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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到加拿大政治，大部分人馬上會想到法語多數的魁北克省。多年來，“魁獨”運動主導了加拿大的國家政治。雖然這一運動近來有點過氣，新近因反對增加大學學費觸發的“楓葉之春”，使得這一法語省份再度獲得國際關注。

法國移民是北美大陸最早的歐洲殖民者，以今天圣勞倫斯河下游的魁北克市為中心，創立了“新法蘭西”，早于英國殖民者乘坐《五月花號》帆船創立的“新英格蘭”（今天美國東北部六州）大半個世紀。原義為“村莊”的“加拿大”一名也是法國殖民者最早援用的，與魁北克（義為“河流狹窄處”）一名同樣來自土著印地安語，另見于今天加國首都渥太華市西郊的Kanata鎮。但是英國后來居上，于1759年的阿伯拉罕平原戰役一仗，突襲打敗了駐防魁北克市的法軍（英軍統帥陣亡，法軍統帥重傷死于次日），吞并了這塊殖民地。

（插圖）英國軍人描繪下的阿伯拉罕平原戰役

為了在北美“維穩”，戰勝者當時網開一面：英國國會在美國獨立革命前夕通過了歷史性的《魁北克法案》，允諾本地法裔保留他們的原有文化和宗教，由此產生了法語為主的加拿大魁北克省。不無諷刺的是《魁北克法案》反而刺激了美國獨立造反運動，可謂壓下葫蘆浮起瓢。然而魁北克的“陷英”，仍然是本地法裔心頭的歷史性屈辱。今天魁北克省汽車牌照上的魁省“座右銘”——“我永志不忘（Je me souviens）”，很大部分是指這一歷史創傷。

這段歷史也彰顯了加拿大法裔與歐洲法國主流文化的重大距離。加拿大最早的法語殖民者，大多在法國革命前來自諾曼底、布列塔尼等北部和西部鄉下地區。雖然法王路易十四曾經征召數百名來自社會下層的“國王的姑娘（filles du roi）”遠渡重洋嫁人（當今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也是某位“國王的姑娘”的后代），我仍然聽到魁北克知識分子半開玩笑地說：今天的法裔大都是當初五、六戶移民家族近乎亂倫的近親繁殖后代。新近美國醫生發現，移居到新英格蘭地區的法裔后代有特殊的遺傳缺陷，為這一“近親繁殖”說法提供了證據。“陷英”后整整兩個世紀與法國絕緣的獨立生存發展，使得沒有經歷法國大革命的魁北克法裔顯得更為保守，特別是天主教會的勢力巨大，蒙特利爾市宏偉精致的圣母院等天主教堂是其例證。另外，魁北克的省旗是四朵三瓣百合花（fleur-de-lis）圍繞著天主教十字，前者是魁省標志，也是早就被法國大革命拋棄了的原法國王室徽記。

（插圖）英軍攻占后增建的魁北克市軍事要塞中的“我永志不忘”標語

盡管受到英語主流的壓制，加拿大面積最大的省份魁北克也是人口大省。雖然因為出生率和新移民率相對低下，今天落到全國人口二成出頭，加拿大開國之際，魁北克人口實足占了三分之一，因此在加拿大國會里占有舉足輕重的比例席位，這使得法裔人口對議會制的加拿大政治具有決定性的影響，沒有法裔支持的政黨很難獲得議會的多數組閣。法裔得以與蘇格蘭裔共同長期把持加拿大政治。我曾經將這一情形比擬為東晉初年的“王與馬，共天下”（指“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王氏家族和司馬皇族）。另外，由于加拿大保守黨傳統偏向母國英國的反天主教文化，自從法裔婁里埃（Sir Wilfrid Laurier）出任加國第七位總理以來，魁省成為加拿大自由黨的“紅色”（自由黨代表色）基地。

魁北克近代的里程碑，無過于1960年代的“無聲革命”（或譯“寧靜革命 La révolution tranquille”）。這場“文化革命”摧毀了幾個世紀的“天主教會專政”，魁北克社會迅速世俗化，在加拿大政治光譜上從此處在最靠近歐洲和自由派的左端，并且催生了魁北克獨立運動。另外便是魁省教育尤其高等教育在政府主持下迅速擴展，成為今年“楓葉之春”運動的契機。但是在聯邦政府和國際政治范疇，魁北克的最大貢獻是出產了一代政治奇才皮埃爾•特魯多（1919-2000）。

特魯多的中間名是艾略特（Elliott），來自蘇格蘭裔的母姓。這一法裔和蘇格蘭裔的結合，產生了這個 “徹底純粹”的加拿大人。皮埃爾15歲喪父，母親的影響因此更為巨大，這樣的家庭背景使得特魯多是加拿大政治家中少有的英法兩語都得心應手的才子，又是一個不拘小節的性情中人，嘻笑怒罵，皆所不忌，甚至公開要政治對手去“吃屎（Mangez de la merde）”和“滾你的雞巴蛋（Fuck off）”。

（插圖）以原法國王室徽記三瓣百合花為標記的魁北克省旗

作為法裔人士，他卻在加國政壇留下了許多英語警句和警語。例如1970年魁北克獨立分子發動政治綁架和暗殺，導致“十月危機”。為了維護國家統一，特魯多斷然下令進行軍事管制，暫停人身保護狀（habeas corpus），大舉逮捕“魁獨”分子。記者質問他的鎮壓行動將達到何種程度，特魯多當即說：“且看本人出招（Just watch me）。”這一簡潔明快的回答，至今膾炙人口。

