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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視：今天全國兩會落幕，您有些什么觀察？

張維為：今年全國兩會開得很緊湊，但是有很多實質性的內容。這次掌聲特別長的是關于涉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定，確實反映了中國的民心，堅決反對“港獨”，采取這樣一個方法來更好地落實“一國兩制”。

央視：您剛剛提到掌聲長短，我們就從這開始聊起，您怎么看待這個涉港決議？

張維為：這是很大的一件事，實際上中央政府給了香港特區將近23年時間，根據基本法第23條，香港需要為維護國家安全制定法律，但由于種種原因，特區政府沒能做到，特別是一些“港獨”勢力反對、甚至和海外勢力勾結，導致遲遲無法出臺必要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現在，由中央政府層面來做，我覺得非常之好，而且我想會產生很好的效果，它已經產生震嚇效果。

央視：但是我們也注意到國際社會存在不同聲音。舉兩個例子，第一據外媒報道，美東時間5月27日，美國要求聯合國安理會就中國即將出臺的“港區安全法”一事召開會議討論，但這個提議被中國否決了。您怎么看待聯合國安理會上發生的這次交鋒？

張維為：美國是最沒有資格提這個問題的，香港問題完全是中國的內政。現在有美國政治人物公開揚言香港是美國的內政，這是不能容忍的。所以，大家也知道我們做出這個決定——制定法律條文和執行機制，其實在很大意義上是針對美國的，美國太傲慢了。事實上，它現在是最應該老實一點的時候，國內疫情防控如此之爛，哪有資本、哪有本錢來叫板中國，所以中國出臺這一整套措施非常之好。中國是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之一，美國在聯合國內不可能得到很多支持，中國駐聯合國的大使、代表團都發表了聲明。這些都是值得贊賞的行動。

央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7日表態稱，香港已不具備高度自治的狀態，也不再繼續適用美國在1997年7月之前給香港的法律待遇。聲明一出，就遭到駁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28號反駁，美國對香港人的忽然關心，只是企圖借香港問題來榨取利益，您對此怎么看？

張維為：去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所謂的“2019香港人權民主法案”，非常傲慢地稱，如果中國內地有什么舉動，美國就會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我們研究過香港所謂的特殊地位，美國在香港的利益巨大。我們做這樣的決定是有底線思維的，如果美國一定要取消自己給香港的所謂特殊地位，那我們也沒有辦法，但是美國的利益將受到重創。因為美國目前經濟焦頭爛額，香港是美國外貿順差的最大來源，在港美國人有8萬多人，在港美國公司有1300多家，他們的利益都將受到嚴重損害。所以真正鞏固香港“一國兩制”，確保香港長治久安，符合外國公司包括美國公司在內的商業利益。

蓬佩奧本身就是非常不明智的、意識形態的偏執狂，如果他一定要做，那也沒有辦法，就讓他做吧，我們看看到底能夠嚇唬住誰。對中國政府來說，這些準備都是心中有數的。

央視：您過去一定也去過香港，看到香港現狀，心情究竟如何？

張維為：我去過香港去過很多次，可以說無數次，非常熟悉，在那邊有很多朋友，包括剛才你提到的梁振英先生、董建華先生，我們都見過很多次，我也在香港做過不少講座。香港是一個很好的地方，但是我們看到正是這樣一個相對比較發達的經濟體，在外部勢力和內部反華勢力的勾結破壞下，不到半年，一下子就亂起來，到現在將近一年，香港經濟處于非常非常困難的狀態，一個相對繁榮安定的城市一下就給弄亂了，經濟遭殃，這也正好說明我們需要給它制定必要的法律，這個法律是符合香港人民以及全中國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上多數人民的利益。

當地時間5月29日，特朗普舉行記者會，就香港問題大放厥詞。

央視：您剛剛提到意識形態的爭論，尤其是存在一些意識形態的偏執狂，接下來我們來聊一個可能不那么偏執、相對理性一些的觀點，這個觀點來自福山，大家很很熟悉的一位學者，5月18號福山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為“中國是哪種政權”，他在文中這么寫：在我們想著改變中國之前，我們需要先改變美國，努力恢復其全球自由民主價值觀燈塔的地位。他承認中國的抗疫成果，但他始終認為國家制度和成果之間沒有必然聯系，而中國抗疫模式只是非西方模式中最成功的一個而已，這種模式卻無法被其他的國家復制和借鑒。您怎么看待福山的觀點？

張維為：福山我非常熟悉，他提出這個觀點，包括最近疫情發生之后的一系列觀點，應該說有那么一點點的進步。進步在哪里呢？9年前，我和他在上海舉行過一場辯論，當時被稱為“世紀之辯”，當時他堅持制度是決定性的，民主還是專制，而專制、民主都是西方界定的，我說這是行不通的。至少現在他承認從疫情來看制度本身不是關鍵，關鍵是人民對領導人的信任、或者領導人和群眾之間有沒有信任，所以福山把所有問題都歸咎于特朗普，特朗普作為領導人太爛了，導致美國疫情失控，出現治理危機，但是他沒有反思美國為什么會選出這樣的領導人。

實際上，我當時跟福山辯論時就說過，美國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你們會選出一個比小布什還差的領導人。結果不幸言中，所以在這一點上，他的反思是不夠的。

我們經常說中國模式、中國道路只適合中國自己，但實際上中國很多具體做法是具有普遍意義的，可以被借鑒。比如最簡單的一個例子，美國這次疫情的病死者中比例最大的是老年人，中國在第一時間對所有養老院采取封閉式管理，這是很簡單的一條經驗，但美國和西方其他國家幾乎都沒有學習，我覺得非常愚蠢。當然，背后也是因為他們的社會中缺少尊重老年人的文化，西方的人權觀念實在太落后，要好好改進，要向中國人學習一些東西。

另外，福山提出的一點我們是不能接受的，他到現在也沒有放棄“歷史終結論”，還是覺得中國制度需要美國來進行改革，但他認為美國想要改革中國制度首先自己要把特朗普問題給解決了，事實上美國的制度已經病入膏肓了，西方制度是全面的潰敗，中國老百姓都看得很清楚。

央視：那您現在怎么看“歷史終結論”？

張維為：我在9年前跟他辯論的時候，我說，這不是“歷史終結論”，而是“歷史終結論的終結”。“歷史終結論”英文叫做“end of history”，我說不是“end of history”，是“end of the end of history”。我當著他面這樣說的。現在西方整個制度一路走衰，比我們9年前辯論的時候，走衰更多；這是西方制度的基因缺陷，如果不改，還將一路跌下去，我看這次疫情就要使它跌下神壇。

央視：對于福山這樣的學者，為什么9年過后他仍然不放棄這樣的一個觀點？

張維為：其實福山現在非常回避“歷史終結論”，就好像魯迅講的“禿子怕別人提光這個字”一樣，但他骨子里還是沒有放棄。現在福山有時候講得很抽象，比如從哲學上、長遠來看等等來解釋這個問題，但經不起實證檢驗，這是最關鍵的問題。所以，相信“歷史終結論”的人，包括許多所謂中國問題專家，預測中國從來都預測不準，即便預測西方也往往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