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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蘇聯出現危機。戈爾巴喬夫上臺后開啟的改革不但沒能復興蘇聯社會，反而導致國家解體、蘇共滅亡。國家大權最終落入以激進反對派面目出現的葉利欽等人手中。90年代初開始，在國家解體、政權更迭和制度更替的背景下，在西方世界的推動下，一場以“私有化、自由化、西方化”為標志的激進變革迅速席卷俄羅斯大地。

“私有化”是俄羅斯“自由改革派”上演的一臺重頭戲，是一場空前的財產“大分割”運動。幾年間，大規模、“閃電式”的私有化運動從根本上改變了整個俄羅斯社會的面貌，瓦解了原制度的經濟基礎，改變了社會的階層結構，催生了私人資本特別是大資本的形成，導致了“財團、寡頭”參政的局面。“私有化”運動激化了社會矛盾，滋長了經濟犯罪，貽害無窮，隱患未消。

一、俄羅斯私有化的動因和特點

1991年底開始的俄羅斯私有化運動被認為是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所有制革命[ 羅·麥德維杰夫：《俄羅斯向何處去―俄羅斯能搞資本主義嗎？》，徐葵等譯，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200頁。]。私有化運動自一開始就帶有很強的政治和意識形態色彩，是繼俄羅斯“政權大革命”之后的一場空前的“社會財產大分割”。

（一）俄羅斯私有化背景與政治動因

俄羅斯私有化運動開始之初，改革派對私有化給予了極大的希望。他們認為，私有化是改革的關鍵，是擺脫舊體制的根本。

根據他們對西方教科書的理解，認為“私有制”是市場經濟的基礎和先決條件。俄羅斯政府中一些年輕的改革派領導人直言，“私有制”的優越性被人類幾百年的歷史所證明。俄羅斯必須踏上私有化的征程，才能最終融于“世界文明之林”[ 弗·索格林：《當代俄羅斯政治史：1985年－1994年》，莫斯科1994年俄文版，第118頁。]。

年輕的改革派將建立私有制視為轉軌的主要目的和內容，為此可以犧牲一切，包括管理效益、收入等。被稱為“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俄羅斯私有化史》一書中寫道：“我過去和現在都認為，私人所有制在俄羅斯的建立是絕對的價值。而為實現這個目標，有時候只能放棄某些經濟上的有效方案。這是不同度量的范疇。經濟效益是以1年、2年、10年的度量衡量的，而私有制則會在百年、千年和更長的時間中發揮作用”。[ 參見[俄]《新時代》周刊，1997年第48期，第10頁。]

俄羅斯改革派將建立“私有制”視為通往西方“天堂式”生活的法寶，將私有化看作是拯救俄羅斯的“救世靈方”和“靈丹妙藥”，建立了私有制，就能溶入西方。

丘拜斯認為，私有化是一項政治任務，必須加速進行，甚至可以打破常規，不考慮后果。因為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并且要在幾年中用突擊性的方法完成世界上其他地方用數百年才完成的那些工作”[ 1994年6月29日丘拜斯答《詳情》電視節目記者問。]。

蓋達爾和丘拜斯認定，必須把所有權從國家和官僚手中奪過來。“無論把財產分給誰，哪怕是分給強盜，只要把財產從國家手里奪過來就好。如果強盜變成自己資本的有效主人，他就不會再做強盜了……”[ [俄]《文學報》，1997年6月25日，第25－26版。]

俄羅斯年輕的改革派極力地在西方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那里尋找理論依據。他們的幻想與西方自由派謀士的主張不謀而合。盛行一時的所謂“華盛頓共識”推出經濟轉軌的模式，制定一個個模仿的樣板。按照美國哈佛大學謀士給東歐諸國開出的藥方，經濟改革無非是“價格自由化”和“私有化”，而私有化又是改革中的重中之“重”。

