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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第七屆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頒獎禮在深圳舉行，觀網讀者們熟悉的幾位學者林毅夫、張軍和樊綱的“過渡經濟學理論”獲獎。這個獎項雖然沒有孫冶方經濟學獎歷史悠久，但是從往屆獲獎人，以及獲獎理論來看，其含金量在經濟學界所有獎項中屬最高。

前排從左至右：李周、林毅夫、厲以寧、樊綱、張軍 （新浪財經）

比如2008年第一屆杜潤生等人的“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理論”，2009年，厲以寧等人的“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革理論”；2010年，以吳敬璉、周小川、郭樹清等人的“整體改革理論”，2011年，以華生、田源、張維迎等人的“價格雙軌制”理論，等等。

這些理論與中國改革進程的實踐息息相關，也成為中國改革30年成就的最好注腳。

在頒獎禮的前一天下午，觀察者網編輯在獲獎者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張軍教授的家中，就此次獲獎，以及近期公眾關注的經濟熱點問題進行了采訪。

此次林毅夫、張軍、樊綱等三人獲獎的過渡經濟學理論，通俗的說法就是，對中國30年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成功經驗，進行了富有創新性的解釋，并構建了一套指導后期改革的普遍理論。

張軍在分析他在過渡經濟學理論的研究時指出，轉型在中國是個永恒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沒有完成。對1980年代的研究對中國當下及未來的經濟轉型仍有現實意義。

“改革能不能成功，要考慮初始條件，要考慮改革方式選擇的重要性。我們現在的很多改革，都是自上而下的，即所謂的頂層設計。我個人覺得不是所有的改革都可以采取這種方式的。80年代的很多改革只所以成功，是因為自下而上的比較多。”

此外，張軍教授還回答了當前宏觀經濟的幾個熱點問題，比如，經濟面臨通縮風險究竟怎么辦？張軍稱，他對當前過于謹慎的貨幣政策持保留意見，他認為當前央行放水的力度還不夠，實際利率仍然偏高，無論從穩增長還是調結構，在經濟下行風險的時候，都需要更為寬松的貨幣政策。

以下為采訪全文：

“中國諾貝爾經濟學獎”貴在堅持

觀察者網：首先要祝賀你獲得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從歷年獲獎的理論、經濟學家以及獎金金額來看，這個獎應該是經濟學界含金量最高的一個獎項了。具體請你講講整個評獎的過程？

張軍：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原來是一年一次，2013年決定改成兩年一次，2015年是兩年評一次的第一年。我也是評選委員之一。

評獎方法有點跟諾貝爾獎類似，是200多位經濟學家或機構先提名、推薦或自薦，獲得提名之后公示，然后評審專家第一輪投票，根據投票結果排序。第一輪在十幾個推選的理論中，投票選出三個獲獎的理論，第二輪既對理論進行投票，也對相應的主要貢獻人進行投票。每一張投票只能選擇一個理論，同一理論的主要貢獻人最多可選擇3人(或組)。

第一輪“過渡經濟學理論”進入了前三名，這個理論的主要貢獻者有8個人，包括我、林毅夫研究組(林毅夫、蔡昉、李周)、胡汝銀、冒天啟、盛洪、樊綱等。第二輪投票我們作為主要貢獻者，就不能再投了。評獎中有個規則規定：主要貢獻人的票數要超過總票數的25%。最后第二輪只有三個人票數超過了25%，所以就是林毅夫、樊綱和我三人獲得這次的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

從評選規則方法上來說，這個獎還是比較公正的。

不過，一些人對經濟理論創新獎這個名字有些議論，認為用理論創新這幾個字可能不是特別恰當。但是從歷屆獲獎的理論來看，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轉型產生重大影響的一些理論研究，是指研究中國經濟的理論，而不是單純的經濟學理論的創新。

組委會關敬如拜訪獲獎人張軍

比如第一屆獲獎者是杜潤生等研究團隊的“聯產承包制”理論，當然這也有作品；還有郭樹清、周小川等設計的一攬子聯動價格改革。

我相信，這個獎項如果堅持下去的話，越是后面就會越接近經濟學理論的原創性研究了，就跟中國的改革沒有關系了。貴在堅持，一定是要做下去。

觀察者網：經濟學界還有很多獎項，比如孫冶方獎，媒體曝光度很高，此外還有張培剛獎，蔣學模獎等等，你是這些獎項的獲得者，也是不少獎項的評委，這些獎項的功能側重點，有何不同？

張軍：孫冶方獎，是歷史比較久遠的一個經濟學獎項，1984年就開始了，每年獲獎的學者比較多，有論文也有著作，已經舉辦了15屆，雖然也是民間的,但似乎也有一些官方色彩。

