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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的新欄目【思想者茶座】與大家見面了。這個欄目是在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張軍教授的提議和啟發下開設的，旨在全球范圍內邀請重磅學者專家，以輕松易懂的方式，討論當下全球熱點議題背后涌動的思潮，為紛擾動蕩的世界呈現思想的力量和光芒。

【思想者茶座】第一期邀請的嘉賓就是張軍教授，他是國內經濟學界最重要的獎項“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獲得者。本期節目我們聚焦于拆解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的”唱空中國經濟論”，同時回顧過去三十年間，中國學者就西方輿論界有關中國經濟“高投資”、“美國失業罪魁禍首”、“傾銷”、“產能過剩”等標簽展開的論戰，以及如何看待克魯格曼提出的“藥方”，理解當前中國政府的經濟治理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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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觀察者網高艷平】

7月，全國及各地方經濟半年度數據出爐，全國來看，1-6月實現增長5%，二季度增長4.7%，不及一季度的5.3%。海外媒體的“中國唱空論”又活躍起來了。

5月保羅·克魯格曼唱空中國的言論，還在“余音繞梁”——這位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紐約時報的一篇專欄文章《準備好迎接第二個中國沖擊》中說：“中國的高投資發展模式已經不可持續”，目前顯而易見的辦法是“擴大消費……而不是維持巨額貿易盈余將產品傾銷到其他國家”。

克魯格曼在國內可能很多人都比較熟悉，他一直是個堅定的“看空中國派”。在彭博社采訪他的一段視頻《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魯格曼：中國經濟模式不可持續》的評論區，他儼然被海外輿論視作另一個“章家敦”。

有意思的是，這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2015年到中國某高校演講時，筆者恰好在場，他在演講時親口說，“我不是中國專家，我講的很多東西都是聽別人說的”。

盡管如此，由于克魯格曼作為經濟學意見領袖所擁有的號召力，他的觀點經彭博社、金融時報等知名國際媒體的再次傳播，不斷發酵，在國內外形成又一波看空中國經濟的流行聲量。

如何拆解這些唱空中國的言論？如何看待地緣政治博弈之下的所謂“傾銷論”以及逆全球化思潮，如何理解當下的中國經濟？

張軍教授的辦公室。圖為張軍和教師節期間前來慰問的復旦大學黨委副書記周虎作者提供

近日，筆者前往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拜訪院長張軍教授，跟他探討當下中國經濟的輿論焦灼。我們從克魯格曼的“唱空中國論”聊起，見招拆招，談到一直高光的中國經濟，從1990年代到當下在海內外掀起的幾場大爭論——“高投資”、“美國失業罪魁”、“中國傾銷論”，直至這些爭論逐漸演繹成中美地緣政治敘事中的故事，再到如何看待克魯格曼的“藥方”，如何理解當下中國政府的治理之策。

張軍教授剛剛從歐洲訪問回來。我們在一張長寫字臺兩側坐下來，品著龍井茶，外面的雨正下著，濕漉漉的空氣里，有廣玉蘭花味兒。他的辦公室里，書籍占去了大半，身后的墻上，幾貼書畫引入入勝，還有“中國經濟理論創新獎”的掛框，雖小，但份量很重。

張軍不緊不慢地講述，在這位關注中國經濟40多年波瀾壯闊進程的經濟學家眼里，身后那貼書法“處世無畏”，似乎在暗示，這便是他看待中國經濟的態度。

1. 一以貫之的“挑戰者”克魯格曼

克魯格曼對東亞經濟的唱衰，以及此番有關中國經濟的言論，確實應該算是道聽途說，張軍揭開了一個秘密：克魯格曼關于東亞經濟的言論，受到了包括埃爾文·揚（Alwyn Young）、劉遵義等很多經濟學家研究結論的影響。他猜測，克魯格曼最近對中國的言論肯定也受到《大失衡》作者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的影響。

邁克爾·佩蒂斯是中國經濟研究專家，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他長期生活在北京，但經常會在海外社交媒體上，轉發包括張軍在內的中國經濟學家的文章和觀點。他對中國經濟的看法也“以批評為主”，其主要觀點之一就是“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的模式不可持續”。

客觀公允地說，對中國經濟高投資低消費的批評，在國內也頗為主流，在西方經濟學家中就更有代表性了。比如另一位頗受尊敬的中國經濟專家、加州大學圣迭戈分校的巴里·諾頓，也長期持此看法。因而他們一直在呼吁中國經濟要實現再平衡，即投資拉動的模式轉變成為消費拉動的模式。但執此論者，普遍忽略了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而是將中國與發達國家放在同一階段等量齊觀。

“克魯格曼對高投資發展模式的批評也算是一以貫之的”，張軍教授說。隨后，他講起了三十年前圍繞克魯格曼“東亞奇跡神話論”的那場著名爭論。

1993年，在西方經濟陷入衰退、東歐等前蘇聯國家經濟陷入負增長的時候，世界銀行發布了一份《東亞奇跡：經濟增長與公共政策》（簡稱“東亞奇跡”）的報告，從學術層面肯定東亞八個經濟體的優秀表現，并分析了背后原因。這八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印尼、馬來西亞、泰國，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并不包括大陸。