俄羅斯改革派認為，冷戰結束后西方會給俄羅斯大量的經濟援助。他們在設計經濟改革方案時，對西方的援助和貸款寄予了極大的期望。一些西方國家和國際金融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在內紛紛將私有化和經濟自由化程度作為提供貸款的先決條件，要求俄羅斯政府必須進行私有化改革。

（二）俄羅斯私有化的特點

1990年左右，俄羅斯學術界開始討論私有化的問題。蘇聯解體俄羅斯實施私有化提供了條件。1991年11月，丘拜斯出任推進私有化的國家財產委員會主席后，迅速擬定了一份新的私有化綱領。一個月以后，1991年12月29日，這份綱領的主要條款被葉利欽以總統令的形式獲得批準并開始實施。由此正式拉開了俄羅斯私有化運動的序幕[ 有關俄羅斯私有化進程和具體情況可參見拙作：《私有化是禍？是福？―俄羅斯經濟改革透視》，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9－160頁。]。

10年過后，觀察俄羅斯國有資產私有化進程，可以發現俄羅斯私有化有以下幾個特點：

（1）私有化更多的出自政治上動因，而非經濟上的考慮。私有化成為新政權摧毀原制度經濟基礎的工具，必須在抓住政治機會，迅速將國有財產分配下去[ [美]約瑟夫·布拉西、瑪婭·克羅莫娃、道格拉斯·克魯斯：《克里姆林宮經濟私有化》，上海遠東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頁。]。丘拜斯在電視節目中宣稱：“私有化的目的，就是在俄羅斯建成資本主義”。匈牙利著名經濟學家科爾奈認為，俄羅斯私有化操之過急，“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是另一種形式的“斯大林主義”[ 轉引自崔之元：《逆取而不順守：掠奪俄國國家資產的新動向》，新加坡《聯合早報》，2000年8月25日。]。

（2）私有化法律準備嚴重不足。俄羅斯私有化遵循的一些空泛的理念或概念，依靠的是“總統令”和綱要，而不是靠法律進行。這樣可以繞開議會中的抵制。私有化運動實際上加快了舊官僚和新權貴將手中“瓜分的社會財產”合法化的進程。

（3）追求速度和規模，大規模、突擊式、閃電式地推進私有化。西方資本主義走過了幾百年時間，而俄羅斯改革派期望短時間培育出千百萬私有者。英國一個大型企業的私有化平均需要6年時間，而俄羅斯期望在一兩年的時間突擊式完成15000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

（4）與其它國家不同，俄羅斯被私有化的是國有資產中的較好的甚至是最好的部分。在俄羅斯大型國有企業私有化過程中，一些潛力雄厚的資源、原料型企業首先被私有化，如石油開采、冶煉，有色金屬、航空企業等。

（5）權錢交易嚴重，私有化的社會后果十分嚴重。私有化既沒有解決經濟上的收入、效益等問題，也沒能解決結構調整的任務。私有化不是結束、而是開始了財產的爭奪。私有化運動帶來大量消極的社會后果，引發了許多嚴重犯罪，造成社會財富兩極分化，損害了經濟和國家安全。

二、俄羅斯私有化的目標和實際結果

按照《俄羅斯私有化綱要》的規定，官方宣稱的私有化要實現以下七個重要目標：形成一個私有者階層；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利用私有化所得的收入建立社會保障資金體系；促進國家財政狀況的好轉；提高競爭力、經濟非壟斷化； 吸引國外投資；為私有化創造條件、建立良好的組織體系。

然而，私有化幾年過后，俄羅斯社會普遍認為私有化的實際結果與最初目標相差甚遠。私有化既沒有實現收入目標，也沒有達到效益目的。私有化實際上成為一些國有優勢企業的“大拍賣”，為瓜分國有資產提供了機遇和依據，使少數人借機暴富，進而演變成“財團巨富和金融寡頭”。下面結合過去幾年中俄羅斯議會、政府部門以及科學院等機構的調研報告，整理和列出俄羅斯經濟私有化的“初衷與結果”的情況對比。

