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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3月26日，內塔尼亞胡宣布解除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Yoav Gallant）的職務。因為約亞夫·加蘭特認為內塔尼亞胡推動的憲法改革引發了罷工等大規模抗議，對以色列的國家安全造成了影響。作為回應，內塔尼亞胡就把加蘭特從內閣中開除了。結果哈馬斯一襲擊，以色列成立了一個小型戰時內閣來指揮與哈馬斯的戰爭，又把他召回來了，似乎兩個人之前的芥蒂就沒有了。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敵人”對于現在的以色列右翼政權來講多么重要。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右)和以色列國防部長約亞夫·加蘭特(左）視覺中國

當然，恰恰是這樣，也使得我認為以色列現政權的危機很嚴重。我們假設，當這場戰爭打完了，加沙地帶被夷為平地、哈馬斯被徹底清除之后，對于沒有敵人的以色列右翼政府來說，還能如何維持自身的統治呢？利庫德集團的下臺是不是就是一件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那么反過來講，如果說內塔尼亞胡沒能成功，哈馬斯頑強地長期存在下去，那就相當于把以色列拖進了一個長期的戰爭狀態。在我看來，這種情況對于內塔尼亞胡個人更為有利。他可能不會希望在短時間內迅速地清除哈馬斯，但是他需要一場勝利，同時又需要一些借口將這場戰爭長期化。這種緊急狀態持續下去，對于他的右翼政府來講是最有利的。

所以巴以沖突的前景可能并不樂觀，這將會是一場長期的消耗戰。這種情況對于美國及其全球霸權來講，恰恰是非常不利的。因為這等于是把美國同時拖入了俄烏和巴以兩條戰線、兩場戰爭泥潭。所以我認為美國人的愿望是希望巴以沖突能夠早點解決，但必須是以對它有利的方式。

對帝國主義霸權的反抗與未來

趙丁琪：伴隨著20世紀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浪潮，以領土占領為主要特征的殖民主義退出了歷史舞臺，但殖民主義依然以其他形式存在于當代世界。以色列當局所推行的政策，與19世紀的西方殖民主義有什么樣的異同？

殷之光：我的判斷基本上就是很殘忍的，以色列這套做法就跟19世紀白人至上的這套殖民主義沒什么差別。其實全球媒體，特別是有左翼傾向的一些媒體，毫無疑問地都把以色列稱為一個種族隔離政府。以色列左翼也是這么稱呼自己的。當然，今天的殖民主義與19世紀、20世紀還是有一些差異的，這是有延續性的差異。

現在帝國主義全球霸權的核心在美國這邊，但這種霸權實際上遭遇了多方面的沖擊，所以其不穩定性越來越強。比如美國和歐洲之間的關系是比較微妙的——特別是在俄烏戰爭的壓力之下，美國和以色列之間也有可能會出現裂痕。我們可以把烏克蘭看作美國的堅定的代理人，但是不能把以色列看作美國的堅定代理人。因為內塔尼亞胡今天對于巴勒斯坦地區的軍事反應，其實很大程度上考慮的是他自己個人政治生命，而不是什么國家利益之類。

如果美國對于以色列的要求，可能會挑戰內塔尼亞胡自己的政治生命的話，我相信以色列可能會做出不一樣的選擇。對于以色列方面來講，將這場戰爭長期化可能是更有利的。或者說，對于內塔尼亞胡個人來說，他為了自己的政治生命而希望把以色列拖入長期戰爭，把美國拖入這場長期戰爭糾紛。但這實際上并不是美國所希望的局面。

趙丁琪：西方社會對于巴以沖突的報道，對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描述存在著什么樣的意識形態偏見？為什么會產生這樣的偏見？

殷之光：這個問題要從西方社會內部的政治環境當中去分析。以英國為例，在杰里米·科爾賓(Jeremy Corbyn)下臺后，英國工黨內部的右翼要清除科爾賓“余孽”，用得最好、最有效的話語策略，就是把科爾賓及其同黨罵成是“反猶”分子。在西方內部的輿論環境下，“反猶”是一個巨大的罪名。為什么說科爾賓和他的同黨“反猶”呢？是因為他們支持巴勒斯坦。

所以在這種政治和輿論環境下，各種各樣支持巴勒斯坦的活動和言論，全部都被標上這種所謂的“反猶”的帽子。“反猶”的標簽又跟今天的身份政治聯系在一起，變成了一種“人人過關”的文化戰爭。你一旦支持巴勒斯坦，你就是“反猶”分子，就是種族主義者，就是納粹“余孽”。

所以現在在西方的輿論界和學術界，很多人都不敢在巴以沖突的問題上公開表態。在這次關于巴以沖突的報道和討論中，用的話語策略基本上也還是文化戰爭的這一套。比如一些人會被質問，你為什么不將哈馬斯稱為恐怖分子？你為什么不去譴責哈馬斯？一旦你不譴責哈馬斯，你就會被認為是“反猶”分子，就會遭到學術界和主流社會的排斥。

趙丁琪：當前，巴勒斯坦地區的反抗運動以哈馬斯等所謂“恐怖主義”的形式表現出來。您在之前的文章中指出“‘短20世紀’及其之后的經驗告訴我們，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義，可以生成殖民主義，但也可以生成對抗霸權主義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權及其反抗，也許是連接‘短20世紀’與冷戰之后政治未來的方向。”【注：殷之光《巴以沖突:歷史根源和文明困境》，《文化縱橫》2014年第1期。】如何理解您的這種觀點？

殷之光：這其實就是毛主席講的統一戰線的問題。我們首先要把握一個大矛盾，即帝國主義的壓迫和反抗之間的關系。但是對于帝國主義的反抗，實際上有多種形式。一種是我們熟悉的民族主義反抗形式。但民族主義并不一定導向社會解放。民族主義也可以倒向納粹，也可以導向日本那樣的軍國主義，也可以導向泛伊斯蘭主義。比如發端于19世紀末的泛伊斯蘭主義，一開始實際上是一個民族主義運動，只不過是用伊斯蘭主義來作為動員工具。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尤其在哈桑·班納（Hasan Bana）之后，我們就會發現宗教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強了。那么這場由宗教勢力調動起來的世俗化的民族主義運動，它的世俗層面就逐漸淡漠，而宗教層面則被不斷地放大，最后的結果就是ISIS之類的運動。

所以民族主義運動是可以走向不同的方向的。我們可以以中國的例子作為參考。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實際上就是舊民主主義革命，為什么舊民主主義革命最后轉變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并最終走向社會主義革命？這主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力量起作用的結果。

我們可以從中得出的普遍性啟示就是，一種革命運動如果不以打破舊有的壓迫性社會結構作為其最終目的的話，那么它是會走向反面的。因為霸權主義所依賴的就是一個等級制的壓迫結構，它可以同任何其他形式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可以同宗教形式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也可以同資本主義的壓迫結構結合起來。

而社會革命的主要目的，其實就是要打破這種壓迫結構。一種革命運動最終會走向哪一個層面，主要是要看政治革命之后，是否伴隨有社會革命，以及伴隨何種性質的社會革命。如果沒有以消滅剝削和壓迫為旨歸的社會革命的話，那么其所創造的社會結構還將是等級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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