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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于濱】

初秋的華府，注定是多事之都。8月底美軍潰退阿富汗的硝煙未散，美軍高官又被曝“通共”，一時間，美國政要與軍頭之間斬不斷理還亂的關系又被推上風口浪尖。

9月中，水門事件爆紅的美國記者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在其新著《危險》（Peril）中，稱參聯會主席米利（Mark Milley）在2020年大選前后，兩次與中國軍方通話，向中方保證美國不會攻擊中國。米利的行為，在美國政壇引起軒然大波，保守派群起而攻之，強烈要求米利坦白交代，必要時繩之以法。

9月28-29日，美國參院就阿富汗問題和中美軍方通話舉行聽證會，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參聯會主席米利，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齊（Frank McKenzie）出席。兩天的聽證會上，軍方無論在阿富汗撤軍還是中美通話問題上，都堅持自身的專業化和程序的正當性，力圖與阿富汗災難性的撤軍和政壇的各類過客劃清界限。三位軍頭均堅持曾向拜登進言，建議在阿富汗保留2500名美軍，以避免阿富汗政府崩潰及塔利班重新掌權。

米利在證詞中強調他與中方溝通均依據美國的相關程序和法規，意在穩定中美兩軍關系；他還表示會盡心盡力，支持美國憲法，反對國內外的一切敵人，堅信文官對軍隊的控制是這個國家必不可少的基本原則，致力于確保軍隊不受國內政治的影響。

兩天聽證會信息量巨大。然而無論米利本人的說詞，還是眾多的提問者，以及數周來的媒體炒作，似乎都在就事論事，周旋在“是”與“否”、“對”與“錯”、“通敵”與“愛國”這樣極簡的和政治化的語境之中，有意無意忽略了特朗普制下憲政危機和美國軍事化的對外政策的深層致因。

米利在聽證會上。圖片來源：華爾街日報

有鑒于此，本文借用美國政治中政軍關系（civil-military relations）這一近乎永恒的議題，梳理、比較和分析特朗普治下政軍關系與內外政策的互動方式，及其與冷戰和后冷戰的政軍關系模式的異同，并以此展望近、中期（1至3年）美國政治和政軍關系的走向。

一個初步的觀察是，二戰以后，美軍作為多元政治的機構之一，其本身的建構、實力和利益訴求，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危機環境中與其他利益集團互動、競爭和博弈，至少呈現了三個不盡相同的階段：即冷戰期間的軍事（軍工集團）的政治化；后冷戰期間的文官軍事化；以及特朗普治下深度政治和社會危機中軍方日益強化的作用。

拜登當選后，黨派、貧富、種族、疫情等多重危機仍在繼續困擾和撕裂美國社會；2024年特朗普二進宮，亦非癡人說夢。美國新保守主義巨頭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9月23日在《華盛頓郵報》發表萬字長文，預示美國的“至暗時刻”即將到來，節點是特朗普再度出山的2024大選之年。[1]處于如此極化政治環境中的美軍如何“獨善其身”，仍是一個巨大的變數。

特朗普最后一搏：內亂到外戰？

特朗普與軍頭們勢不兩立，直接的導火索是2020年5月25日黑人喬治·弗洛伊德被警察跪殺引發的全國性抗議和騷亂，美國陷入自越戰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6月1日，已經數次進入白宮地下工事“視察”的特朗普，[2]聲稱要援引1807年的《叛亂法案》，在各地部署美軍平暴。[3]特朗普欲引兵平“暴”，軍界為之嘩然。防長和眾多退役將領紛紛表態護憲，反對總統以美軍“平亂”的“公器私用”行為。

回頭看，早在2020年6月美國憲政危機高峰期，拜登競選團隊就與軍方做成交易：如果特朗普在11月敗選后賴著不走，就會被軍方“掃地出門”（escort from the White House），對此，拜登有“絕對把握”（absolutely convinced）。[4]盡管如此，選戰前夜的美國，處于高度亢奮和撲朔迷離狀態，民主黨雖民調領先，但鹿死誰手，仍屬未定之天。畢竟，2016年大選時民調也一直看好希拉里。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無事也會生非，何況還有新冠疫情這個全新的因素。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米利10月30日（投票日11月3日）與中國軍方通電，告知中方美國政局“穩定”，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

然而事態的發展，尤其是特朗普敗選后為推翻選舉結果無所不用其極，遠遠超出拜登團隊的預想。2021年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暴力闖入國會大廈，在長達數小時的混亂之中，5人死亡，140余人受傷，一度中斷了國會的唱票程序。此前，特朗普本人一直用極具煽動性的語言推波助瀾，要其支持者“奮勇戰斗”（fight like hell），“永不認輸”（never concede）。[5]美國政權交替能否和平過渡？困獸猶斗的特朗普是否會鋌而走險，利用手中的軍權引發國際沖突甚至核戰爭，借此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在驚魂未定的建制派眼中，一切都是可能的了。