（一）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相反卻導致國有資產大量流失

俄羅斯社會中大多數意見認為，俄羅斯國有資產的私有化未能改善財政狀況，預算資金收入也微乎其微，實際結果和幾年的統計數字也證明了這一點。

在1992－1994的兩年時間里，俄羅斯有共計64829個企業進行了私有化改造[阿·科赫等：《私有化（1996）：結果與結論》，[俄]《社會與經濟》雜志，1997年第1－2期，第206—207頁。]，占4年間私有化企業總數的一半以上。統計資料表明，在1993—1996年的4年中，俄羅斯私有化的收入只占俄羅斯國內生產總值的0.02％—0.04% ,占預算收入的 0.13%—0.16% [ 參見 [俄]《真理報》1996年4月24日。]。

大量材料顯示，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國有資產流失嚴重，私有化為少數人提供了絕好的斂財機會，無法統計的國有財產被變相轉手或侵吞，削弱了國家的總體經濟實力。1992年，私有化運動開始之時，俄羅斯全社會70年積累的國有資產總量（不含居民住房）估價為1.5萬億盧布，這個數字是按1991年物價改革前的價格統計的。1992年發放私有化證券時價格上漲已達20倍，然而相應的資產重新評估卻未進行。這樣一來，一些證券投資公司大量低價收購私有化證券，結果是國有資產幾乎被無償地變賣。

俄羅斯約有500家大型企業被以72億美元的低價出售，而這些企業的實際資產要達2000多億美元[ [俄]《真理報》1995年1月25日。]。莫斯科“吉爾”汽車制造廠資產總量約合10億美元，一家私人財團購得價格僅為400萬美元。后經營不利、負債累累，莫斯科市政府不得不又重新收歸國有。莫斯科市化工進修學院的房產及設施價值約1億美元，被某公司僅以此800萬盧布的價格購買。類似的例證很多，俄羅斯報刊對此經常披露[ [俄]《俄羅斯與獨聯體經濟新聞報》1997年第13，19期；《真理報》1995年1月17日，1996年4月18日，1996年4月24日。]。除有形資產外，無形資產和知識產權的流失更難以統計。

（二）私有化未能達到提高經濟效益的目的

幾年來的調查結果表明，俄羅斯私有化后的企業與原國有企業的經營狀況相差不大，經濟效益差別不甚明顯。社會學調查結果顯示，在經營管理、勞動態度等方面，私有化的企業與原國營企業并沒有明顯的差異，反倒是一些新出現的私營企業大大區別于私有化的企業和國有企業[[美]約翰·艾爾、理查德·羅伊斯：《俄羅斯私有化：經濟行為與政治激情》，[俄]《經濟與管理》雜志，1996年第10期，第148頁。]。

俄羅斯學者認為，僅僅改變所有制的形式并不能保證經濟效益的提高。將“無主的‘公有’”變為“少數人的‘私有’”只是為增加效益提供了理論上的可能性。改革企業內部管理，加強市場調研，更新設備，改善工藝等都是提高經濟效益的有效途徑。

實際上，由于企業所屬的行業不同、所有制成份及其改造時間的差異，經營狀況和效益也相差萬千。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在一次對私有化的專門調查中指出，1992—1994年俄羅斯中央一級所屬的1666家機器制造企業中有1389家被股份化，占83.4% 。這期間，1992年生產下降幅度為11.5% ，1993年下降為14.9%，1994年竟達到43.9% 。

（三）私有化損害了俄羅斯產業部門的競爭力

私有化過程中，由于國外產品、特別是西方舶來品的沖擊，俄羅斯企業及其商品失去了自己的市場。機械產品生產連年下降，1994年下降幅度達45%，日用消費品生產下降了一半以上。90年代中期，俄羅斯80%的食品依靠進口。

