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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6年時，“第三頻道現場”還叫做“搞笑時刻”（Funny Hours）。在其改稱“第三頻道現場”之前，還短暫叫過“Fox3News”（福克斯三新聞）這個名字。但是，這并不影響這篇報道在社交媒體上的病毒式傳播。實際上，慘案發生之后3個小時內，“Ali Al-Shakati”這個名字便在X上被18000多個賬號共提及了超過3萬次。其中，一個叫做“終結覺醒”（End Wokeness）的賬號也積極對報道進行了轉發，該賬號共有280萬粉絲。

不難發現，無論是發布消息的“Bernie”，還是進行“深入報道”的“第三頻道現場”，或是之后引發病毒式傳播的諸多X賬號，它們共同的特點是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深惡痛絕。

以“Bernie”為例，她的帖子表達了反對政治建制派、反共、反華、反移民、反新冠防疫政策、反疫苗、反LGBTQ、反環保運動、質疑全球變暖、推崇極端個人自由的基本特點。在她看來，無論是英國工黨還是保守黨，都是一群不顧民眾死活的“全球主義分子”（globalist）。他們不顧“本地人”死活，會為了建制派集團利益，引入移民謀利，利用政府去侵害個人自由。這基本就是目前歐美反覺醒文化的基本畫像。

無論是在媒體還是學術寫作中，我們都時常不假思索地將“Bernie”叫做“右翼民粹主義”。他們對移民、對個人自由的態度，或多或少符合我們對傳統“右翼”的定見。他們對西方當代自由主義左翼推崇的性別身份政治、環保等議題的強烈反對，加上他們對社會主義宗教般的厭惡，也似乎確證了這種簡單的左右二分。然而，他們那種強烈的反“全球主義”、反建制派的態度，似乎也不能與西方議會政治中居于議會右側，推崇自由市場的傳統右翼黨派劃上等號。

實際上，今天西方“反覺醒文化運動”的興起，更像是對西方傳統議會政黨政治失能的自然反應。過去，人們耳熟能詳的一種定見是，議會民主制度雖然不完美，但它卻是人類已知最有效的制度模式。它以多黨競爭的模式來調和分歧，以輪流執政的規則來選賢任能，以三權分立輿論監督的程序來保障正義、保持社會活力。在這些假定基礎上，人類對政治組織的探索只需要不斷去“完善”這種議會民主制度。

2020年“種族覺醒”達到高潮。圖為2020年年中持續半個月之久的BLM（黑命貴）占領紐約市政廳運動。黃色牌子上用英文寫著“美國從來不偉大，我們要推翻這個制度”，左側的牌子上寫著“這個制度對年輕人來說沒有前途，革命才有前途。”網絡圖片

這種根深蒂固的政治偏見，甚至在“反覺醒文化運動”中也不難見到。例如，他們相信，傳統議會政黨不管自稱是什么，都是為既得利益者服務的一丘之貉，只有諸如英國脫歐公投那樣的直選才是真正“民主”意志的體現。傳統的新聞媒體被“全球主義者”掌控，只有真正“獨立的媒體”才值得相信。由“全球主義者”掌控的政府更是對民主的背叛，它們僅僅是“建制派”的共謀與傀儡，只有相信自己才是唯一的出路。

不難看出，無論是傳統西方的自由主義政治，還是今天的“反覺醒文化運動”，其認識論基礎都是對個人主義的迷信。這種認識強調，原子化的個人是政治與社會的基本組成單位。原子化的個人像一顆顆不可再分的硬球，社會則是這一顆顆硬球的集合。傳統的西方自由主義政治假定，原子化的個人包含了許多“不可分割的權利”。

從這個角度來看，社會的構成是權利的讓渡與碰撞。而理想化的政治，則是盡可能地通過制度化的規則，調和權利讓渡與碰撞過程中產生的沖突，進而整合、協調、分配這種“不可分割的權利”。在這個過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對“個人”進行規訓和管制，這便構成了以“治理”為基本任務的政府。

如果說西方議會政治是在試圖通過制度化的方法，嘗試為上述那種個人自由的政治假設續命的話，那么“反覺醒文化運動”則是將個人自由徹底拿到了自己手里。它根本上是西方個人自由主義政治的自然產物。無論是強調“白人至上”、還是“文化保守主義”、或是“本土主義”、乃至“納粹主義”、“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這類虛假意識形態充滿中心主義色彩。無論是強調“（我們）種族”、“（我們）文化”、“（我們）國家”、其本質上都能還原到以“我”為中心的極端個人主義。

