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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張教授您好，主持人好。我的問題是，印度、東南亞，或者巴西這些新興國家，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其實在人均GDP、經濟形勢等多方面指標上優于我們，而最后它們到現在都沒有取得像我們如今的成就，這是為什么呢？

張維為：對。因為時間比較有限，我就以印度為例來談這個問題。首先我們要肯定印度的進步，很多人都覺得印度在迅速崛起，但是如果用中國標準來看，確實還差得很遠。所以我自己不太用“印度崛起”這個詞。

至今，印度還有好幾個需要解決的問題沒有解決，某種意義上就是前三十年中國所做的事情。

第一個是土地改革，發展中國家有特點，農民占據人口大多數，沒有經過土地改革，土地都在大地主手中，農民富裕不起來。觀察印度的國會，南亞國家的議會，幾乎都存在這個情況，就是大地主掌管國會，土地改革無法通過法律方式來推進。印度有過非常有限的土地改革，把一些無人無主的土地，分給一些農戶，但規模非常之小。

此外，印度沒有經過真正的婦女解放，在印度，乃至于很多其他國家，就會發覺婦女地位太低，跟中國沒法比，印度全是男性在從事工作，婦女解放跟中國比相差太遠。

還有一點就是種姓制度，實際上印度在憲法中廢除了種姓制度，但是由于它是宗教的一部分，很難進行改革，在日常生活中普遍存在。1984年，我第一次去印度，當時邀請我們的是印度共產黨（馬克思主義），是一個比較親中國的政黨。他們那個黨的領導人跟我們說，他們共產黨開會，低種姓就坐在地上，有椅子也不坐。種姓制是一個社會問題，是過去幾代人的問題積累下來造成的。這些問題如果你不解決的話，怎么可能變成一個現代國家。

Q3：張老師您好，我想請問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發展的打擊，那么這是否意味著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的黃金發展期已經結束？謝謝！

張維為：不會的。當2010年中國制造業總量超過美國，基本上這就是英文語境中的tipping point，轉折點，就已經過去了。今天中國制造業是美國、德國、日本之和還要多一點，這就意味著根本沒有辦法阻礙中國崛起，不可能的。

現在來看，第四次工業革命的“第一方陣”，坦率講就是美國和中國，你有你的優勢，我有我的優勢。而且隨著大數據技術的發展，我們會在大數據上占據絕對優勢，因為我們的人口是他四倍多。所以在大數據時代，數據相當于能源革命中的石油，缺乏數據的行為體想要參與競爭是非常難的。

另外就是制度優勢。很明顯的，中國的規劃能力、戰略定力、改革能力、整合能力，這些能力美國都比我們要弱一些。所以我覺得，我也到處在講這個觀點，就是中美某種程度的交鋒，是避免不了的。但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后，它知道確實是沒有辦法阻礙你，最后就是If I can't beat you，I join you，如果打敗不了你，就加入你。可能是這樣的大趨勢。

李志暉（節目嘉賓）：我覺得張老師其實講了一種綜合創新的能力。但是坦率地說，在科技創新方面，我們還有很多問題要克服，還有很多不足，比方說基礎科學領域，我們還需要加大投入。但是在綜合創新實力，和綜合創新潛力上來講，不光是科技創新，還有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甚至文化創新，我認為中國確實是在“第一方陣”。

主持人：而且戰略機遇期并不是就等在那里，等著它天上掉下來。戰略機遇期也可以由自己去創造，由自己去尋找。所以我覺得要有定力。

Q4：目前我國已經在很多領域的世界舞臺上逐步地嶄露頭角。同時外媒對于我們國家的發展有很多評價和觀點。所以我想請問張教授，您認為究竟是什么造就了如今良性發展的中國經濟？

張維為：最重要的一點是我們的哲學基礎，即實踐理性。我們不相信任何教條，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所以我們任何的新措施，都是要先試驗一下。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全球化是西方推動的，包括政治全球化與經濟全球化兩部分。但中國當時做的決策是參與經濟全球化，拒絕政治全球化。就這一個決定，現在看來對中國意義深遠。哪怕是對于經濟全球化，中國對于資本市場放開的態度，也是相當慎重的，也注重趨利避害，這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點就是我們的開放政策，開放的大方向是極其重要的。鄧小平老說我們落后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自我封閉。中國人很聰明，一開放中國人就會發覺別人這個地方做得比我好，中國人就愿意去學習，而且學習之后，還想辦法把它超越。

Q5：張教授好，主持人好，我是泰國的留學生。有些高科技來自于其他國家，那您認為中國是怎么把這些高科技應用好、發展好？

張維為：機會，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中國當時做好了準備。我給你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中國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瑞士有一家企業，叫做迅達電梯，它是最早到中國，到上海來投資的。

當時我正在讀博士，順便在上海的迅達公司做了一個調研。它與中方簽了合同，轉讓技術。中方花很多的錢買技術，但是要掌握技術并不容易。當時光是圖紙、文件，把四個房間堆得滿滿的，全部是德文。所以就要有這樣的人才，把這些東西翻譯出來；要人才把它全部弄懂，然后消化，從學習人家的技術，到后來自己能夠生產，最終超越。這個是很不容易的。我們今天講前三十年和后四十年的關系，很多人才都是那個時候培養的。

實際上國際舞臺就是這樣，互相學習、借鑒、提高。我自己接觸下來，很多西方公司愿意把技術給中國，但是它們的政府覺得給中國就麻煩了，這是從政治角度來考慮問題。實際上，按照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政府就不應當干預市場，如果市場的行為主體很自信這個技術，但是放在那兒不轉讓，最終是要過時的。到中國來，賣個好價錢，產生很好的效益，何樂而不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