“長期以來，東亞經濟到底是國家干預的成功，還是自由化、市場化的成功，大家一直是有爭議的。但是主流經濟學家的觀點認為東亞經濟的成功，主要還是應該歸因于市場化、自由化和結構改革的結果。”張軍回憶道。

世行報告反映的正是這一主流看法。報告結論認為，東亞國家“實施了一套共同的、市場友好的經濟政策，因而帶來更高的積累和更好的資源配置”。簡言之，就是市場化促成了東亞奇跡。

報告發布后，圍繞東亞經濟增長的源泉、政府和市場對經濟的作用等問題，引發了一系列爭議，正由于此，報告作者之一約翰·佩吉透露，《東亞奇跡》成為世界銀行有史以來銷量最大的單行本。其中爭議最大最熱鬧的部分，正是來自保羅·克魯格曼的“單挑”。

1994年，還在斯坦福大學任教的保羅·克魯格曼在美國《外交事務》上發表長文《東亞奇跡的神話》，與東亞奇跡論者大唱反調。他直言，東亞經濟其實沒什么奇跡可言。這被中國學界稱為“克魯格曼質疑”。

克魯格曼認為，東亞的發展模式，無非就是就靠超強的資本和勞動的投入積累實現的，而不是靠效率（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因為東亞國家動員能力強，能夠集中更多的資源去投入基建和制造業，這跟前蘇聯的計劃經濟模式沒有多大的差別。

因為資本積累和勞動投入不可能無限增長，因而克魯格曼斷言，東亞模式看上去很成功，其實很難持續下去，就是“紙老虎”。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1959-1990在職）

在克魯格曼看來，新加坡就是東亞模式的極端典型。

從1966至1990年之間，新加坡8.5%的年均經濟增長三倍于美國的增長。看似很好，但與其說是靠靈感（Inspiration) 驅動，還不如說是靠汗水（perspiration）驅動的。他引用了埃爾文·揚的數據說，新加坡的投資對增長貢獻從11%漲到了40%，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并沒有給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因而“李光耀的新加坡和斯大林的蘇聯就是一對經濟孿生體”，都是單純依賴資源的調動實現的。

后來有消息稱，這番言論惹怒了當時的新加坡總理李光耀，他因此下令拒絕克魯格曼訪問新加坡。

2.中外學者反駁“克魯格曼質疑”

當時，“由于克魯格曼對中國的了解有限”，所以在《東亞奇跡的神話》一文中，對中國的論述僅有幾個片段。

除了質疑了中國官方數據有水分，認為中國增長模式與亞洲四小龍無異，克魯格曼還預計，即便按照較低的增長率年均7%計算，到2010年，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82%，這將是世界經濟重心的實質性轉變。

1994年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初步形成，改革開放的推進仍然在摸著石頭過河。因而世行的報告和克魯格曼的批評引起了中國學術界的很大關注。

張軍的印象里，“當時我和很多專家學者都支持東亞奇跡論的說法，我們認為克魯格曼把東亞經濟一棒子打死，有失公平。”

據張軍回憶，1997年12月，就在東亞金融危機已經爆發的時候，另一位中國讀者熟悉、當時在哈佛大學任職的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和他的同事史蒂文·拉德勒特（Steven Radelet）在《外交事務》發文反駁克魯格曼的結論，讓東亞奇跡論的討論掀起又一波高潮。薩克斯曾在聯合國任職多年，也在多個國家擔任顧問。

兩位經濟學家在《亞洲的重新崛起》（Asia's Reemergence）中認為，”大多數研究人員已經發現，亞洲的快速增長既得益于資本投資，也得益于生產率的提高。盡管投資不能帶來純粹的生產率提高，但一直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的主要來源。另外，東亞國家的投資回報率并沒有出現象前蘇聯在1950年代那樣急劇下降的狀況，相反一直處于高水平，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下降非常緩慢。他舉例說，韓國在經歷了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之后，資金的邊際產出率仍在20%左右，遠高于美國的約11%的水平。”

最后，他們的結論是，整個亞洲仍有大幅增長的空間：高收入的東亞經濟體在未來30年的增長速度可能會放慢。但中國和東南亞其他國家的收入仍然較低，增長速度應與過去30年大致相同。

亞洲的未來，被這兩位經濟學家言中了。

盡管如此，克魯格曼的國內擁躉不在少數，最明顯的莫過于，過去二十年來學者們對中國高投資低消費發展模式的不懈批評。

據經濟學家林毅夫和任若恩2007年在《經濟研究》發表的文章梳理，“國內經濟學界對于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爭論深受克魯格曼的影響，爭論中許多學者依據克魯格曼的觀點，來評論我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可持續性，并提出放棄以要素投入為主的增長模式，改采以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為主的增長方式”。

實質上，在香港嶺南大學校長陳坤耀、北大教授林毅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任若恩、中國社會科學院鄭玉歆教授等一批中國經濟學家看來，克魯格曼對全要素生產率概念的理解和計算方法上都存在錯誤，因而對東亞經濟增長模式的判斷站不住腳，對中國經濟增長也沒有參考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