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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不要自己打敗自己

“中國：不要自己打敗自己。”這句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層的意思是中國模式雖然成功，但也衍生了不少問題，必須認真著手解決，否則我們可能會前功盡棄，最終中國模式在世界現代化的歷史長河中也只是曇花一現而已。第二層意思是中國的問題雖然不少，有些還相當嚴重，但是橫向地、縱向地比較一下，我們做得不比別人差，所以不必驚慌失措，只要沉著應對，所有的問題都可以找到解決的辦法。中國模式體現出的一些思想也包含了解決這些問題的思路。簡言之，如果不去積極地解決中國的問題，中國可能會自己打敗自己；但如果中國自己亂了方寸，以為天要塌下來了，國將不國了，這也會自己打敗自己。中國處在1949年以來最好的時候，也可以說是近300年來最好的時候，只要自己不打敗自己，沒有一種外部力量能夠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在今天關于中國崛起的討論中，有三個不能回避的熱點問題，一是貧富差距問題，二是腐敗問題，三是生態環境問題，我們有必要從國際橫向比較中，尋求對這些問題的一個總體把握，并爭取通過不懈的努力，逐步把這些問題解決好，從而為中國的真正崛起夯實一個牢固的基礎。

貧富差距： 一些國際比較

中國貧富差距的擴大是不容爭議的事實，需要我們冷靜應對、認真處理。處理得好，我們的發展就能比較順利與和諧，處理得不好，就可能經歷挫折甚至危機。從世界的角度看，各國現代化的過程中都出現過貧富差距擴大的問題，歐洲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也是貧富差距最大的時候，但后來通過經濟發展、社會改良政策的實施、中產階級壯大、向第三世界轉嫁危機等，問題得到了緩解。就中國而言，我們首先要對中國貧富差距的現狀有一個準確的、實事求是的把握，才能更好地處理這個問題。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超過了很多發展中國家，甚至印度，成了亞洲之最。甚至有人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中國的貧富差距的確擴大了，引來不少嚴峻的問題，需要認真對待，但上述觀點與我在世界很多地方實地觀察得出的結論有相當大的差異，我愿在此談談自己的觀察，并與中國的情況進行一些比較。

我去過很多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如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加爾各答，去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瓦爾品第，去過菲律賓的馬尼拉，去過巴西的里約熱內盧、圣保羅，去過墨西哥的墨西哥城，去過肯尼亞的內羅畢，去過南非的約翰內斯堡，去過科特迪瓦的阿比讓，去過尼日利亞的拉各斯，去過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在這些地方的實地觀察告訴我：這些國家城市中的貧民窟規模超過中國3倍、5倍、10倍甚至更多。我們的大城市貧富差距也不小，也有城中城和城鄉結合部的陋宅等，但那不是發展中國家貧民窟的概念。發展中國家的貧民窟指的是一種成片的甚至一望無際的，非常擁擠、骯臟、人居條件極端惡劣的簡陋窩棚。

以印度的最大城市孟買為例，60%的城市人口至今仍住在貧民窟。那種惡劣的居住條件是我們難以想像的：窩棚大都用廢舊鐵皮、油毛氈、塑料布搭成，到處是垃圾和塵土，平均上千人才有一個公共廁所，人擠人每天排長隊上廁所、排長隊等候供水車的到達。陰溝是開放的臭水溝，充滿各種穢物，蒼蠅蚊子滿天飛，各種傳染病頻發。印度城市中還有大量露宿街頭的無家可歸者。有一次，我是早上6點多坐飛機抵達加爾各答的，從機場到市中心飯店大約半個小時的車程，一路看到數以百計的無家可歸者，睡在路邊、橋洞和墻角下。印度每一個城市里都有大量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乞丐，你若給了其中一人一點錢，一下子就圍上來十幾個，有的可以一直跟著你到旅館，甚至明天還來旅館門口等你。就我個人的感受來說，我在孟買、加爾各答兩個城市所看到的貧困現象，比我在中國過去20年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還要多。

我也看過非洲肯尼亞首都內羅畢一個叫做基貝拉（Kibera） 的貧民窟。內羅畢50%的人口住在貧民窟。司機只帶我在貧民窟外面轉了一圈，解釋說：“除非兩輛警車開道，否則你給我1000美金我也不進去，因為進去就出不來了。里面的人肯定把我的車和錢都搶走，命也保不住。”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曾在重兵保護下去這個貧民窟訪貧問苦，當地的居民打著標語歡迎他：“我們在挨餓！”“我們在生病！”“我們正在死去！”“我們的孩子沒學上！”光這個貧民區的人口就有75萬，沒有電，沒有自來水，只有50%的家庭擁有收音機，艾滋病發病率高于城市其他地方三倍。

