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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12月，我以高級學者身份，前往蘇聯訪學。但就在我抵達莫斯科那一天，蘇聯三個最主要的加盟共和國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領導人宣布解散蘇聯，成立獨立國家聯合體。

12月25日，走投無路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宣布辭職，克里姆林宮上空的蘇聯國旗，被俄羅斯的國旗所替換。

作為一個長期研究國際共運史、長期跟蹤世界社會主義進程、長期探討蘇聯問題的學者，我目睹了蘇聯從風雨飄搖到國亡政息的全過程，并且借學術訪問之機，到原蘇聯各地調研考察，對一些國家的政局走勢、經濟狀態、族際關系、文化生活、社會秩序和人的道德面貌，有了較多的認識和了解，印象極深，感悟頗多。

于洪君大使到任后在中國駐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使館門前留影

1991年5月，戈爾巴喬夫領導的蘇聯改革已進入“死胡同”。作為執政黨的蘇共內外交困，蘇聯作為統一的聯盟國家風雨飄搖，大有朝不保夕之狀。當時，中國援助蘇聯一批物資，以日常生活用品為主，中方派專人經鐵路護送到莫斯科。

5月8日，我和同事登上了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這是我第一次出國。想到很快就能前往曾被譽為世界共產主義運動中心的莫斯科，并且能漫步在盛名遠播的紅場，拜謁列寧遺容，我的內心非常激動。

但轉念又想，世界真的變了。當年的蘇聯“老大哥”統領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與美國爭雄天下，如今卻焦頭爛額。其實力地位今不如昔，政治影響力和道義感召力喪失殆盡。

于洪君與華為員工座談后合影。

當時，中國還處于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中蘇交往的大門剛剛開啟。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幾乎成了“倒爺”專列。這些人國籍不同，有“蘇聯倒爺”、“波蘭倒爺”、“匈牙利倒爺”和“中國倒爺”之分。

“中國倒爺”又因籍貫和目的地不同，分為“廣東幫”、“北京幫”、“浙江幫”、“福建幫”和所謂的“莫斯科兵團”、“布達佩斯兵團”、“維也納兵團”、“羅馬兵團”，等等。

這些特殊旅客的共同特點是“輜重”過多，致使列車容易傾斜。每遇彎路，司機就不得不格外小心。為了能順利抵達目的地，“倒爺們”一般都比較規矩，相安無事。但對于出境時中國海關限制過重“行李”，他們十分不滿。有人吵吵鬧鬧，有人哭哭啼啼，還有人罵罵咧咧。

列車自蒙古進入蘇聯境內后，發生好些令我無法理解的“怪事”。

首先，蘇方邊境全城停電，站臺內外一片黑暗，海關人員秉燭辦公。附近郵電所因為停電，連傳真電報都無法發出。

其次，一位軍官帶我們辦理入關手續，竟向我們索要糖果，理由是他很久沒給女兒買禮物了。我的同事給了他一把糖果和一罐杏仁露飲料，他高興得連連致謝。

第三，蘇方鐵路員工在列車上搞“第二職業”。他們像“提籃小販”一樣穿梭于各個車廂，高價出售蘇產照相機、望遠鏡、刮胡刀等商品，同時大量購買中國乘客攜帶的生活用品。

最后，“中國倒爺”在包廂里按黑市價用美元大量兌換蘇聯盧布，據說可以解決零花錢，包括前往莫斯科的車票錢，因為用盧布購票十分便宜。

受以貨易貨交易氣氛的影響，某些并非“倒爺”的中國乘客，也加入到臨時停車那短暫而混亂的交易中來。

中方有人因缺乏經驗被搶走相機，也有人混亂中丟失錢包和證件，蘇方則有人因交易未成或受騙上當而惱羞成怒，對著徐徐開走的列車投石塊。看到這些可嘆又可悲的情景，我無論如何笑不出來。

北京至莫斯科的國際列車運行速度很慢，走走停停，用了一周時間才抵達莫斯科。為表明蘇共對這批援助物資的重視，同時也為了表示蘇共關心民眾疾苦，蘇共莫斯科市委第二書記率領黨員干部到火車站卸貨，并且親自設宴招待我們。

席間，這位書記詳細地向我們通報了物資發放情況，同時一再強調，他們絕不讓這批物資流向“自由市場”。可幾天后，我在莫斯科“馬路地攤”上發現了中國產的午餐肉和小泥腸，而這正是我們提供的救援食品！我向陪同我們游覽的蘇聯同志示意了一下，他沒做任何反應。

我們的主陪是蘇共中央國際部中國通顧達壽，此人早年曾多次在中蘇兩黨會談時擔任翻譯，中文名字據說是毛澤東起的。同顧達壽等人交談時，我深深感到，盡管中蘇對立幾十年，但普通蘇聯人對中國還是非常友好的。

與此同時，我也親耳聽到并切實感受到蘇聯社會對改革前景的憂慮和無奈。顧達壽和蘇共國際部人士告訴我們，由于經費削減，蘇共中央國際部大幅裁員。

蘇共雖為執政黨，但已不能從國家財政方面獲取任何資金支持，反而要為保衛黨的財產而斗爭，但結局如何，不得而知。他們還說，1990年6月俄聯邦將選舉自己的總統，早已退出蘇共的葉利欽將贏得勝利，蘇共和蘇聯中央政權的日子將更加艱難。

那時，蘇聯正處于政治決斗的前夜。社會緊張氣氛膨脹到極點。但我們在莫斯科逗留那幾天，局勢還是平靜的。沒有大規模集會，沒有示威游行，連警察也不多見。

列寧墓和克里姆林宮大教堂，以及珍寶館、兵器館等，照常開放。地鐵車站等公共場所秩序井然。阿爾巴特街等主要街道人頭攢動。婦女進入大劇院等演出場所，照舊要著節日盛裝。孩子們看完節目，照樣手捧鮮花上臺致謝。

在蘇方精心安排下，我們參觀了克里姆林宮內不對外開放的列寧辦公室，聆聽了列寧的講話錄音。大家即景生情，仿佛回到了十月革命那如歌歲月。拜謁列寧墓時，我們發現，蘇聯“一號崗”執勤軍人依然英姿颯爽，參觀者依然絡繹不絕。

但顧達壽不無感嘆地告訴我們，這幾年來，新婚夫婦到列寧墓前舉行儀式的少了，到克里姆林宮后墻邊無名烈士“長明火”前獻花的也少了，去教堂的人卻越來越多了。

在莫斯科，我們有意識地逛了逛商場，感到市場供應情況比我們想象得還要差。面包牛奶經常斷供，水果蔬菜品種極少，家電服裝等雖然有售，但選擇余地很小，大部分柜臺空空蕩蕩。有些在售貨物，價格一天一變，有的高得離譜。

譬如毛料西裝，標價500盧布，蘇聯人極少問津，因為這樣的價格他們難以接受。某些蘇聯人把我們當成“闊佬”，窮追不舍地兜售蘇產照相機等物。幾個茨岡族小姑娘跟著我們乞討。我的同事送上幾個戈比，她們竟然嫌少，順手扔了出去，弄得我們十分尷尬。

這次訪問莫斯科，我看了許多，聽了許多，感慨與感悟也有許多。一年后，當我以高訪學者身份再來莫斯科時，蘇聯已經成為歷史，莫斯科已經是俄羅斯的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