特魯多甚至一手創造了一個新的英語單詞 patriation, 指的是在他在加拿大總理任內，將加國立國的“憲法”──英國國會制定的《不列顛北美法案》從倫敦轉回加拿大，從此制定加國自己的正式憲法，成為加拿大自主獨立的重要象征。

在當時的冷戰氣氛中，特魯多不僅被認為“親華”（見后），還被視為親共左翼分子，曾經被美國政府列入限制入境的黑名單。所以特魯多1968年當選為加拿大總理，對美國是極大的沖擊。尼克松總統因此極不喜歡特魯多，根據水門事件后公布的白宮錄音帶，尼克松對僚屬提到特魯多時，甚至用了極其粗野的咒罵語 asshole。

這種不滿其來有自。特魯多不僅容納庇護大批來加拿大逃避越戰兵役的美國青年，在國際和美國國內拆越戰的臺，上任不久就在一次北約首腦會議上語驚四座，宣布加拿大將大量減少其進攻性軍備（意即放棄其北約義務），而積極從事承擔國際維持和平部隊的任務。此事固然因美國的高壓而不果，但是特魯多的政治意向，一目了然。他本人固然從此與諾貝爾和平獎絕緣，他對加拿大的主流外交戰略和思想，影響至為重大。例如新世紀之交堅決反對美國“國家導彈防御系統NMD”的加拿大自由黨政府外交部長、有“粉紅政治家”之稱的艾克斯沃綏（Lloyd Axworthy），便是在特魯多內閣中擔任交通部長起家。

（插圖）1970年“十月危機”中特魯多總理面對媒體: “且看本人出招。”

另外，古巴革命成功后，美國對之實施全面禁運。特魯多是第一個訪問古巴的北約成員國領袖，和卡斯特羅兄弟私交甚篤，并與古巴維持廣泛的經貿關系，令華盛頓極為惱火。加拿大政府在特魯多的外交思想指引下，甚至拒絕美國要求引渡一名在原籍涉及命案的“波多黎各獨立分子”。

特魯多與中國的關系既深且長。他曾經作為一個二十幾歲的青年首次游歷中國，正值國共內戰剛剛經歷了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的歷史轉折點，因此目擊了國民黨的潰敗和共產黨的勝利。在美國國務院嚴禁美國人訪問中國大陸的冷戰高峰時期，特魯多于1960年再次訪華，次年與旅伴公開出版了游記《Deux innocents en Chine rouge》（譯名《紅色中國的兩位天真漢》）。

正是有這樣的個人經歷，特魯多在上臺后不久，加拿大就成為法國戴高樂政府之后第二個與北京建立正式外交關系的西方國家。臺北駐加國的外交代表迅速被驅逐，以至有臺北外交官淚灑渥太華機場的一幕。1976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在加拿大蒙特利爾舉行，臺北代表團被加拿大拒絕入境，迫使此后臺北再度參加奧運時，不得不以“中華臺北”的名義出現。特魯多政府還宣布當年幫助中國抗戰的白求恩大夫為加拿大“國家重要性人物”。

（插圖）特魯多與旅伴合著的中國游記法文新版

1971年，特魯多在世界上第一個正式引進“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后來得到許多國家如澳大利亞的仿效，并且成為美國共和黨右翼的攻擊目標。在特魯多任內，加拿大采納了鼓勵大量海外移民入境定居的國策。更重要的是特魯多政府擯棄了歷史上的排華政策和“黃禍”心理，移民政策全面向第三世界開放。這是加拿大華人人數大幅度上升的契機，最后終于迫使聯邦政府對當年排華的“人頭稅”作出正式道歉和象征性賠償。今天加拿大的華人按比例已經遠超過美國，華裔甚至出任加拿大總督這樣的要職。可以說，加拿大這種開放進步的移民政策，刺激了另一英聯邦國家澳大利亞最終放棄其“白澳”政策，而開放吸收亞洲移民。

在特魯多的移民政策下，亞洲其他各國移居加拿大的人數也不斷增長。特魯多不遺余力地捍衛加拿大獨立和領土完整，處處力圖減少美國的影響和控制。隨著經濟全球化，美國和加拿大之間的經濟頗有融合趨勢，但是加拿大與日俱增的亞裔人口比例和亞裔享有的政治權勢，難以為美國右翼承受，而可能成為維持加國獨立的重要因素。這不能不說是拜特魯多之賜。盡管特魯多堅決反對魁獨運動，法語地位的上升，和英語共同成為加國的官方語言，還是由他一手促成。

在1970年代世界石油危機的刺激下，特魯多政府于1980年引進了“國家能源計劃”，對石油和天然氣進行價格管制，并且建立了國營石油公司PetroCanada。這一顧及全國經濟特別是安大略和魁北克制造業的能源計劃，損害了西部產油區特別是保守派主導的阿爾貝塔省的地區利益，加上特魯多提升法語地位和其他左傾政策，催生了所謂“西部離異主義（Western alienation）”，終于演變到目前能源利益驅動下的加拿大政治右傾化，以及區域利益的重組。在這樣的大勢下， “楓葉之春”再是轟轟烈烈，也只能在左翼的魁省局促一隅，而不會蔓延全加。詳情留待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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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于時語系觀察者網特約評論員，在北美從事科研工作，知名國際問題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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