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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號，零點研究咨詢集團董事長，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兼職教授、電視主持人袁岳做客觀察者網，暢談如何通過民意調查與社會研究調查認識中國。讀懂中國究竟有多難，深入基層會經歷多少挫折，袁岳教授先從一個邊緣群體講起……

民意調查在中國方興未艾，但嚴格地說，我國與公共政策、公共選擇相關的民意調查中，問卷或問答式的經典民調（Polling）所占的比重很小，只占1/4或1/5。我們更多做的是社會調查研究。

因為中國與西方有個很重要的區別，大部分研究對象對我們研究的事情并不了解。中國民意調查如果像西方那樣只是打電話問意見，價值就很有限。需要結合基礎性研究和對行為的深入觀察，再加上意見研究，總和在一起才有價值。

舉個例子，我們曾做過中國規模最大的“小姐”與嫖客研究。但用最簡單的Polling方法，得不到真數據。

首先就是調查對象的認識水平問題。我們的調查員如果按Polling的方式，徑直去問“小姐”：“你覺得要不要防范艾滋病？”有很多人會反過來問你：“啥叫艾滋病？”必須先講解，她才能了解艾滋病。

其次是調查者回答的真實性。如果簡單地問一個意見，對方往往會按社會流行意識回答，并不真實。

在這個研究中，從公共政策角度而言，最重要的問題是性交易時安全套的使用情況。我們直接問“小姐”，她們大多會說都用的。測試下來，78%的“小姐”說她的性交易是用安全套的。然而，當我們與“小姐”探討過去一個月中的每一單生意后，發現只有16%的性交易才用安全套。

這個方法不是Polling，是Participatory Interview，即參與式訪問，真實性遠遠高于Polling。我們能夠獲得基本數據（Fundamental Data）和信息（Information）。

參與式訪問固然更真實，但對互動性的要求也更高，因此自然引出了第三個問題——必須讓對象相信你。與“小姐”達成一個互信的基礎后再互動，訪問效果要好很多。

例如，我們調查時會說：浪費你的每分鐘我都會付費的，按你的級別付費。“小姐”分7個級別，最貴的一小時3000元，最低一小時15元。我們付費調查，就相當于她做了一單生意。“小姐”說，這活不錯，動動嘴就好。

當然，取得信賴不是給錢那么簡單的。調查的每個方面我們都要測試。

樣樣都要測試，研究周期當然是個問題。我國傳統的學術研究調查周期不可控。同樣一個研究，調查“小姐”患艾滋病的比率，社科院某教授提出要三年，某大學的教授要兩年半，我們最開始提出三個半月，他們說太快了，跟假的一樣，后來我們把時間拉長到七個月。

在我們公司里用七個月做研究，從管理學角度效率太低，都這么干公司就破產了。他們不能想象的是你們怎么可能用那么短的時間？今天很多人的研究方法還太農民化，自己玩自留地。

而我們先用半個月時間，研究怎樣接近“小姐”。我后來專門寫了一本書《走近風月——地下性工作者調查》，其中花了很大篇幅講“小姐”調查是怎么做的。

袁岳著《走近風月——地下性工作者調查》

調查時間要不要測試？看上去什么時候最適合與“小姐”接觸是很顯然的問題，但以前就有人犯過錯。

有些衛生部門曾希望向“小姐”們發材料，宣傳艾滋病的威脅，鼓勵使用安全套。但第一，“小姐”們不知道有這個材料；第二，知道了也不會來參加活動、拿材料。為什么呢？因為衛生部門的工作時間都是白天，那時“小姐”都在睡覺；而“小姐”晚上9點后才上班，衛生部門的人早下班了。兩撥人遇不上，材料也只能亂發一氣。（全場聽眾大笑）

所準備的材料，其樣式也要測試。“小姐”們認為衛生部門人員審美檔次太低，紅紅綠綠的宣傳單她們根本看不上。她們說：“這幫吃飽了撐的人不懂怎么與我們交往。”復印、打印制品要精美，“小姐”們才會去接觸。

光知道時間，揣上精美材料，就萬事大吉了？照樣吃閉門羹。我們后來發現任何情況下，直接找“小姐”是不能訪問的。因為“小姐”是有組織的，由“媽咪”管理。“媽咪”負有“安全管理”的責任，她們決定“小姐”是否能接受訪問。

那就先找“媽咪”吧。我們要用各種身份來測試人們對我們的反應。接觸“媽咪”時，如果以記者、公共衛生部門人員等身份為“掩護”，“媽咪”都不會合作。最后我們僑裝成安全套公司的市場研究員，“媽咪”能接受這個，還覺得我們很好，很為她們著想。

我們進去時不能戴眼鏡，不能跨書包，如果那樣，“媽咪”和“小姐”就會想：“這些人不是記者就是學者，是來研究我們的，研究完了就拿去發表，我們麻煩就大了。”所以我們一定要夾一個手包，后來發現，行頭統一成這樣非常有效。

我們對接觸他們的每個環節都進行了研究。比如與“小姐”討論性交易細節時，我們最初覺得是不是女生比較合適。但做試驗后，發現女生一進去，人家什么話都不跟你說。因為在她們眼中，只要女性出現，不是女警察就是女記者。

我們確定完各種細節后，就用17個男調查員，花一個半月時間，在12個城市把800名“小姐”調查完了。

我們有個小伙子很帥，訪問了一個漂亮“小姐”，看著她說：“我覺得你可惜了。”“小姐”從容地回答：“我覺得你可惜了。你是研究生畢業，我是初中畢業；你月收入7000多，我月收入2萬多，投入產出比比你高多了。”我們那哥們兒回來后受了嚴重刺激。

其實，上述有冒犯之嫌的對話是取得互信后才可能說的。我們做任何訪問都非常尊敬對方。我們對“小姐”都用“請問”、“請教”等。很多“小姐”覺得不自然，說：“你們怎么跟個小學生似的。”我們說：“在這個領域我們真的是小學生。”（觀眾笑）

一些“小姐”最后甚至會說，你們錢也給我了，我也幫了你們忙，但我還是過意不去，要不行免費服務一次吧。

調查結果中，還有些有意思的細節。中國的“小姐”一般17歲上班，24歲“轉業”。正常情況下，收入是同齡女工的20倍。因此大部分是自愿的，不是被迫的。

在國際范圍內比較，美國一個應召女郎，每月工作4次，一周一次，就可以保證她的基本生活了。中國“小姐”要一個月工作20天，每天平均接客3.5個，能達到同等的收入水平。孟加拉國“小姐”，每月工作28天，每天接客要達到15個，連干5年，才可以開一個小篷子讓人幫她干活。這就是全世界勞動力成本的對比。

當然這是題外話。舉這個“小姐”的調查實例是要說明，中國社會與美國大有不同，必須采取更適合本土的調查形式，在研究方法上也要有更多創新。下面我將會具體分析這些問題，還將探討最受外界關注的“政治性”議題——中國百姓對政府有什么看法，中國政府如何運用民調，以及我們與政府打交道過程中的一些經驗、軼事。

觀察者網注：后續內容將另行刊出，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