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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疑，中國今天正處在由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關鍵時刻。中國今天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為接近實現自己民族復興的偉大夢想。同時這也意味著國內外各種新舊矛盾和挑戰層出不窮，需要我們進行許多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主席也以自己的人格、眼光、擔當、魄力和才干，以自己在治黨、治國、治軍等方面極為突出的成績，贏得了人民的普遍敬重和支持。中國的制度安排，包括憲法和法律制度，也一直在與時俱進，不僅使好人能脫穎而出，而且使他們能夠做好事，做大事，這實在是國之幸運。

此外，與過去西方國家的情況不同，中國是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也就是近100個歐洲普通國家人口之和的規模（也可比較阿登納時期的西德，人口為3500萬到3600萬，羅斯福時期的美國，人口為1.3億到1.4億），其迅速崛起產生的規模效應震撼了世界。中國在改變自己的同時也在深刻地影響和改變這個世界。這一切對中國領導人的能力、素質和使命都提出了特殊的要求。

從國際政治制度的比較來看，筆者認為一個理想的政治制度既要有“下下策”，也要有“上上策”，兩者的有機結合遠遠好于只有“下下策”的制度。所謂“下下策”就是保底的制度安排，這包括防止壞人做壞事，包括基于年齡和健康的退休機制、包括集體領導制度等。所謂“上上策”就是既要能選出卓越的領導人，也要讓其多做好事和大事。

在“上上策”與“下下策”的有機結合方面，中國進行的探索和實踐總體上是比較成功的，包括領導人有序選拔和有序接班的制度已基本形成，從而保證了中國的迅速崛起。像美國小布什總統在任期內可以隨意發動兩場愚蠢的戰爭，在中國今天的政治體制下是不可思議的。這本身也證明美國政治制度中“下下策”的制度安排也出現了嚴重的問題，不僅無法選出優秀領導人，也無法有效地阻止差勁的領導人做壞事。

二、中西方制度比較

在中國兩會期間，特朗普總統在沒有取得內部共識的情況下就推出關于進口鋼鋁強行征稅的措施，并威脅要對中國開展貿易戰，引來媒體的廣泛關注。其實，2017年中美雙邊貿易額已突破5800億美元。如果像特朗普總統所說的，在兩國間打一場貿易戰的話，兩國都將深受其害。當然，美國也不可能贏得這樣的貿易戰，美國自己的國家利益必將受到嚴重傷害。

這背后也反映了兩種制度模式的差別。中國模式講的是經濟要“以人民為中心”，而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是“以選票為中心”，這只會使美國社會更加分裂。特朗普征鋼鋁稅，一般估計直接受益的人連15萬都不到，而由于這一決策而導致鋼鋁價格上漲，間接受到不利影響的人數恐怕是十倍之多。既然這樣，為什么特朗普還要堅持征這個稅呢？

這正好反映了美國和不少西方國家民主制度面臨的困境：特朗普征稅本質上是為了這個小群體的選票，他們是特朗普的鐵桿支持者。“以選票為中心”的經濟和經濟政策，其主要特點就是不在乎票源以外的其他人。坦率地說，這哪里還有真正的民主可言？西方競選制度的設計很大程度上已經成了“游戲民主”，競選雙方的差別就在于能否保住鐵桿票源，你只要抓住1%的關鍵少數，你就可能贏得選舉。

此外，美國政壇亂象不斷，這個制裁方案在特朗普內閣內部都沒有達成共識的情況下就匆忙地推出來了，引來國際輿論的嘩然，隨后又有內閣重要成員的辭職。這種沒有內部共識就推出重大決策的做法，與中國人謀定而后動的決策思路和實踐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中國推出一個政策，如五年計劃及每年的計劃，前后都要進行廣泛的協商、磋商，通過民主集中制最終形成共識。中國兩會本身就是討論國之大事并形成共識的最高殿堂，是展示中國通過協商民主就各種重大問題達成最廣泛社會共識的最佳窗口。

3月11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舉行第三次全體會議，表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草案。引發中外媒體關注。中國網 楊佳攝影

但特朗普匆匆推出這樣一個不具備內部共識的政策，而且美國的制度安排也無法阻止這種三流決策的出臺。這讓那些把美國政治制度吹得天花亂墜者陷于何等尷尬的境地呀！這種決策水平只會給美國自己帶來越來越多的麻煩，最終加速美國的走衰。

如果說西方政治制度過去在遇到嚴重危機的某些特定時刻，還能產生比較優秀的政治家來治國理政，現在我們看到的是這個制度越來越難于產生具備戰略眼光和執行力的政治家，原因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日益僵化和退化。所謂“僵化”主要表現在民主被等同于“形式民主”（即僅關注“政體”和“程序正確”的民主），與“實質民主”（即“政道”，關注政治所要服務的崇高目的）無關。

制度“僵化”一個主要原因是西方把“政體”及相關的“程序正確”抬高到了至高無上的神圣地位，結果導致任何實質性的改革都難以啟動。比如美國的許多改革需要修憲，但就修憲所需的程序安排，在現有美國政治生態中是不可能達成共識的。

所謂“退化”則主要表現為西方民主正日益演變成一種“游戲民主”，即民主等同于競選，競選等同于政治營銷，政治營銷等同于拼金錢、拼資源、拼公關、拼謀略、拼形象、拼演藝表演；政客所做的承諾無需兌現，只要有助于打勝選戰就行。這種缺乏“選賢任能”理念的“游戲民主”所產生的領導人幾乎總是能說會道者多，能干者少。隨著新社交媒體的崛起，操縱民粹主義的政客也更容易獲得選票，這也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品質一路走低的一個重要原因。

相比之下，中國從“政道”出發，不斷地探索“政體”如何與時俱進，如何適應“政道”的要求，包括修憲和黨政機構的大規模改革，以適應變化了的內外環境和具有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這種從“政道”出發，不斷探索合適的“政體”，既保持了制度連貫性又使其與時俱進，這才是人間正道。

西方一些人過去還敢說：只要制度好，選出一個傻瓜當政也沒有關系。今天敢講這樣話的人不多了。敢這樣說話的人大概在西方也要被多數人看作是傻瓜了。畢竟美國小布什總統執政無方八年，美國的國力就直線下降。畢竟希臘和冰島領導人執政無方，這兩個國家就走向了破產。在日益競爭的21世紀，在中國迅速崛起（包括中國“選賢任能”模式的崛起）的今天，世界上越來越多的人認同國家領導人素質好壞將直接關系到一個國家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