在反壟斷方面，“反壟斷”的旗號被用來當作利益均沾、你爭我奪的掩護。由于某些反壟斷措施“操之過急”，結果破壞了原有的經濟聯系，特別是對農工綜合體、森林工業和冶金工業等部門的負面影響巨大。一些有利可圖的石油工業、航空運輸和原料部門等分離出不少公司，例如原統一的“蘇聯航空”分成420家大小航空公司[ 參見 [俄]《蘇維埃俄羅斯報》，1997年5月7日。]。但俄羅斯一些原料和燃料部門仍為特大型金融－工業集團或私人財團所控制。

（四）私有化吸引外資效果微乎其微

與匈牙利等東歐國家不同，在吸引外資方面，俄羅斯私有化的作用亦不甚明顯。1994年正值俄羅斯私有化的高潮時期，1994年前9個月的外國投資僅為7.68億美元，而1993年為－29.2億美元。而1995年估計僅私有化企業改造所需要的費用就達1500－2000億美元。不少外資、特別是金融“游資”投放到證券市場。多數外國投資集中在那些利潤豐厚的原料采掘部門。幾年來，俄羅斯石油天然氣勘探和開發領域的國外投資成倍增長，而機器制造、建筑業的外資增長卻大幅度回落。

一些俄羅斯問題專家認為，外資不十分“青睞”俄羅斯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俄羅斯國內政局不穩；二是外國投資者權益的法律保障問題。由于治安狀況不佳和法律制度不健全，影響了外國企業在俄羅斯的投資。據美國企業家透露，在俄羅斯經營的外國企業，要把總收入的10％－20％拱手交給犯罪集團[ 參見[匈]阿科什·西拉迪：《葉利欽主義的終結》，轉引自[俄]《俄羅斯與當代世界》雜志2000年第2期，第57頁。]。

幾年來，西方在俄羅斯的投資平均每人只有47美元，而在波蘭為326美元，而智利為585美元。截至到1995年以前，根據俄羅斯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資料，在私有化過程中，外國投資者購買股票只占總額的10％。

（五）私有化惡化了社會局勢，導致社會兩極分化嚴重

1994年6月底，葉利欽總統宣布俄羅斯已有70%的工業企業實行了私有化，俄羅斯社會4000萬人成為股票持有者。然而，社會學調查結果表明，大多數人并不認為私有化使自己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所有者”。真正在私有化中分得好處的只有70－90萬人，最后能夠分搶到最大蛋糕的只是極少數，這就是金字塔頂尖上那不足2000人[ 弗·利西奇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7頁。]。

1993年4月份俄羅斯居民有15%的被調查者認為“證券私有化”能使自己變為所有者，1993年底這一比例一度增至19%，然而一年之后卻降至9.6% 。與此同時，俄羅斯64%的居民認為私有化只不過是“政治手腕”，不能解決實際問題。因為大多數股票持有者根本不可能、也無法參與企業管理，而取得紅利的人數也微乎其微。

1994年只有4％—5%的股民開始收取“分紅”[ 參見《證券私有化的結果，居民的評價及意見》，[俄]《經濟與社會變動：公眾輿論顯示器》1994年第4期，第66頁。]，實際上由于企業大部分停工或開工不足，“股東”已名不副實。俄羅斯私有化第一階段的公式為：1張私有化證券＝俄羅斯70年社會資產總量÷全體居民總數=10000盧布。兩年后變為：1張私有化證券＝面值10000盧布＝7美元＝1公斤香腸。

在社會心理方面，大多數人不認為分得的是國有財產，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補助”，或是一張“彩票”。俄羅斯學者指出，這種“平均分配”國家資產的作法實際上是一種“欺騙”，在政治上是有害的，經濟上也是徒勞無益的。大多數居民沒能、也不可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投資者或所有者”。隨著“大眾私有化”階段的結束，“貨幣私有化”的開始，俄羅斯一些“油水”企業紛紛拍賣、招標，絕大部分居民更是無緣，只能作“看客”。

俄羅斯自由派改革者最初提出，私有化的社會政治目的是剝奪官僚機構手中的“國家財產支配權”，造就新的所有者階層。而私有化的結果卻是，正是舊官僚、影子經濟成份等才是真正的贏家。

