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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文學門外漢，沒辦法套用高深的文學理論解讀陳映真的作品，更無力字字句句加以推敲。但是在閱讀陳映真小說過程中，所感受到他對于市井小民的深切關懷，以及對于跨國公司的有力控訴，都是難以忘懷的，啟發了讀者的階級視野。曾聽王曉波老師提過，有一次他與陳映真（可能還有其他朋友在場）激辯應該要“左先于統”還是要“統先于左”。我不知道他們這場論辯的結論是什么，但是將陳映真的政論與小說結合起來，其實就能明白“統”與“左”對于作為中國有機組成部分的臺灣來說，必然是一致而不分先后順序的，也就是另一位前輩林書揚先生所言：“民族與階級的雙重解放”。這是包括陳映真在內的這條“統左／左統”路線，通過馬克思主義的學習與思考所總結出來的政治抉擇。

筆者收藏的陳映真著作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無法以“作家”、“小說家”或“文學家”等頭銜為其概括，他就像他的同志一樣是一位義無反顧、理直氣壯的實踐者。他關心臺灣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與“老同學”參與了臺北六張犁棄葬區的發掘，并寫下報導文學作品《當紅星在七古林山區沉落》，以及劇本《春祭》。他關心臺灣的工人，2002年臺灣華隆紡織女工邱惠珍，為了抵抗官方與資方的聯手打壓，服農藥自殺，倒在工廠門口之前，陳映真聞訊后憤怒地寫下生前唯一一首詩作《工人邱惠珍》：“讓你的死鞭打我們吧，斥責我們吧，教育我們吧，好叫我們變得更堅強、成材”。他關心第三世界的弱小民族，翻譯了聶魯達的詩作《獻給黨》：“您使我看見人世的光明，也看見人類幸福的可能。您使我堅不可摧，因為與您同在，我雖死猶生”。他關心同受帝國主義壓迫的東亞兄弟，翻譯了韓國牧師文益煥的詩作《我得到平壤去一趟了》：“也許我們要在馬路上翻筋斗；在平壤街上擁抱著打滾，把壓迫者強加于我們的神話，不同意識型態與社會制度的各種偶像，統統砸個稀爛！”他關心回歸前后的香港同胞，在臺灣出版了杜葉錫恩（Elsie Tu）的《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并為之寫了長序《傾聽充滿正氣和洞見的聲音》：“在舊殖民地時代中與殖民勢力合作的買辦精英，則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統治一切的時代，不僅得以延命，而且與新殖民主義外國主子和其國內的代理人相溫存而輝煌騰達”；香港回歸祖國那一年，他策劃了“香港：一個半世紀的滄桑”照片展，與曾健民先生對談《從臺灣看香港歷史》；回歸之后，他親歷“七一游行”，寫下《在香港看“七一”游行》，義正詞嚴地指出：“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重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他更關心動蕩之下海峽對岸的祖國親人，1989年以他一貫的關懷在《人間》雜志發表《悲傷中的悲傷》與《等待總結的血漬》；2001年他組織了一組文章，題曰：《因為是祖國的緣故……》，體現了他對于變遷中的中國大陸發展方向的思索。

不只勤于伏案筆耕，他同樣站在臺灣街頭運動的最前線。徐復觀先生稱陳映真為“海峽兩岸第一人”；他也參加胡秋原先生的《中華雜志》，為其撰稿，并且一同參與了中國統一聯盟的籌組，任首屆主席。在統一運動陷入低迷之際，1990年率領中國統一聯盟參訪團訪問北京，受當時總書記江澤民接見。

《人間》雜志創刊紀念版《陳映真小說選》

除了眾所周知的《人間》雜志之外，陳映真還成立了人間出版社，在他的主持下，秉持四大出書宗旨：“1.理性認識臺灣社會性質的社會科學叢書；2.整理被湮滅的臺灣史料，還原臺灣史真實面貌；3.正直進步的臺灣先賢傳略集；4.揭破國家機器偽善面具的報告文學與創作”。發行了舉足輕重的《臺灣政治經濟叢刊》、《臺灣社會性質論叢刊》、《臺灣史叢刊》、《臺灣現當代進步人物叢刊》、《臺灣新文學史論叢刊》、《美國體系研究》等系列，成為與“臺獨”論戰最為有力的思想彈藥。早在與龍應臺進行“文明與野蠻的辯證”之前，陳映真即與陳芳明有了關于臺灣社會性質的辯論，他致力于臺灣社會性質的研究，與曾健民等同好成立“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并在2006年離開臺灣以前，把他的孤獨與痛苦轉化為動力，全心全力投入《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的編輯。

這些都是小說以外的陳映真，是臺灣社會不愿面對且拒絕接受的陳映真，但卻是實實在在、擇善固執的陳映真。陳映真堅守信仰與立場的執拗（例如他拒絕將手稿交給位于臺南的“國立臺灣文學館”），從而導致社會對他的誤解與不諒解。但是他所有的文字與行動，不就是完全破除說他“只統不左”或“未能了解島嶼人民普遍的獨立之情感”等惡意曲解最為有力的明證嗎？不正是突顯了臺灣、乃至于兩岸主流思想氛圍“不以荒謬為荒謬的荒謬”嗎？

1995年陳映真與臺灣《中華雜志》友人參加中國社科院“胡秋原學術思想研討會”期間，訪問北京市臺聯合影（李壽林先生提供）

陳映真曾如此寫道：“在這‘冷戰-內戰’雙重體制的衰亡歷史中，如果沒有臺灣內部有意識地在歷史學、社會科學、文藝和文化上對荒廢、黑暗、充滿歪扭、暴力、謊言與恐怖的臺灣戰后史進行深刻的反思與清算，則冷戰與內戰的幽靈、美國扈從主義和次法西斯蒂的亡靈，就不會自動消失”。這段話濃縮了陳映真一生志業的奮斗與努力，也提醒著他所熱愛的兩岸中國人民，特別是被美國改造之后的臺灣，應該一同奮力打破由于“雙戰結構”與“分斷體制”造成的“近親憎惡”悲劇，進而“將反思進一步發展為對當前中國社會實然的本質之科學的、具體而深刻的研究，探索祖國前去的方向，而蔚為一個新的思想和社會科學的運動，才能有效地斬斷美國意識形態支配復雜而頑強的機制”（陳映真：《臺灣的美國化改造》），重新將臺灣問題拉回中國問題的框架之中，與此同時也重拾第三世界的視野與關懷。

陳映真過世的隔天，見到了施善繼大哥與夫人曾淑霞女士，她跟我說：“在各個地方，都有受陳映真影響的人”。我深以為然。我認為不必要給陳映真加上種種的前綴修飾，興許他也反對這樣的做法。

對我而言的陳映真，是一位令人感到幸福的長輩、前輩。他為我帶來最大的啟發就是，以他的思考為線索，繼續地大步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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