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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頭看，王毅的方案至少受兩個因素驅動。一是尋找新的概念框架來取代和超越傳統的軍事聯盟，而這一點已經被雙方多次否定。中國尋找提升與俄羅斯關系新空間的另一個驅動因素是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當時中美關系因貿易戰、“武漢/中國病毒”、臺灣問題[34]等而陷入低谷。對俄羅斯來說，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關系是可取的，2021年初烏克蘭沖突升級[35]，這與拜登政府2021年的反俄行動同步進行（2021年3月1日美國向烏克蘭提供1.25億美元[]的軍事援助，3月2日對俄羅斯處理納瓦利內案件實施第一輪制裁[36]，以及3月17日拜登稱普京為“殺手[37]”）。

2022年2月4日，當“無止境”這句話被寫進兩國元首簽署的聯合聲明時，雙方似乎均有所獲。普京可能已經決定侵烏，與中國的“無止境”合作意味著能保證中國的中立性，2014年的克里米亞危機即是如此。對北京來說，在西方發起外交抵制之時，普京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表明，俄羅斯給予了中國大力支持。但這絕不意味中國無條件支持俄羅斯所做的任何事情。

無論如何，俄烏戰事從根本上固化了西方對中俄“無止境”合作的看法或誤解。為了疏解這一“戰略難題[38]” （strategic predicament），3月25日中國駐華盛頓大使秦剛[39]澄清說，“雖然中俄合作沒有上限，但有底線，那就是聯合國憲章”。因此，通過談判盡早結束俄烏沖突，既符合中國的利益，也符合各方的利益。秦剛補充說：“更糟糕的俄美關系并不意味著更好的中美關系”。

對于一個新任命的大使（2021年7月到任），秦剛[41]澄清中國的“無止境”俄羅斯政策是必要的。但中國的其他高級外交官[42]繼續使用這一概念，其原因之一是2月4日的中俄聯合聲明已有反聯盟成分作為條件，即“俄羅斯和中國之間新的國家間關系優于冷戰時期的政治和軍事聯盟”。

烏克蘭沖突以外，中俄戰略伙伴關系也有自身的內在“底線”，或上下限。作為超大型的、獨立的文明實體，俄羅斯和中國均認為自身的獨立和主權高于一切。一個具有自動聯鎖安全機制的軍事聯盟將不可避免地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

也許更重要的是，目前中俄戰略協作伙伴關系是一種務實關系，不受制于意識形態因素。相比之下，20世紀50年代中蘇聯盟時期，共同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似夸大了雙方友誼，并在30年的敵對時期（1960-1989）擴大了分歧。雙方都為從友到敵的一步到位的巨變付出了沉重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代價。1989年兩國關系正常化以來，雙方已將這種不對稱的、高度意識形態化的關系轉變為一種務實的共存關系，并進行了密切而靈活的協調。他們完全有理由排除外部干擾，以保持這種正常關系。

北京的烏克蘭敘事

拉夫羅夫在3月底與王毅的會晤中完全有理由為俄羅斯“結束美國主導地位[43]”的軍事行動尋求更加肯定的保證。盡管中方言必稱“合作無止境”，中方的支持也不是召之即來。首先，一些中國公司[44]規避風險行為，已經放緩或避免與俄羅斯相關的商貿活動，以免受到西方國家的二次制裁。據說中國大型銀行[45]正試圖規避與俄羅斯客戶直接開展業務。雖然規避風險對任何企業來說都是正常的，就像克里米亞事件后的幾年[46]，俄羅斯敏銳地意識到了雙邊經濟關系的局限性，即使在正常時期。

3月30日王毅外長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進行會晤 圖片來源：外交部官網

然而，可能引起了俄方擔憂的，欲是中國在烏克蘭沖突方面看似不斷分裂的公共空間。3月28日，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著名漢學家亞歷山大·盧金[47]在美國《國家利益》發表的文章中闡釋道，中國“尚未形成最終立場，在整個沖突中可能會發生變化”。中國“不會在烏克蘭問題上與俄羅斯決裂，但會勸說俄羅斯盡快解決這個問題”。

盧金的擔憂并非空穴來風。5月3日，清華大學教授閻學通[48]在美國《外交事務》雜志撰文，稱“中國國內關于烏克蘭問題的辯論，在親俄和反俄陣營之間日益極化”。

盧金和閻學通都引用了公眾輿論作為他們的論據，然而，兩者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盧金仔細記錄了一些主要輿論“領袖”的觀點，而閻學通則僅引用“反俄情緒”作為中國公共空間高度分化的證據。