在一次講話中葉利欽也不得不承認，私有化過程中出現了一批“所有者”，卻未造就“管理者”。另一方面，俄羅斯社會所期望的動力階層－“中產階級”的形成也有待時日。官僚資本、新興的壟斷、官員的腐敗、沉重的稅賦以及黑社會勢力的敲詐都嚴重阻礙著中小企業、私人經濟的順利發展[ 張樹華：《轉型期俄羅斯社會的結構與分層》，載《東歐中亞研究》雜志，1997年第4期。]。

（六）私有化嚴重損害了俄羅斯國家安全

俄羅斯有關部門認為，私有化綱領中沒有顧及國家的經濟安全和國防安全，過急的實施辦法激化了社會矛盾，造成了社會局勢緊張，嚴重影響了國家和社會安全。

1．損害了經濟安全。

俄羅斯國家杜馬稽查委員會的特別調查報告中指出，私有化非但沒能使轉軌政府的預算增加多少，反而使國家失去了對一些大型企業、甚至工業部門的控制。俄羅斯幾年的實踐表明，私有化步伐快的領域，往往正是利潤豐厚、前景誘人的部門[ 弗·麥德維杰夫：《政府是怎樣扶持寡頭的，國家因此損失多大》，[俄]《今日俄羅斯聯邦》雜志1998年第8－9期，第12－13頁。]。俄羅斯境內外的灰色經濟勢力的目標從港口指向陸地，從地下指向天上。石油、有色金屬等原料部門，航空和軍工企業都成為各種資本勢力爭奪的對象。俄羅斯安全機構的報告顯示，俄羅斯2/3的具有豐富資源和經濟潛力的地區已被各種灰色經濟勢力、黑手黨組織所控制，對俄羅斯的經濟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俄]《論據與事實》周報1996年第30期。]。

2．威脅國防安全。俄羅斯私有化的后期提出，具有戰略意義的國防工業企業一般不納入私有化的范圍。重要軍工企業私有化的名單由政府和議會審查決定。但俄羅斯安全情報部門的報告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外國商人直接或通過俄方公司購買軍工企業的股票，或采取建立合資企業等形式，竊取尖端技術，達到進入或控制這些企業的目的。類似的現象在航空航天、導彈制造等軍工企業尤為普遍。

3．危害社會穩定。近幾年來，俄羅斯社會中貧富差距擴大、兩極分化嚴重。社會最高階層平均收入是最低平均收入的14—15倍，最高工資與最低工資的差距擴大為27：1。

俄羅斯學者認為，私有化的推行，使得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差別不僅表現在工資收入上，而更多地體現在占有財富和資產的多寡上。隨著資本收益幾何級數的增長，俄羅斯社會的貧富分化將更為嚴重，勢必激起社會大多數的不滿情緒，導致社會的緊張狀態。社會調查結果顯示，90年代中期，俄羅斯社會的緊張程度已接近社會沖突的臨界點[ 參見俄羅斯科學院社會政治研究所：《俄羅斯社會及其社會政治形勢：分析與預測》，莫斯科1995年俄文版，第81—83頁。]。

另一方面，私有化過程中，企業改組、破產數量增多，使得俄羅斯社會已十分嚴峻的就業形勢更加惡化，特別是在一些工業企業較多的地區和城市失業人口增長。僅1996年俄羅斯失業人數為670萬人，約占整個社會有勞動能力人口的9.1% 。