1月6日，美國總統特朗普外召集了眾多支持者們一同舉行集會，宣稱大選結果存在虛假性。圖自澎湃影像平臺

2月8日，參聯會主席米利與中國軍方再次通電后，即刻與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和各位軍頭聯系，重申核武器使用權限和程序；伍德沃德書中還說，米利對軍方掌控核程序的官員設立臨時硬性規定：非米利本人同意，不得啟動使用核武器的程序。[6]

如果伍德沃德的描述屬實，米利快刀亂麻，擁核自重，在美國政軍關系史上絕無僅有。然而事出有因：日益惡化的中美關系，在特朗普執政最后時刻，正滑向直接軍事對抗的境地，直接導火索是臺灣問題。國會山暴亂次日（2月7日），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宣布，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克拉夫特將于1月13-15日訪問臺灣，再次踐踏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紅線，中方反應激烈。有報道稱，中方通過軍事管線告知美方，克拉夫特訪臺損及中國主權無法容忍，在美國專機抵近臺灣時，中國戰機也會跟隨進入臺灣領空，宣示中國對臺灣擁有主權，臺灣軍機若予以阻擋“將不排除發生徑行開火等后果”。

華盛頓時間1月12日下午，克拉夫特赴臺專機升空后在空中盤旋數小時后落地，美方宣布取消國務院一切外訪計劃。[7]上述媒體報道尚未有官方評述。但美方在臺灣問題上從孤注一擲到不了了之的急轉彎表明，特朗普政府與拜登團隊之間顯然在幕后劇烈博弈，而涉臺三方均已箭在弦上，米利此時與中國軍方再次溝通，顯然是為風險巨大的臺海局勢減壓降溫。

美國政軍精英齊心反對特朗普對內對外用兵，不僅在美國歷史上罕見，也對美國的政軍關系甚至民主體制的運作提出了眾多問題和挑戰。然而特朗普與軍方的博弈雖有強烈的個人色彩，但如果認為特朗普以前的美軍一向不干政務、專心習武，不免有失偏頗。雖然美國憲法第一、二兩條明文規范了美國文官政府與美軍的從屬關系，[8]美軍與多元且相互制衡的政府部門（行政、立法、司法），以及分權的聯邦制之間的關系，其“政治中立”的內涵和外延，一直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

冷戰初期，武盛文衰

美國的政軍關系作為一個“問題”的生成是在二戰以后。美軍憑借強大的技術優勢和投送能力，在全球設點布局，成為美國霸業的矛與盾，美軍也順勢成為外交、防務政策的制定和操作的重要參與者甚至主導方。美軍職能的全球化，使其與文官政府之間出現了一個“結構性”問題，即美軍操作環境的“不對稱”性：美軍在世界各地通行無阻、無拘無束；而在國內卻受制于文職官員，且必須與其他利益集團“公平競爭”，分享有限資源，這反而使美軍在國內多元環境中頗為“水土不服”。

此間，美國軍人抗命和犯上的例子屢見不鮮，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當年麥克阿瑟將軍坐鎮日本，在朝鮮戰爭初期我行我素，使美軍遭受重大損失，又執意將戰爭擴大到中國，并對杜魯門總統不屑一顧，大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勢，迫使杜魯門中途換將。

麥克阿瑟（資料圖）

朝戰以后，美國軍方的開支和規模進一步擴大，又與政界和商界打造盤根錯節、無孔不入的軍工集團。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美國空軍為了擴充戰略空軍的實力，把艾森豪威爾總統本來以減少軍費為主旨的大規模報復戰略，變成空軍的搖錢樹。為此，空軍不惜謊報軍情、肆意夸大蘇軍事實力。五十年代初，美國戰略空軍挑選了前蘇聯境內的70個目標作為其打擊對象；到1956年，戰略空軍的打擊目標已多達2997個，1957年達3261個，1959年戰略空軍估計，美國的核打擊目標在1963和1970年將分別達到8400和10400個。此間，美軍的核彈頭儲備已從1953年的1169枚增加到1960年的18638枚。原本是為了節約軍費而制定的大規模報復戰略，在軍方的肆意篡改中已面目全非，美國為之付出巨大的戰略資源。[9]

面對“武盛文衰”的大勢，美國政治學泰斗亨廷頓在其成名作《士兵與國家》中，提出所謂“客觀控制”概念（objective control），即美國文官政府應允許軍界在專業化領域擁有相當自主權，以換取軍方對國家利益和文官政府的認可和服從；文官政府則不必時時處處插手軍務。[10]

然而這種文官掌權、武將聽命；軍人習武、不干其政的理想模式，在艾森豪威爾離任時已告破產。這位行伍出身的二戰英雄在1961年1月17日的卸任演說中，刻意提醒美國各界，要警惕軍工集團對美國政治和社會無孔不入的影響力。[11]60年之后，軍工集團已不僅局限于軍界和軍火集團，而是繁衍成無處不在、無孔不入的軍界-軍工-石油-政界-好萊塢-學術-媒體組成的龐大聯合體（complex），深度嵌入美國政治、社會的日常運作。[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