張培剛本人是世界發展經濟學的創始人之一，張培剛經濟學獎，主要評選在發展經濟學領域有建樹的著作和論文。已經評選了5屆，兩年一次，堅持的不錯。2014年開始，海外研究中國經濟的學者也入選了。

2010哈佛大學的Dwight Heald Perkins教授獲獎，他老遠飛到武漢來領這個獎，當時有四個人獲獎，包括我、北師大李實，還有北大的盧鋒。

復旦曾經還有一個蔣學模經濟學獎，由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歷屆畢業生于2002年共同發起設立，當時的獎金比孫冶方獎高，獎金是10萬。第一屆華民、姜波克等學者獲獎；第二屆是我一個人。

蔣學模獎的評選是所有候選人到場，現場投票現場頒獎的，所以投票的時候場面很激烈。有媒體參與，如果落選場面就比較殘酷。后來搞了三屆，就沒有堅持下去,很可惜。。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適合頂層設計

觀察者網：10月中旬，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揭曉后，主辦方到獲獎者辦公室來頒發獲獎證書，還要獲獎者發表獲獎感言，具體你說了些什么？

張軍：我講了兩點：一是，這個獎項，是對我在中國經濟轉型這個領域所做研究的承認，也是對15-20年前，我們這一批研究過渡經濟學問題的學者，所做的研究工作的認可和評價。

第二：轉型是個永恒的話題，中國的經濟改革還沒有完成。80年代的研究對未來的經濟轉型還是有一定價值。

為什么是大約20年前的研究，而不是更早，原因在于，80年代的時候，中國經濟推動了一系列改革，特別是農業農村、鄉鎮企業改革、經濟特區等領域，中國經濟學家做了很多研究，但是那時候還沒有轉型的說法。

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俄羅斯以及東歐國家發生巨變，到1990年代中期，不僅國內還有海外學者就開始研究，從計劃到市場轉型的過程中中國和俄羅斯的不同。

首先中國和俄羅斯的轉型結果不同，中國導致經濟增長，俄羅斯導致經濟衰退。為什么會產生如此不同的結果，大家對這個領域的研究開始感興趣。

中國和俄羅斯改革的方案不一樣，策略不同，俄羅斯東歐就是休克療法，一攬子的一次性的改革，中國是漸進式的，碎片式的，增量式的，實驗式的。當時的經濟學家就創造了很多概念，通過刻畫中國和俄羅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中的不同，試圖用這種差別來解讀兩種不同改革的結果。

90年代中期，海內外學者在這個領域就做了很多研究，想探討中國經濟改革方式究竟是什么？我在這領域做了不少工作，寫了理論模型去解釋中國的經濟改革。

1995年左右，我寫了一本書，《雙軌制經濟學：中國的經濟改革1978-1992》，整個研究觀察的時間段其實主要是80年代。但是為什么90年代才寫，因為俄羅斯東歐90年代才發生轉型，把中國和俄羅斯對照起來才能看清中國80年代的改革用了什么方式。

這本書還得了上海市社會科學優秀著作一等獎年代。書里主要是解釋，什么是雙軌制，以及雙軌制改革為什么會導致中國經濟增長。

1990年代后期 ，我的研究繼續深入：固然中國改革方式與俄羅斯不同，但是為什么中國會走上雙軌制？俄羅斯為什么會走上休克療法？就是說中國為什么選擇了雙軌制，俄羅斯為什么選擇了激進的休克療法？

一個國家選擇哪一種改革方式，與這個國家面臨的初始條件有關。我發布了很多文章，有中文、英文的，其中有篇文章專門討論初始條件與改革的速度之間的關系。我寫了一個模型來解釋，為什么中國沒辦法選擇激進的改革，而俄羅斯沒法選擇漸進式。

其實，俄羅斯在戈爾巴喬夫時代，也走過漸進式改革的道路，但是很快發現行不通，失敗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經驗，就要找到原因，我發現這跟俄羅斯的約束條件有關系。

我的模型的一個主要思想是，要搞雙軌制，政府必須要有能力控制計劃這一軌，同時放開市場軌。俄羅斯之所以選擇激進改革，是因為俄羅斯的政治改革優先于市場改革，民主化了，政府已經沒有能力控制計劃軌，只能推動市場軌，這樣漸進式改革方案一開始就實施不了。

改革方式是不是采用雙軌制，跟政府能不能履行計劃制度，有沒有控制能力相關。俄羅斯恰好不具備，因為政治改革優先于經濟改革，國家對經濟的控制能力沒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