（七）私有化引發了嚴重的社會犯罪

近幾年來，俄羅斯社會治安狀況急劇惡化，經濟領域犯罪猖獗。俄羅斯內務部及總檢察院的報告中一致認為，私有化是犯罪形勢最為嚴峻的領域。

1997年，當時的政府副總理兼內務部部長阿·庫利科夫認為，私有化中損公肥私現象嚴重，灰色交易盛行。俄官方內部資料顯示，僅1996年，俄羅斯私有化過程中，共有1746起犯罪案件登記在案。而自私有化運動開展以來，共發案30000余起[[俄]《獨立報》1997年1月17日。]。1997年初，俄羅斯聯邦內務部將一份題為《俄羅斯聯邦反經濟犯罪和貪污的情況與措施的報告》提呈葉利欽總統，報告中援引俄羅斯科學院分析中心的材料指出，在私有化過程中，約有55%的資本和80%的有表決權的股票落入俄境內外犯罪集團手中[ [俄]《獨立報》1997年1月17日；《消息報》1997年2月6日。]。

私有化過程中最為普遍的犯罪活動是濫用職權、以權謀私、貪污受賄以及欺詐行為等。更為嚴重的是私有化的主管部門－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丑聞”不斷。僅1996年就有152位該部門官員，6000名負責拍賣、招標的人員被檢察機關起訴[ [俄]《俄羅斯與獨聯體經濟新聞報》1997年第13期。]。特別是1997年夏天揭露出的涉及俄羅斯幾任私有化領導班子的“9萬美元稿費丑聞”，導致了副總理、國家財產管理委員會主席等7位“私有化高官”的解職。而稿費事件同俄羅斯私有化歷史上最大的一樁拍賣－“電信投資”有直接的關系。俄羅斯輿論稱，稿費丑聞可作為窺視私有化的“一面鏡子”。近年來，俄羅斯私有化、特別是一些特大型石油企業的拍賣已成為政治經濟生活中斗爭的焦點。

觀察俄羅斯私有化的進程，可以得出結論，私有化沒有帶來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迅速提高，相反卻引發了財產爭奪戰，導致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一些工業部門衰落，經濟衰退。私有化后，俄羅斯航空制造業的生產能力只有原來的12％－15％。以前每年生產400架各種類型的飛機，現在生產大大萎縮，每年不超過20架。俄羅斯的有色金屬業基本被外國籍的俄羅斯私人控制。1996年俄羅斯經濟的損失相當于蘇聯在二戰中的損失的2.5倍[ 弗·利西齊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8頁。]。

三、私有化的社會后果與政治結局

私有化給俄羅斯經濟和安全帶來嚴重負面影響的同時，還導致了十分嚴重的政治斗爭和社會沖突，引發了大量社會問題。私有化不是結束了、而是開始了社會“財產爭奪戰”。

（一）社會后果

作為一場急風暴雨式的財產爭奪戰，私有化觸及到社會各階層的切身利益，改變了社會的利益格局，激化了本已十分尖銳的社會矛盾，成為經濟主管官員、新舊企業主、外資、私有化主管部門、普通職工之間社會沖突的導火索。

在私有化過程中，甚至爆發了“MMM”公司股票風波這樣大案，所幸未出現東歐阿爾巴尼亞那樣全國性“金融暴動”和騷亂。俄羅斯全境共有4000多萬居民被各類基金會和證券公司所騙。法院收到這方面的投訴多得根本無法解決。

1993年俄羅斯“社會輿論”調查機構發布的一項社會調查結果表明，有65.7％的國家杜馬議員認為“證券私有化是一場大騙局和對百姓的愚弄”。1994年2月，同樣是該機構在對莫斯科居民進行調查以后得出結論，78.9％的人認為“證券私有化是對百姓的愚弄和欺騙”[ 弗·利西齊金：《丘拜斯式的私有化或俄羅斯經濟的黑洞》，[俄]《今日俄羅斯聯邦》雜志1998年第20期，第29頁。 ]。

俄羅斯有2/3的居民對私有化的結果持否定態度。他們認為，私有化是對國有資產的搶劫。伴隨中私有化的推進，俄羅斯社會政治詞匯中冒出了一個新詞－“私吞化”，并在報刊中大為流行。“私吞化”與俄語中的“私有化”一詞只有一個字母之差，反對派經常用它形容“私有化”。

