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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按：今日中國媒體上的社會新聞可謂五彩斑斕，弱勢群體和矯情藝人比翼齊飛，無論是真實的悲情還是造作的表演都成為媒體的利用對象。從常艷、紀英男到唐慧吳虹飛，從十惡不赦的陳水總到絕望自殘的冀中星，到了媒體上都是一片亂舞。本文作者俞冰夏從對冀中星的同情出發，深感今日媒體炒作實際忽略了他們真實的疼痛，從精神分析角度探討中國的社會心理障礙問題，別具一格。】

既然我們發明了“中國夢”這個詞語，幾乎迫使我們總會碰到要用弗洛伊德的方式解夢的時候。多年來，精神分析學在東方不成任何理論系統，普遍認為的原因是弗洛伊德把學科建立在了古代西方神話和基督教的基礎上，而顯然，有點文化意識的人都會認為，你不能用古代西方神話和基督教的主題來破解中國人。西方學界的主流觀點是弗洛伊德也好，拉康和結構主義者也好，全球化以后的各路后拉康精神分析學派（無論是搞性別研究的還是臨床精神病的）也好，都一點也不了解東方人的精神性格構成——這點不難理解，西方學界99%都是西方人。

但精神分析流行了一個多世紀，我們中國人自己似乎也沒有興趣理解我們的精神構成。很有意思，我在網上找到一篇出處不詳，某位中國學者寫的叫做《中國路上的精神分析學》（Psychoanalysis on the China Road, by Q Wang）的英語論文，各種語法錯誤與跳躍感很強的中式思維之外（這兩者當然本身可以構成精神分析派文學批評的基礎），這篇論文提出了一個奇妙的觀點：我們在過去的幾千年里經歷了各種嚴重的創傷和挫敗，以至于我們不想面對它們，因此，會喚起創傷感與挫敗感的精神分析自然不適合我們。這篇論文引用了余華的一句話：“如果中國人能忍耐，他們一定會忍耐，這是我眼里的中國特色。”——我找了很久，沒有找到這句話的出處，但我們姑且當作余華說過這樣的話——作者接下來說，中國人的忍耐，好像余華《活著》的書名，是種生存意識（作者在這里特意用了全大寫的字母，SURVIVAL）。

看完這篇論文我想，在西方精神分析學者眼里，如果這位名叫Q Wang的中國精神分析學者對中國人的理解有那么一點正確的地方，那么中國的精神人格很可能會是一個典型的不肯去看病的“創傷后應激障礙癥”（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患者，由于長期對傷痛和挫敗的“忍耐”，也即壓抑（Repression），產生了諸如極度憂郁、記憶斷片、不斷做噩夢、閃回到某種傷痛狀態等等癥狀。但是，就算這些癥狀再教科書，我們就是不吃藥，就是不看病，且我們仍然活著，像一個真正的勇士一樣，把眼淚當激素吃下去，再傷痛再挫敗，怎么也要扛過去。我這么形容可能有點英雄主義，實際上這是大部分中國人每天都在經歷的過程。

你看，我在這里已經做了一個主流西方精神分析的嘗試，這種嘗試自然是缺乏任何意義上的合法性的，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無論在臨床醫學上還是哲學理論上，還沒有打下任何精神分析的基礎。如果你去看看國家心理咨詢師考試的題目，里面充滿了諸如“我國公民道德建設的基本原則是——A集體主義，B愛國主義，C個人主義，D利己主義”這樣的題目。心理咨詢與理論精神分析雖然是完全不同的學科，但這已經很能代表我們的社會選擇對此類問題的理解。簡單得說，信仰樸素唯物主義的中國人，從來就無法理解精神病。當然，我們也有精神病院，至少認為狂躁癥（學名叫武瘋子）和嚴重的抑郁癥（學名叫文瘋子）是病，但除此以外，神經質（Neurosis）、歇斯底里（Hysteria）、自戀癥（Narcissism）、輕度精神分裂、輕度孤獨癥、強迫癥、俄狄浦斯／伊拉克特拉情結、童年陰影、性變態等等，對我們來說都是可以“忍耐”過去的東西，因此我們不必接受任何心理治療，相反，中國人通常尋找樸素唯物主義的方法解決我們面對的情緒困擾——打個比方，強迫癥性的上訪和強迫癥性地發微博艾特各大媒體是第一步，自殺性炸機場是第二步，拿刀子上街捅別人肯定是最后一步了。

