得稅都在討論，但在執行方面，是“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這次會議上也說要提高稅收社保還有這種轉移支付調節力度，并提高精準性。您覺得可以用哪些措施來保證政策的精準性？

姚洋：二次分配的稅收調節，第一個目標是“保底”，用這些稅收去救助收入比較低的人，然后提供社保和醫療保險。

第二方面是培養普通民眾的生產能力，因為我們不是“劫富濟貧”，把富人的錢給窮人，讓窮人的收入提高，這是不可持續的。一定要增加普通老百姓的收入能力，特別是處于收入分配低端的50%家庭的收入能力。

怎么培養呢？那就是教育了。現在你要進入中產階級的行列，沒有大專或大學文憑，難度是極大的，之前那種草莽英雄、農民企業家進入中等收入階層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的時代變化飛快，哪怕到網上賣東西，沒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和技術，東西都很難得到宣傳，很難賣出去。

所以教育是最重要的，而恰恰在教育方面，我們的投入是極不平衡的。

我們的教育資源集中在大城市，集中在比較頂尖的學校里，那么農村地區或城市郊區的教育資源就很不好，有很大的不平衡。

因此，政府的側重點除了把社保的兜底功能搞好外，最重要的就是去投資教育，我們現在的高校收費完全是倒掛的，越好的學校收費越低，越差的大學收費越高，這樣一來，對低收入的群體就是雙重打擊。

好的大學排名高不應該是因為好的生源，而應該是教學質量高。現在，好的學校不僅收費低，享受的國家補貼和財政支持也多，這樣一來就會強者更強、弱者更弱，使得整個社會的差距越來越大。

所以，好的學校學費應該提高，財政收入分配可以向排名靠后的學校傾斜，去精準地扶助那些差的學校，而不是把資源全投入到好的學校。

觀察者網：您一直在關注教育公平的問題，現在社會上也有“寒門難出貴子”的現象。有觀點認為現在階層流動越來越困難，從教育的角度來看，我們怎樣來解決這個問題？

姚洋：現在階層流動，說白了就是說收入能力夠不夠強。收入能力夠強，那出生在低收入家庭的孩子也能變成中產階級，如果收入能力不強，永遠變不了中產階級。

社會流動性降低象，恰恰說明了我們這些低收入家庭孩子獲得的教育機會，要比城里中產階級的少，而且我們老說“雞娃”，那都是中產階級的事兒。對于農村家庭來說，別提“雞娃”了，幾乎都是“放羊”。

農村沒有錢投資孩子的教育，也沒法給到好的家庭教育，這樣下去，階層能不固化嗎？中產階級拼命投資教育，讀了大學還不行，碩士博士接著讀，農村能讀個高中或者隨便上個大學就行了，這樣差距就會越來越大。

2021重點工作：在教育公平上邁出更大步伐。圖片來源：視覺中國

階層固化在目前的這種狀態下，很大程度上就是教育固化。結果就是高收入家庭的子女的教育水平更高，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教育水平還是低。

農村出來的孩子，他的社會信息和資源比較少，用同樣的教育，得到的工作機會還是不如城里的孩子，但是對比根本得不到的同等教育，還是好很多。而且我相信如果有了同等教育，也許第一次找工作有差距，但是后面完全有機會把差距給拉平的。

觀察者網：教育公平也涉及到我們現在的城鄉差距和地區差距。

姚洋：不光是城鄉差距，一個城市里的貧富差距也很大，北京胡同里的孩子，讀的書就沒有海淀區的孩子讀得多，當然也跟家庭環境和投入有關系。我們現在依舊面臨發展不均衡、不充分的問題，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省的城鄉差距快沒了，但是內陸地區，比如說青海，城鄉差距恐怕還在三倍以上。

中國最大的差距還是城鄉差距。這是我們一直以來最大的問題，所以我們要搞鄉村振興，政府的資源向農村傾斜，特別是公共服務、教育資源得向農村去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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