在許多俄羅斯居民看來，又是“一場改革鬧劇”。“公平分配社會財產”的迷霧漸漸散去，俄羅斯老百姓發現，身邊的少數人一夜之間暴富。一些資深的社會學家指出，在這場以“私有化券”為賭注的賭局中，大多數百姓是輸家，普通人“當家作主”情況更少。真正的贏家是原廠長經理階層，還有一些暴發的地下經濟勢力。

（二）政治貽害

俄羅斯私有化一開始就伴隨著激烈的政治斗爭，每項私有化綱領的出臺都成為各種政治勢力爭論的焦點。私有化不僅引起左翼反對派的抗議，而且導致自由派內部的分裂。當然，俄羅斯經濟私有化最嚴重的政治后果是催生了一些私人財團，豢養了少數金融寡頭，這也是葉利欽不情愿遺留下來的最沉重的政治遺產。

1993年10月，還在私有化運動的初期，為爭奪政治權力和對經濟改革進程的控制權，葉利欽下令坦克炮打“白宮”，強行解散當時的議會－最高蘇維埃。

在國有企業私有化的過程莊，為爭奪對企業的控制權，常常引發原經濟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的矛盾。

俄羅斯政府某些強力和司法機構如內務部、總檢察院、國家安全總局認為，私有化只追求“時間和數量”，導致經濟聯系中斷，管理混亂，經濟雪崩式的滑坡，造成國有財產的低價流失。

私有化開始以來，俄羅斯國家杜馬議員、地方官員、執法部門、學者以及普通居民對私有化的指責不絕于耳。俄羅斯科學院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私有化結果和其它改革措施一樣，都未達到預期目的。私有化本應防止國家資產控制權落入官員們手中，但事實上，私有化后許多官員卻合法地掌握了這些資產。私有化并未造就廣泛的私有者階層，但卻形成了一小撮國家資產繼承者。私有化非但沒有克服、反而強化了經濟的壟斷。國家反壟斷政策根本沒有奏效。一些“橫空出世”的私人金融工業集團比原國家性質的集團更缺乏責任感、更具威脅。

俄羅斯私有化的一個嚴重后果就是“財團控制經濟、寡頭參與政治”。特別是1996年寡頭出資贊助葉利欽連任后，部分寡頭變本加厲，向當局要求政治回報，甚至進行要挾。少數財團乘機控制新聞媒體，借機操縱政治，分享權力，成為俄羅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怪胎”[ 俄“中心電視臺”總裁奧·波普佐夫答《共同報》記者問，轉引自http://www/nns/ru/chronicle/center/03 08 2001]。

俄羅斯私有化暴露出的問題，特別是一些財團寡頭的所作所為不僅激怒了俄羅斯百姓，而且也為西方社會學術界所不齒。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里茨、哈佛大學俄羅斯經濟問題教授馬歇爾·格德曼等多次對誤導俄羅斯改革模式以及私有化運動提出批評。喬治·索羅斯經常對俄羅斯私有化提出批評。索羅斯把俄羅斯經濟制度定義為“掠奪式資本主義”、“強盜式的、野蠻的資本主義”。索羅斯幾次在公開的場合直面俄羅斯新生寡頭，咒罵他們的暴富靠的是私有化中的“犯罪、盜竊”。他說：“我認為，俄羅斯已從蘇維埃制度的一個極端走向了一種恣意妄為的、更近于掠奪性的資本主義的另一個極端。”這位美國金融大亨對“俄羅斯寡頭這種粗暴野蠻和兇惡貪婪的行為”感到震驚。索羅斯寫道：“國家瓦解了，而每個人都在千方百計偷竊國家的財產。”索羅斯認為，丘拜斯推動的私有化是為了將“掠奪性的資本主義得以變成合法的資本主義”。[ [俄]《實業界》報1997年6月25日。]

1998年4月7日，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助理茲比格涅夫· 布熱津斯基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撰文，描述俄羅斯是“一個由無政府狀態和民主政治、個人獨裁和政體混亂、垂死的福利經濟和寄生的資本主義、政治精英對原超級大國地位戀戀不舍的懷舊情緒和公眾對舊的帝國野心的厭倦等組成的‘大雜燴’”。

