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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有通過原創性的研究，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產品，才能真正顛覆西方話語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

“平實、平靜、平視的基礎上，用客觀、真誠、立體的態度去講好我們中國故事。”

“我想和西方世界講中國制度的優勢，該用什么樣的故事去講？”

在東方衛視《這就是中國》第100期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世界傳媒研究中心秘書長冷凇，共同就如何講好中國政治故事展開了演講與討論。以下為觀察者網根據節目內容整理的文字稿。

張維為：

今天是一個有特別意義的日子，因為這是我們《這就是中國》的第100期節目。

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對“百”字是情有獨鐘的，我們講百年老店、百花齊放、百煉成鋼、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等等。回望我們這100期的節目，它橫跨了不長不短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從2019年1月至今。

這也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驚心動魄的兩年半時間，發生了很多誰都沒有預料到的大事件。我們感到比較自豪的是，我們對這些事件幾乎都做出了比較準確的判斷，甚至是比較準確的前景預測。

我們這個節目始于加拿大與美國勾結非法拘留華為高管孟晚舟女士，我們在第一時間就指出美國已經變成了一個不講規矩的流氓國家，我們對此必須心中有數。中美貿易戰爆發后，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指出美國將輸掉這場愚蠢的貿易戰。香港修例風波爆發后，我們也在第一時間提出香港需要進行深刻的政治體制改革，否則香港將一路走衰。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之后，西方媒體宣布這將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我們則在第一時間提出這不會是中國的切爾諾貝利，我們認為這更可能是西方自己的切爾諾貝利；我們還明確地提出，這場疫情將改變世界格局，整個世界將以更快的速度向東方傾斜，向中國傾斜，向社會主義傾斜。

我們還提出好多次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也是百年未有之大機遇，該出手的時候一定要出手。

這百期節目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從工業革命到文明型國家，從言論自由到中西方民主制度比較，從中國發展模式到北斗衛星定位系統等等。我們還談了美國疫情為什么失控、中國文化的國際傳播等等。

但我們這個目標實際上是比較簡單，而且始終如一的，也就是用中國人的眼光、中國人的話語把中國的事情、世界的事情說清楚。這中間一個主要的主題一直沒有改變，就是要確立我們中國自己的政治敘事，或者叫講好中國政治故事乃至世界政治故事。

那么我們也借這次第100期節目之際，與大家分享一些關于這個問題的進一步的思考和體會。

首先，原創性的研究比什么都重要。

唯有通過原創性的研究，我們才能提供有思想力量的產品，才能真正顛覆西方話語對中國和世界的主流敘事。

長期以來，西方對中國的主流政治敘事總是基于一個非常淺薄又充滿偏見的范式，或者叫話語范式，也就是民主還是專制這么一個范式。那么什么是民主、什么是專制，西方一家界定的。

他們把西方實行的那種多黨制、普選制界定為民主制度的唯一標準，認為這是普世價值，認為只有采用這樣一種模式，中國才能成為一個“正常國家”，才能被西方為首的所謂國際社會所接受。在這種模式、這種話語指導下，中國政治制度被描繪成專制的，然后西方可以不停地質疑中國什么時候進行政治改革，只要你不接受西方這種政治邏輯，那你就是支持專制。

我們不一樣，我們通過原創性的研究，對西方政治學的這種主流范式進行了釜底抽薪的顛覆。我們認為如果世界上的政治制度只能分為兩類的話，那只能是“良政還是劣政”。我們認為應該用“良政還是劣政”這個范式來替代“民主還是專制”這個范式，否則你既讀不懂中國，也讀不懂西方，讀不懂這個世界。

我們還聚焦美國政治模式，認為美國人引以自豪的所謂三權分立，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美國自己政治制度的一個主要桎梏。

我們分析現代國家的時候，關鍵要看的不是所謂的政治領域內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而是要在一個更廣的范圍內，看一個國家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資本力量這三種力量之間的關系，看這種關系是否有利于這個國家的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

今天美國政治制度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這三種力量的關系中，資本力量獨大，幾乎可以完全控制政治力量和社會力量，所以這也是美國金融危機、社會危機、對外窮兵黷武等許多問題的根本原因。

這次新冠疫情爆發，美國防控整體的失敗，再一次印證了我們這個判斷。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把人的生命放在首位，美國資本力量主導的政治制度把資本和商業利益放在第一位，結果自然是天壤之別。

第二，我們要聚焦國際比較。

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政治故事往往只有在國際比較中才能講清楚，才能看清楚，才能說清楚，所以我們把重點一直放在“制度績效”的比較上。

我經常用的方法，就是把世界上的國家分成幾類，一類是發展中國家，一類是轉型經濟國家，一類是西方國家。我把中國過去數十年的“制度績效”與這三類國家的“制度績效”進行比較，得出一些我希望是經得起檢驗的、非常慎重的結論。

在這個過程中，我又把重點放在中國和美國的比較，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我們中國人心氣普遍都比較高，與一般的國家比，他興趣不大，要比就和美國這個超級大國比，所以我們經常單挑美國，進行全方位的對比，在國際比較中，在和美國的比較中，確立中國的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比方說我經常比較紐約和上海，這是公平的，因為這兩個城市都是各自國家的發達板塊。你論名義GDP，紐約比上海高4倍甚至還多一點；但你再比較其它指標，上海家庭的中位凈資產——也就是老百姓究竟有多少家底、人均預期壽命、嬰兒死亡率、社會治安、基礎設施等等，上海都明顯好于紐約。

其中，人均壽命，上海是83歲，紐約是79歲，上海整整高4歲，這不是一般的高。上海的社會治安比紐約好十倍都不止，基礎設施方面我認為上海領先紐約至少20年。實際上這些都是普通老百姓最關心的指標，我們做得比紐約好很多。

當然，我認為這本身反映了名義GDP的指標——也是我們用得比較多的——實際上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所以我一直提出一個主張，就是每當我們公布一個所謂按照與國際接軌的這種指標的時候，我們最好同時也公布一個更能反映中國人最關心的事宜的、更接地氣的指標，這也是一種資政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