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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余亮】

新冠病毒讓這個春天失去了很多美好的事物，很多條生命消失了，歐洲杯、奧運會這些過去的盛大活動也都遙遙無期，而西方“民主”的大選劇目還會如期上演嗎？對了，中國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以下按照中國人的習慣稱作“兩會”）也延期了幾個月，但還是在五月底召開了。

兩會常常被自詡為民主世界的西方人看作做戲。每到那個時候，總會有西方記者跑來挑刺。記得兩年前，一位BBC記者向人大代表提問朝鮮問題遭拒，為此批判中國采訪不自由。中國CCTV的新銳主持人劉欣（就是和fox翠西連線辯論的那位）公開反駁BBC記者為自己加戲，讓這位BBC記者在推特上生氣地大叫：where are you！那是令人懷念的好日子，不是嗎？西方記者們精力充沛，吹毛求疵，陶醉于只有西方有民主而中國人只是在演戲的優越感中，卻不知道天啟騎士會突然降臨裁判。

翠西在節目中談到新冠病毒

西方人可以接納的異端喬姆斯基先生說，疫情讓西方很難再恢復到過去，包括衰退的民主。不止是這位左翼學者在討論疫情，我們還聽到福山強調國家能力和人民的信任比民主或者集權的政體類型劃分更重要。世界郵報的主編內森?加戴爾斯則引用中國學者張維為的觀點，稱疫情防控顯示“能力和績效合法性與民主沒有必然的關聯”，良政/劣政將取代民主/專制的認識范式。格雷厄姆?艾利森暫時放下了修昔底德陷阱，呼吁美國趕緊面對現實，學習中國。美國的“先知”們看來沒有像他們的總統一樣失去現實感，而歐洲的思想家們，如阿甘本還在大談疫情管制對自由、民主帶來的傷害。朱迪?巴特勒倒是放下了她在巴黎恐襲期間堅持的反恐不能傷害自由的觀點，轉而考慮資本主義世界能否讓疫苗公平分配。也許阿蘭?巴丟最鎮靜，他認為疫情只是再次暴露了全球世界的政治經濟矛盾，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也不會帶來什么革新希望。

是啊，沒什么值得大驚小怪的，還能怎樣呢？批判的武器無法代替武器的批判，西方世界普遍無可奈何地進入了鮑里斯所謂的全民免疫狀態。然而真的沒有希望嗎？畢竟，中國忍受住一切批評和謾罵，遏制住了疫情，得到人民的信任，正在恢復生產并很快召開兩會，兩會的重點議題就是民生和就業，這正是西方民眾渴望解決卻得不到政客真正關心的問題。好客的中國人希望西方記者可以正常到場。但是這一次，西方記者們是否可以耐住性子認真研究一下中國的民主政治？七百年前的黑死病大瘟疫破壞了歐洲的舊秩序，意外促生了意大利的人文主義復興，當時佛羅倫薩人逃到郊外，說起了離經叛道的《十日談》故事，沖擊了教會的教條精神世界，那么這一次呢？歐洲朋友何妨聽我說說中國的民主新故事？而上一次中國黨代會決議的一條重要內容就是大力發展社會主義民主。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化的特殊背景下，召開全國兩會。（總臺央視記者王哈男拍攝）

中國共產黨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定》全文，全文第三條是“堅持和完善人民當家作主制度體系，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考慮到第一條是“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大意義和總體要求”，具有總論性質，所以它僅次于第二條“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提高黨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水平”。

有些西方人會不假思索地說，這證明了中國人的民主是屈從于一黨領導的民主，不可能是真正的民主。但是請不要忘記，歐洲思想家馬克斯?韋伯所念茲在茲的正是克里斯瑪型魅力政治家，這樣的魅力型政治家今天已經很少出現在西方，在疫情中我們看到的更多是好萊塢型政客。韋伯沒有看到，克里斯瑪型政治家可能化身為一個政黨。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中國人傳頌最廣的一句話是醫生黨員說的：“共產黨員先上。”很多中國人為這句話感動而鼓舞。實際上廣大黨員也確實沖在了抗疫前線，幾百人犧牲，還有什么能比這句話更能表現政黨與人民的緊密關系呢？這在個人主義為本的歐洲，是無法想象的。

我統計了一下《決定》公報的文字，發現“民主”出現29次，“領導”出現了50次，“法治”出現了40次，“自由”只出現6次，主要在經濟部分。相比官方宣傳的二十四字核心價值觀，通過這個統計詞頻更能感受到中國領導層的政治偏好。“法治”的約束比“民主”重要，但民主不可或缺。權威“領導”需要有民主和法治作為基礎。中國共產黨把這個叫做“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