中國社會還有一個特殊的“春運”現象：我們每年春節期間會有上億農民工回鄉探親，然后再返回城市。為什么大部分農民工要返鄉？為什么在其他發展中國家的城市沒有這種大規模的返鄉現象？人家也有自己的節日，但沒有這樣的返鄉情況。造成這個差別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我們大部分的農民工在家鄉除了有親人之外，還有自己或親人的土地和私宅。許多發展中國家，如印度、巴基斯坦、菲律賓、巴西、肯尼亞，大都沒有進行過真正意義上的土地改革或社會革命，或者經過了某種改革，但由于種種原因，農民的土地又被富人剝奪了，很大比例的農民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是真正意義上的赤貧。他們往往是全家老少都流入城市，一旦千辛萬苦地進了城市，就絕對不走了，也舍不得花錢返鄉。我看到一些統計數字說我們的基尼系數達到了0.47，超過了國際社會公認的警戒線0.40。這些數字本身可能還大致靠得住，但問題是基尼系數計算的一般只是收入上的差距，并不考慮一個人是否事實上擁有土地、私宅及這些財產的價值。有沒有土地和私宅，對于一個農民，甚至對于整個社會的百姓來說，可能意味著生活質量的天地之別。我想有志于研究國際貧富差距比較的學者，應該把土地和私宅這些相關因素也考慮進去，再來進行國際比較，其結果才更有說服力。我們的社會科學工作者也應該發揮原創力，提出有國際影響力的標準，對中國和世界事務進行獨立、客觀、全面的評判，從而糾正使用西方制定的標準可能帶來的偏差。

我甚至可以作這么一個粗粗的比較：你可以開車從北京或上海的市中心出發，往任何方向開，只要不開到海里去，不開出國境線，開20個小時，你會看到很多的農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于你從印度的孟買、新德里、加爾各答市中心往城外開2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邊地區還是印度相對比較發達的地區，但你仍不時可以看到中國絕大多數地區可以說已經絕跡的那種赤貧：幾十萬人居住的大片的貧民窟，那種衣衫襤褸、無家可歸的赤貧。中國通過30多年改革開放，赤貧人數大幅下降，而印度還遠遠沒有做到這一點。

另外，我國2007年發生的山西黑磚窯事件令人震驚，驚動了總書記和總理，驚動了全國所有的媒體，不少人以此推斷中國市場經濟改革出現了方向性的大危機。黑磚窯這類問題一定要嚴肅處理，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也不是解決所有問題的靈丹妙藥。但同時我們也要對這種問題的規模和性質有個實事求是的估計。還是以印度為例，根據不同的非政府組織估計，印度至少有1000萬到1500萬（有人甚至估計6000萬左右）的“兒童抵債奴隸”，他們每天工作12個小時，每周7天，家長把他們賣給雇主終日勞作以償還所欠債務，而這種債務往往只是區區幾十美元。這些本是讀書年齡的孩子只能為買斷他們命運的雇主奴隸般地干十來年，他們集中在地毯、采石、垃圾處理等行業。在印度，“兒童抵債奴隸”幾乎是一個公開的秘密。印度憲法明確禁止這種做法，但政府、法庭和媒體似乎對這類事情已經相當麻木了，原因大概有四：一是法不責眾；二是這種做法古已有之，大家睜一眼閉一眼；三是這些孩子屬于低種姓，其他種姓的人很少關心他們的命運；第四，各級政府腐敗成風，被雇主收買的不少。

英國廣播公司之前拍了個《印度兒童奴隸》（Child Slave of India）的紀錄片，采訪印度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他們對這個問題，要么否認，要么搪塞，但英國記者抓住事實不放，他僅僅訪問了一個鎮，就了解到該鎮有15000個這樣的兒童奴隸，但是各級官員還是推卸自己的責任。在這個所謂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里，有多少政府官員真正關心上千萬的這種低種姓出身的兒童奴隸？像印度這樣一個此類問題的嚴重程度比中國至少超過百倍的國家，自我感覺卻很好，對前途甚為樂觀，而我們不少國人則認為黑磚窯這類事件預示著天要塌下來了。這類事件固然嚴重和惡劣，我們一定要把它糾正過來，并順藤摸瓜，把類似的問題一個個解決，讓壞事變好事。但天塌不下來，我們可以繼續遠遠地走在印度和大多數發展中的前面，去實現我們自己確定的現代化目標。