但兩位學者都忽略了中國龐大互聯網民中“不那么沉默”（not-so-silent）的大多數。隨便關注一下中國頗大的網絡空間，就會發現人們對俄烏戰爭的意見活躍且多樣。中國官方媒體對俄羅斯和烏克蘭官方報道不偏不倚，這也可能是原因之一。中央電視臺《今日關注》節目特約評論員、知名俄羅斯問題專家吳大輝教授甚至直接引用他在澤連斯基內部的“線人”（deep throat）。4月下旬，新華社[49]發表了俄羅斯和烏克蘭外長的采訪全文。最近的一項調查[50]顯示，30%受訪者表示支持俄羅斯特別軍事行動，20%支持烏克蘭，40%保持中立，這并不奇怪。

俄烏戰事以外，越來越多的中國人對全球事務感興趣，他們擁有相關經驗及外語能力，自然更中意一個穩定和可預測的國際環境，以利于他們的專業發展和個人活動。政府因此必須認真對待他們在對烏克蘭沖突或任何沖突中采取更加平衡態度的傾向。在這方面，北京的原則性中立不僅是一種“戰略困境[51]”，也符合中國人的利益，不管它在操作上有多困難。

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解釋中國知識精英對烏克蘭沖突的不同看法。盧金和閻學通都對中國“親俄”立場的若干批評者予以相當多的關注。不過，盧金把他們視為“與官方路線沒有直接關系的個人意見”。但閻學通將這些少數學者的觀點等同于廣泛的“中國公民的反俄情緒” 。

事實上，那些“反俄”學者在烏克蘭沖突發生之前就已經“反俄”多年了，他們的大部分職業生涯都是在提醒他們的受眾，無論是沙皇和還是蘇俄都竊取了中國大片領土。盡管這類觀點對中國對俄政策制定的影響微不足道，這些學者仍是中國多元化學界的一部分。俄羅斯對烏克蘭的軍事行動顯然是一個機會，這些“歷史長青論者”可以借古論今。與此同時，部分以西方為導向的知識精英也隨聲附和。而此前由于特朗普對美國政治體制的踐踏，以及特朗普極端仇華和種族化的對華政策（例如，美國國務院政策規劃前主任基隆·斯金納[52]將對華關系界定為美國與“非白種人”的中國之間的“文明沖突”），他們為之尷尬、沮喪，并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

然而，即使對知識精英而言，閻學通在《外交事務》一文中也遺漏了一個更為可觀的政治現實主義精英群體，包括從事俄羅斯研究和國際關系研究的學者。他們不一定親俄或反美，但都務實且專業。因此，中國的烏克蘭話語空間應該至少包括三個群體之間的互動關系：政策制定者、普通民眾和知識精英。

最后，中國對烏克蘭沖突的中立態度是其獨立自主外交政策的自然延伸，該政策是中國在“一邊倒”（1950年代反美，1972-1981年反蘇）和“兩面樹敵” 戰略（1960-71年）之間的巨大波動后于1982年正式確立。此前片面的外交政策既是冷戰的產物，也出自高度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的國內環境。

結束語：中國跨世紀的兩次中立

中國上一次在與俄羅斯相關戰爭中宣布中立[53]是118年前的日俄戰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場戰爭發生在中國東北。清政府在自己領土上的這場戰爭中保持中立，但此舉未能挽救搖搖欲墜的王朝。而太平洋彼岸“中立”的美國，卻為交戰雙方促成了一項交易。因為美國的舉措眾目共睹[54]（以犧牲朝鮮和菲律賓的主權為代價），美國總統羅斯福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然而，日俄在中國的戰爭雖然結束，亞洲卻在此后70余年中戰亂不已，四分五裂，社會革命此起彼伏。

此間，伴隨一個貧弱和分裂的中國的是無休止的內亂和外患。相比之下，中國自1979年歷史性經濟改革以來穩步崛起，而東亞和東南亞地區也基本穩定和日益繁榮。在冷戰后并不甚有序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中（例如，在大中東地區和現在的歐洲），中美事實上的和解對亞洲地區的穩定至關重要。因此，為了自身的利益和全球穩定，許多中國人不希望卷入目前的烏克蘭沖突。哈佛大學政治學家塞繆爾·亨廷頓在1993年的《文明的沖突》一文中認為，冷戰的結束意味著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西方內戰”（Western civil wars）) 的結束。按照亨氏的邏輯，目前的俄烏沖突可定義為“西方內戰2.0”。

中國當前的平衡舉措也可理解為對儒家觀念的某種回歸，以傳統的智慧應對一個混亂的世界。儒家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庸，或保持中間狀態，避免極端化。在2011年出版的《論中國》一書中，基辛格將古代中國對其鄰國的政策定義為公正和實用主義（impartial and pragmatic），這與秦剛大使對中國在當前烏克蘭危機中“原則性中立”的描述非常相似。

中國的“原則性中立”將如何影響日益危險的“西方內戰2.0”, 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