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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姚洋】

在進入新時代的現代化分析之前，我先介紹一本書，是兩位美國學者威廉·斯特勞斯（William Strauss）和尼爾·豪（Neil Howe）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寫的。

這是一本奇書，名字是《第四次轉折——世紀末的美國預言》。

這本書上說美國有一個80年的大周期，從18世紀70年代的獨立戰爭到19世紀60年代的南北戰爭，再到20世紀30—40年代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再到如今。美國基本上80年一個輪回。在這80年里，每20年又是一個小周期。

從二戰到肯尼迪遇刺，是美國最近80年大周期的第一個小周期。美國欣欣向榮，每個人信奉的理念都差不多。美國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進入思想解放的20年。里根之后20年是展開時代，也就是威廉和尼爾這本書的寫作年代。他們預期到2005年，美國要進入最后一個20年，即危機時代，幾乎預言了2008年金融危機。

書中還推測說，美國從2005年到2025年的這個小周期將以什么方式結束？要么是內戰，要么是跟外敵打一仗，然后再創造一個新歷史。

這本書把我關于歷史線性進步，尤其是直線式進步的觀念徹底打破。歷史會循環，包括大循環和小循環。后來我想，這一理論用到中國也適合。

中國共產黨的四代領導人也可以分為開創、生長、展開（繁榮）、再生的一代。毛澤東代表開創的一代，鄧小平代表快速生長的一代，江澤民和胡錦濤代表展開的一代，中國經濟在全球上升到第二位，而且遙遙領先。從2017年開始，中國進入大周期的最后一個小周期：再生的一代，即新時代。

新時代要干什么？如果按照美國這兩位學者的理論，新時代對應的是兩件大事。

第一，糾偏。

中國在上一個發展階段中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成就很大，不可否認。但也產生很多問題，比如腐敗問題。腐敗在某些地方幾乎成為一種文化。十八大以來的反腐十分深入，但十九大之后仍然有人敢腐，這很奇怪，所以要以一種政治斗爭的形式來反腐，讓他們不敢腐，建立一種新文化。

第二，強化黨組織的生命力。

黨組織的生命力一旦衰退甚至渙散，容易導致政治和經濟結成不該有的聯盟，對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尤其是高質量發展不利。因為政商合流容易導致公權力的商業化，甚至導致利益集團綁架政府，形成不該有的市場壁壘，影響公平競爭和市場活力，最終使中國的國際競爭力下降。

我在研究發展經濟學的過程中實地調研過很多發展中國家，也讀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歷史。我發現那些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最大的問題就在于知識精英、商業精英和政治之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利益聯盟，無法讓整個社會形成良性的競爭。

還有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不平等。

我們國發院有一個調研團隊每兩年做一次全國性調查，發現中國的基尼系數最高峰是0.52，什么概念？這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和南美國家的水平。眾所周知，那些地方貧富差距巨大。我們最窮的10%的人口只擁有全國總收入的0.5%，資產為負，靠借錢生活，最富的10%的人口擁有全國總資產的70%、總收入的40%，這就是巨大的貧富差距。所以要糾偏。

經過多年的糾偏，反腐已經接近尾聲，黨組織的生命力也得到了提升。不平等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需要進一步努力。

圖自電視專題片《零容忍》

面向未來，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還有幾個重要的內容需要進一步建構。

第一，要重建黨的權威，包括黨的組織權威、黨的理論權威、黨在群眾心中的權威。這需要很長一段時間。

第二，重建理論。

我們不能再搞階級斗爭，但正統的政治經濟學仍然基于勞動價值論，認為只有勞動創造價值。勞動創造價值意味著只有工人創造價值，資本不創造價值。在現實中，工人往往只拿一部分收入，工人工資之外的收入都被歸為剩余價值，也就是剝削。有剝削就有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

基于此理論，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一個工人階級政黨，只能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就不容易代表全國人民。如果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點不更新，下一步的問題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還是不是存在階級屬性？因此，這一關鍵理論需要重建。為此，我們要認真重讀《資本論》。

我們以前把《資本論》當作一本實證的著作來讀，但它開篇和定調的勞動價值論本質上是一種假設，不是事實觀察。所以《資本論》是一部典型的哲學著作，而不是典型的政治經濟學著作。有了這個認識，我們就可以在觀察的基礎上建設新理論。

馬克思主義和《資本論》的底層就是從勞動價值論出發，認為存在階級和剝削，從而很好地論證了無產階級革命的正當性和必要性。但如果勞動價值論只是一個假設，尤其是如果這個假設不牢靠甚至有錯，怎么辦？所以我們一定要重建理論。

對于今天有很多討論的共同富裕，關鍵點一定是投資老百姓的收入能力，而不是既有財富的重新分配，否則共同富裕的內涵就與老百姓內在的價值觀不同，就意味著有些人可以不勞而獲。

因此，二十大報告里有一句話：“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同人民群眾日用而不覺的共同價值觀念融通起來，不斷賦予科學理論鮮明的中國特色。”把富人的錢直接分給窮人和老百姓日用而不覺的價值觀當然不符。

第三，最后要建構中國自己的創新體系，也就是新型舉國體制。

為什么要這么做？首先是外部環境變化所致，這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其次是面向未來，世界格局充滿了不確定性，臺海局勢也存在變數。萬一出現極端情況，中國被全面封鎖，沒有自己的創新體系，產業鏈不能實現自我循環就容易陷入被動。

中國式現代化已經走過了從“站起來”到“強起來”的路程。如今，我們要向第二個百年目標發起沖擊，過程中難免遇到新的變數和挑戰，因此全面理解中國現代化的歷程，尤其是正確理解中國式現代化的內涵十分重要。

（本文節選自作者于2022年11月17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第73期EMBA論壇上的演講。全文已收錄于中信出版集團2023年1月出版的《讀懂中國式現代化》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