至于中國的“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的論點，特別是“農村像非洲”，則可能是出自于善意的無知。我不知道持這些觀點的人有沒有去非洲農村實地考察過。我去過18個非洲國家，訪問過加納、肯尼亞、斯威士蘭等地的農家，都是離首都不到三刻鐘車程的地方，大部分農民住的還是土房和草房，用茅草和樹枝在泥地上搭起來的棚子，即使是磚房，上面也是稻草蓋的房頂或者鐵皮壓上幾塊磚的屋頂。房子往往沒有門，只有一塊布簾。大都沒有電。半導體收音機還沒有普及。而中國多數農民在過去30多年里都蓋了磚房，許多還翻蓋了不止一次，彩電都普及了，農村的網民數也早已過億。

這只是個淺層次的比較。從更深的層次來看：非洲面臨著一些中國農村所沒有的特大問題，如戰亂、社會解體、瘟疫規模的艾滋病。非洲是世界上戰火最多的地方，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消逝于戰火的生命恐怕超過1000萬。僅于20世紀90年代，剛果民主共和國從1998年開始的戰爭，又被稱為“非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9個國家卷入，死亡人數已超過600萬。盧旺達和布隆迪的種族屠殺，三個月內就有100多萬人喪生，蘇丹1983年爆發的內戰的死亡人數估計已超過190萬。

根據聯合國艾滋病組織的最新統計，非洲現在平均每13秒就有一個人死于艾滋病，每9秒就有一個人染上艾滋病。現在非洲的艾滋病毒攜帶者是2500萬人，2005年一年死于艾滋病的人，人數達200萬。我曾去過斯威士蘭，這是世界上艾滋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艾滋病人數占其成年人口的30%，因為人死得太多了，棺材業成了發展最快的產業之一，供不應求。一個斯威士蘭朋友告訴我，他幾乎每周都要參加親戚和朋友的追悼會，死去的人大都正值青壯年，是社會的中堅力量。政府根本無力對付艾滋病，藥品都發不到基層。

非洲發展最快的另一個產業是保安業，因為惡性犯罪呈爆炸性的趨勢發展，在非洲許多城市，白天的行兇搶劫不少，晚上出去更是危險。原因是什么？一是貧困，窮則思變。二是家庭和社會的解體，孩子父母死于艾滋病的很多，這些孤兒現在已長大成人，以贊比亞為例，孤兒人數據說已超過了人口的四分之一。他們從沒有體會過家庭的溫暖。反映這一切問題的綜合指標就是非洲人均壽命普遍才50來歲。盧旺達的公務員則強烈要求：應該從45歲就開始發放退休金，因為盧旺達今天的人均壽命才40來歲，公務員的退休金按老規定是60歲才發，已不合時宜。

相比之下，我們農村的人均壽命怎么也在65歲以上啊。以我的觀察來看，非洲農村總體生活水平還明顯低于文革時候中國農村的水平。中國的城鄉差距拉大是一個我們不容忽視的大問題，但把今天的中國農村比作非洲，可以說是開了一個國際玩笑。我們農村的局部地區可能和非洲農村差不多，甚至可能比非洲的一些地區還要差，但總體上，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村，我們絕大部分的農民的生活要大大好于非洲。聯合國曾經通過一個“千年發展目標”：在2015年之前，發展中國家要把自己的極端貧困人口降低一半，而世界極端貧困人口主要在農村，中國于2003年就達到了這個目標。但對多數非洲的國家來說，如果沒有大規模的國際援助，該目標再過幾十年都實現不了。我們還可以采用前面提到的那個比方進行比較，你開車從北京或上海出發，開20個小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貧困現象加在一起，可能會少于你從尼日利亞的拉各斯或者馬達加斯加的塔那那利佛往城外開兩個小時所看到的貧困。

當然非洲很多國家也在認真努力，有些方面也取得了相當的進步。比方說，肯尼亞、烏干達等國家，在國際社會的幫助下，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肯尼亞的人均壽命才55歲，烏干達的人均壽命也才45歲，兩國在經濟等各個方面比中國落后許多，但他們也開始實行免費小學義務教育。另外，這幾年中國在非洲的投資增加很快，帶動了不少非洲國家經濟的發展。近年來，石油等原材料國際價格的上漲也使不少非洲國家受益。但總體上看，非洲發展仍然面臨著極為嚴峻的挑戰。

以上只是我個人的一些觀察和評論，力求使我們在觀察中國貧富差距問題時有一種更為寬廣的國際視野，有一種更為多元的參考坐標。但這樣做，絕不是說我們不必重視中國自己的貧富差距問題，恰恰相反，我們應該非常重視這個問題的解決。在中國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條件下，貧富差距擴大及其引發的社會矛盾可能會比其他國家更為棘手，對此我們絕不能掉以輕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