不可否認，個人主義在西方的歷史語境下，一度將飽受宗教與封建宗主壓迫的西方社會解放了出來，曾扮演過帶著西方社會“通往自由”的角色。然而，我們也不能否認，這種對原子化個人的絕對迷信，也蘊含了不可忽視的黑暗面。孤獨、排他、自利、多疑、自傲、乃至盲信，都是這種個人主義政治與文化中不可避免的劣根性。換句話說，今天的“反覺醒文化運動”，與其將其稱作“右翼民粹”，不妨叫它為極端個人主義政治在不同西方國家的當代表現。

“反覺醒文化運動”在今天的出現，就像是西方個人主義政治悖論的一個具象化體現。以個人利益為中心的政治無法保證政黨能夠有效代表其民眾，這類政黨的代表性問題被一個又一個碎片化的“任務”掩蓋。

馬斯克對“覺醒文化”大加批判，將其描述為對“現代文明”的威脅，并稱他此前收購推特就是為了對抗“覺醒文化”。視覺中國

其中最大的“任務”是經濟發展。因此，當這些國家可以通過對外殖民、或是金融擴張的模式，最大程度上贖買民眾的滿足感時，代表性問題被暫時擱置起來。而一旦經濟發展遭遇周期性衰退，且原有的經濟擴張發展模式無法緩解這種衰退帶來的重負時，社會沖突便開始出現。成立新黨、繼續將社會以不同利益訴求進行細分，或是拋出新“任務”，暫時掩蓋代表性斷裂的危機，則是常見的政治手段。

今天困擾英國乃至整個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移民問題，便是在這種周期性經濟衰退背景下，被作為一種暫時遮蔽議會政黨代表性斷裂危機的虛假意識形態。統計表明，在1997年布萊爾領導的新工黨上臺時，僅有3%的公眾將“移民”作為其關心的重要議題。而到了2016年卡梅倫領導的保守黨宣布進行退歐公投時，這個數據已經攀升到了48%。無論是工黨還是保守黨，都順勢將移民問題作為吸引選民的重要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兩黨雖然都積極推動收緊移民政策，但是卻少有人提到，觸發20世紀90年代移民浪潮的關鍵事件——西方對亞非拉國家的軍事干涉，以及針對全球推動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則是在歐美國家主要議會政黨所共同支持與積極推動下才得以成為現實。

這一時代的歐美國家一方面通過軍事干涉，帶附加條款的經濟援助，為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鋪平了道路，也“創造”了大量的難民，創造了從全球南方向全球北方大規模的經濟移民；另一方面，無論是哪一個政黨執政，英美國家都積極推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打擊工會，推動公共服務業私有化，以降低成本為目的引入便宜的移民勞工，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制造業產業轉移。

這在短時間內造就了經濟高速發展、生活成本降低的繁榮假想，但也埋下了資源高度集中，貧富分化嚴重，以及產業工人大量失業的社會問題。今天，參與到反移民暴亂的人有大量無業青年，他們既是英國足球流氓“隊伍”的主力，也是反移民、反同性戀的“積極分子”。他們的父母不少就是原先遍布英格蘭北部與威爾士的鋼鐵工人、礦工、制造業工人。從這個意義上，資產階級政黨不僅在販賣，更是主動發明了絞死自己的繩子。

雖然由南港慘案引發的反移民暴亂并未達到先前預告的規模，但反移民與反-反移民的沖突在英國也正式從網上的嘴仗，轉移到了物理空間中的對抗。個人主義政治的撕裂，隨著“覺醒文化運動”與“反覺醒文化運動”的加劇，也蔓延到政治與社會生活的多個層面。

在美國，我們看到了特朗普的當選；在英國，我們看到了退歐；在德國，我們看到了德國選擇黨的崛起；在法國、荷蘭、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我們看到了反歐盟、反全球化的政治力量開始迅速取得顯著影響。這種思潮的出現，并不能調和社會矛盾。相反，還會作為一種頑疾，不斷加劇社會層面的根本分裂。他們當中，也許表現出的政策主張有所差別，甚至也不乏有希望與中國加強接觸的聲音。但是，必須認識到，這些極端個人主義語境下的政治產物，都不約而同地從自身視角出發，將中國視為“種族純潔”、“行政高效”、“反同性戀”的“典型”。

中國的現代化與發展必然不能被強行塞到這種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反覺醒文化”話語中。今天英國以及整個西方社會所發生的一切，無一不在提醒著我們，必須跳出個人主義、霸權中心主義認識論迷障，探索自主性知識體系，以此來理解中國現代化發展經驗、理解中國與世界的關系、理解我們的歷史與現在，并在此基礎上，去構想一個真正不同的人類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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