1998年8月21日，《金融時報》駐莫斯科分社社長克里斯蒂亞·弗里蘭在英國《新政治家》周刊上發表文章，認為俄羅斯非但沒有逐漸演變為成熟的資本主義經濟，反而創造了它自己發明的一種奇怪和腐朽的新制度。文章舉例說明，在經濟生活中，大部分企業已私有化，但是經營起來卻沒有執行現金紀律、債務或破產制度。與西方社會的資本家不同，俄羅斯社會普遍存在著不納稅、拒付工資和不償還債務，資金和利潤經常轉移到國外……

1999年8月26日美國《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了一篇題為《經濟學的至理名言，也許對真正的老百姓卻是災難》的文章，其中援引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對蘇東國家經濟轉軌的調查報告，稱“私有化使得1億多人陷入赤貧，數百萬人失去社會保障”。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卻是私人財團“爆炸式”的膨脹，約5％的少數人在短時間內聚斂了無數的財產之后暴富。

（三）近期動向

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俄羅斯社會反對私有化的聲音越來越強烈。1999年11月，俄羅斯“羅米爾”社會輿論調查機構進行了一次社會學調查，結果顯示，65％的被調查者同意重新審查私有化的結果，18％的人表示反對，17％的被調查者沒有回答。曾任政府總理的普里馬科夫多次表示，如果私有化過程中存在經濟犯罪，私有化造成停產，分光資源等現象，就應當審議私有化結果，甚至考慮重新國有化。普里馬科夫甚至宣布，已經為那些在私有化中巧取豪奪的“寡頭”們準備好了“監獄號子”。

在社會各派對私有化議論紛紛的情況下，私有化問題也成為普京上臺前后今后政策走向的一塊“試金石”。面對錯綜復雜的私有化，普京出言審慎。他一方面認為“前些年的私有化出現了種種問題，犯了一些錯誤”，另一方面又強調“今天根本談不到、也不應該談重新分配俄羅斯財產問題。如果我們允許重新分配財產，遇到的問題和造成的損失比過去搞私有化時還大”[ 普京在全俄國家財產管理系統會議上的講話，1999年11月22日俄通社－塔斯社電。]。至于在私有化過程中出現“違反法律”的事實，那么檢查機關應當予以追究。

2000年，普京上臺不久，便在國情咨文中幾次談到“寡頭參政、操縱輿論、瓜分財富”等情況。普京總統強調，國家權力不應被少數寡頭收買或私有化。之后，普京巧妙利用機會和矛盾，“穩、準、狠”出擊，各個擊破，先后查處了傳媒大亨古辛斯基、“克里姆林宮教父”別列佐夫斯基和俄羅斯首富霍多爾科夫斯基。殺雞儆猴、敲山震虎。

為克服私有化的后果，打擊寡頭勢力，不容許部分寡頭恣意妄為、操縱媒體、插手政治，普京總統甚至不惜利用安全和強力部門的力量。時至今日，普京總統的經濟治理和政治整頓行動得到了社會多數的支持，達到了預期的經濟目的，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當然，普京總統擺脫“政治遺產”和整頓經濟秩序的努力在初期也遇到了頑強的抵制和強大德干擾。不僅俄羅斯自由派勢力公開表示反對出擊寡頭，而且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政界也使用“雙重標準”對此說三道四。一些西方媒體指責普京是在推行“警察專制”和“破壞法制”，要挾要停止對俄投資，甚至叫嚷要將俄羅斯開除“八國集團”。現在看來，普京態度堅決，步步為營，巧妙回擊，成功地頂住了各方的壓力，不僅回收了一些重要部門如電視臺和石油公司的控制權，而且以高票蟬聯總統。

（張樹華，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情報研究院院長，著有《私有化是褔？是禍？－俄羅斯經濟改革透視》一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全書3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