我們能明白這些現象是對某種具體的暴力“創傷”的具體的暴力回應，但我們其實不能理解這些現象背后更細微的精神元素——比如，唐慧不僅是個強迫癥性的上訪人，她同時也是個有強迫癥性撒謊傾向的人。在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當中，無論左右，前者都可以輕易找到敘事框架，后者則完全不能。同樣，紀英男、常艷和吳虹飛似乎都有某種程度較高的神經性自戀癥，而可憐的冀中星，說抑郁癥當然是說輕了——不開玩笑，在中國缺乏完善司法秩序的情況下（這本身值得另一輪精神分析），輿論在哪里劃一條粗暴的“神經病”線，這樣的案例就會在哪里定論。我舉這些例子，并不是說這些人的反面——所謂的當權者，就沒有精神問題了，認識他們的精神問題更為重要，很可惜我沒有多少一手資料可以拿來解析，但從新聞事件當中大概猜測，警察/城管系統當中，狂躁癥是比較常見的一種形式。

余華的《第七天》可以當作一個解析的對象。余華是中國少數有精神分析意識的小說家，任何有過的針對中國文學的精神分析派批評無一不把余華的小說當作最主要的文本分析對象，雖然可能有點荒誕的是，我看不出余華本人對西方精神分析有多么深入的研究，最終仍然是個中國式的樸素唯物主義者。讀者普遍認為《第七天》是余華把近年來的社會新聞炒成的一盤菜，但至少在我眼里，《第七天》是把近年來致死的隱性精神病案例融合成的一個噩夢。

《第七天》里的人物大抵是具備中國性的，因為這些人物里很多有現實生活當中的原型。楊飛有抑郁癥，且有潛意識里的，復雜糾結的戀父情結；楊飛的養父楊金彪為了他終身不娶，壓抑欲望一輩子，我們根本無需贅述這里面的利比多問題；開餐館的譚家鑫是拉康“重復”概念的好例子，他被不肯買單的公職人員羞辱的傷痛感每天不斷重復，最后導致他不僅有收錢強迫癥，里面甚至有些幻覺的成分；因為男朋友買了個假iPhone跳樓的“鼠妹”則是經典的“客體轉移”病例，在自知卻無法自控的情況下，把情感全部轉移到了個iPhone上。

余華用了圣經的隱喻給這本書起標題，我不清楚除了簡單的噱頭以外有什么其它意味——好像精神分析對中國人不適用，基督教的概念顯然更不適用。如果一個西方人寫《第七天》這樣的故事（這里我說的西方人包括拉丁美洲和東歐，并非階級上的分割，匈牙利人拉斯洛•克勞斯瑙霍爾凱的《撒旦探戈》是《第七天》很好的參照比較），他一定會認為這一切荒誕的起點在所謂“人性”本身精神性的荒誕上——與“生存”無關的荒誕。說得簡單點，西方人習慣的社會批判通常從個人開始，而我們習慣的社會批判通常從抽象的社會開始。我說余華仍然是個樸素唯物主義者，是因為他雖然敘述了這些精神病例，卻還是把整本書的道德批判點定在了中國人對“死無葬身之地”的執念上，這種執念，好像中國民間風俗當中的很多執念，其基礎是最樸素唯物主義的——它既不是為了升天，也不是為了超度，僅僅是為了入土。

最后我要說，我并不認為中國人對自己的精神構成缺乏好奇心必然是件“壞事”，我認為Q Wang的看法是正確——選擇不面對問題，可能確實是我們面對問題的最好方法。畢竟，西方精神分析再發達，真正能最有效改變精神狀態的治療方式，除了吃藥沒有別的。鴉片之后，我們作為一個民族，決然把這類藥給戒了，而事到如今，至少在大意義上，我們還好好活了下來，并且做什么都不誤，最多偶爾發作一下，發作完還是能冷靜下來，且似乎沒有嚴重的積郁。我們不相信精神病，不相信西方人正在死磕的那些“快樂小藥丸”，我們也不分析自己——很可能，這是我們尚能維系正常生活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