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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你要自信。”

“一出國，就愛國。”

這兩句話，要是放在十年前，恐怕還會有人嗤之以鼻。然而十年之后，這兩句話成了很多人的口頭禪，背后都有一句潛臺詞：因為祖國強大了。

最早說出這兩句話的，是現任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的張維為教授。

從鄧小平翻譯，到出國讀書，從東方到西方，張維為教授用自己的親身經歷，比較中西政治制度，探索中國模式的新表達。“我們呼吁中國人要自信，論證中國崛起的背后是5000年偉大文明，強調中國模式可與西方模式競爭。”

新中國成立70周年，觀察者網推出“70周年·愛上中國”系列報道，專訪海外歸來學者，從個體人生歷程出發，講述新中國故事。本期嘉賓為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

10月1日國慶閱兵現場，張維為老師現身“凝心鑄魂”方陣

【采訪、整理/ 朱敏潔，視頻/ 劉富東】

· 站在海外，重新認識中國

觀察者網：張老師您好，雖然觀網讀者對您已經非常熟悉了，但首先還是想先請您聊聊自己當年出國時的狀況，比如您個人的生活狀況、社會環境等等；您當時出去是有什么機遇嗎？出國后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張維為：我出國主要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我在念書、然后到外交部工作，以國內為基地的出國，第二部分是我到國外念書工作，以國外為基地，走訪其他國家。我第一次出國是1983年，去泰國曼谷，到了那里我就被震驚了，曼谷竟然可以這么發達。因為這對我們而言是很開眼的事，第一次看到超市，第一次看到高速公路，第一次看到商店能開到晚上九點。要知道當時北京最漂亮的商店友誼商店，外賓可以進去買東西，還有一個很好的商店是王府井的工藝美術商店，現在還在；但到了曼谷后發現，這樣的購物商場太多了，當時的直覺是曼谷比北京、上海領先二十年。我可以想象，1978年鄧小平接連出訪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等國，一個比一個發達，這種震撼是中國擁抱改革開放的主要動力。跟國際比較，我們明顯在現代化方面落伍了，必須發憤圖強。

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會見津巴布韋總理羅伯特·穆加貝，左二為張維為教授（圖片為作者提供）

我是1988年離開外交部出國，當時聯合國給了我一個合同，到聯合國歐洲總部日內瓦做口譯，但我自己的想法是能去念書，所以到了那邊之后我就申請日內瓦大學國際問題高級研究院，并通過了考試，1988年10月入學讀碩士、博士。

從1983年夏天進外交部翻譯室，開始給黨和國家領導人做翻譯，到1988年離開，我在外交部工作將近五年，走了近30個國家。到了歐洲后，我就想，能不能走到一百個，爭取每年都有機會出去走走，比如到某地開會也好旅游也好，就順便走一兩個國家，這樣慢慢積累，到2006年我就走了一百多個國家。

觀察者網：您到瑞士念書的經歷，跟之前外交部的工作還是很不一樣，到了歐洲，個人的感受應該也有所不同吧？

張維為：歐洲當然比泰國更加發達，那時我就在想什么時候中國才能趕上；但現在中國人到瑞士、到歐洲去看看，也就這么回事了，很多地方我們比他們更發達，特別是硬件、基礎設施之類。我在外交部做翻譯時，可以說正好是改革開放的黃金年代，每天都有很多新的創意、新的政策措施，給領導人做翻譯時，他們談的也都是改革開放，話題比例恐怕要占到一半以上，還有一半可能就是外交政策等。所以我對很多問題都特別感興趣，利用讀碩博士這段時間認認真真思考。現在回頭看，這就是在研究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了，但當時沒有想到這么多，把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到我1994年博士論文做完的這段期間，中國發生的大事件梳理一遍，包括發生了什么重大事件，意識形態領域內狀況如何，主要采取什么政策，哪些方面回頭看是對的，哪些方面則是出了問題的。從這個角度而言，我很早就談中國模式，中國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做法和思路。

觀察者網：您在瑞士讀書時期，正好是改革開放的活躍期，站在國外回望中國時，有什么事情對您觸動特別大，讓您意識到國家的變化，想要回國或是重新認識中國？

張維為：回想80年代，我的整體感受就是中國活起來了，當時民間有個說法叫“十億人民九億商，還有一億跑單幫”。過去因為“文革”的壓抑，人們不能賺錢，賺錢是錯誤的事情。而那時人們突然發現，只要通過自己誠實的勞動，哪怕沒日沒夜干活都沒人阻攔，雖然給人一種到處都比較亂的感覺，但社會氛圍非常活躍。

就我個人來講，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上海的變化，因為每年都會回來看看。鄧小平在1991年說“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我真的親眼見證上海翻天覆地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初又正好趕上我做博士論文，所以我基本上把鄧小平的講話、思路進行非常透徹的研究，我覺得這條路是走得通的。另一方面，我當時已經走了大概五六十個國家，很多是發展中國家，也有一些西方國家，比較下來發覺中國模式雖然不是十全十美，但經得起國際比較，我們的進步大且快。

觀察者網：能分享一些具體事例嗎？

張維為：我可以跟你講一個例子，雖然不是我本人，但跟我的經歷一模一樣。當時日內瓦大學亞洲研究中心的秘書是一位比利時女士，她陪日內瓦的一個樂團到上海等幾個中國城市巡演；回來后，她手舞足蹈地做手勢跟我形容上海的變化，她說太厲害，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發展，簡直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那會兒上海正在建立高架，有的已經造好了，車子在上面開，整個城市非常立體化，相比之下歐洲是不變的。我三十年前去瑞士日內瓦，那時的地圖到今天還可以用，沒有什么變化，但上海乃至整個中國的變化是不得了，像復旦大學規模已經是過去三到四倍，變化太大了，這些都是可以感受到的。我曾舉過一個例子，從90年代至今，中國越來越亮；過去在西方時，發現這些國家都好亮，城市燈光很炫，但現在全世界最亮的大概是中國。

觀察者網：90年代初，中央決定對上海浦東開發開放，這件大事的最終拍板肯定離不開鄧小平。您過去做過鄧小平的翻譯，又親身經歷浦東開發的整個過程，您有些什么感觸？

張維為：我最后給鄧小平做翻譯是1987年，浦東開發是1990年。我沒有親眼見證這一重大決定，但對于他的思路，我有一些了解，也蠻有感觸。鄧小平最后一次到上海是1994年春節，后來就沒來過了。那時新錦江飯店建成不久，他登上錦江飯店樓頂的旋轉餐廳，看到上海翻天覆地的變化，他說上海變了，非常高興。從1991年提出“一年個樣，三年大變樣”到1994年，正好三年，看到了上海的大變樣，燈光燦爛，當然現在就更不一樣了。

鄧小平過去說過，如果改革開放中有什么失誤的話，那就是上海開放晚了。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在研究中國如何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大家都知道改革開放是有風險的，所以鄧小平最初決定先在相對邊緣的地方搞特區，比如深圳，即使出了問題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上海是中國經濟重鎮，對國家財政貢獻大概高達五分之一左右，誰都擔心萬一出問題怎么辦。所以，鄧小平后來說，上海如果能更早一點開放會更好，但他也講，晚開放有晚開放的好處，可以汲取別人的教訓，做得更好。浦東經驗是非常成功的，我們稱之為“浦東模式”，浦東模式的經典之處是一張藍圖繪到底，迄今為止上海市政府換了這么多屆，但這張藍圖沒有任何變化，只是往深探索，整個發展規劃早已做好了。這是中國成功的經典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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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者網：確實，這跟您過去經常提到的中國政府的穩定性、制定長期規劃并有效執行的觀點很符合。那么，您在歐洲學習生活這么多年，最后選擇回到國內是出于什么原因？

張維為：我是一直想回來的，雖然在歐洲我生活得很好。我一直看好上海，上海毫無疑問是一個世界級城市，這一點我從來沒有懷疑過。我當時見過上海老市長汪道涵，我有段時間做兩岸關系，臺灣去的比較多，回來后跟他聊過，他也跟我講起當年鄧小平對浦東開發的一些設想，我印象非常深。

我最終完全回上海定居是受到一些具體事情的觸動，說起來和觀察者網也有關系。如果沒記錯的話是2010年4月，在這之前我已經出了一本書《中國觸動全球》，這本書初版做得并不是很好，但該看的人都看到了，包括現在大家熟悉的我們核心團隊的成員，但那時我們之間還不認識；他們給我發邀請函說，張老師能不能到春秋研究院來做一次演講，于是我就來了，也就認識現在一起做事的核心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