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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加入了‘到中國去’的洪流，給中國帶來了他們獨特的智慧和視角。”

“但是，外國人了解中國的渠道還非常窄，99%的中國他不知道，所以我現在最大的任務就是作為一個橋梁。”

在東方衛視4月10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上，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尋鄉中國》的作者林登先生就中外民間交流展開對話。

張維為：

我們常說“西學東漸”，指的是近代西方的知識傳入中國。其實，歷史上“東學西漸”（中國的知識傳到西方）的歷史更為久遠。西方對中國的了解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出于對中國絲綢的喜愛，古羅馬人稱中國人為“絲綢國人”（Seres）。絲綢、瓷器等大量中國物產和知識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傳到阿拉伯世界，再傳到歐洲。“知識，雖遠在中國，亦當求之”，這句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的名言，作為當時中外文明交往史的重要標志，影響至今。

確實，在數千年的人類歷史長河中，中國與中華文明吸引了無數外國人“到中國去”。其中最知名的無疑是13-14世紀的意大利商人、旅行家馬可?波羅。馬克?波羅17歲時候隨父親和叔叔前往中國，花費四年時間，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在1275年抵達元代的中國；在中國居住了17年后，他返回威尼斯，后來出版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盛贊中國的宏偉的都城、發達的經濟、繁華的市集、完善的交通、安定的社會等等。他對中國的描述可謂石破天驚，在歐洲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東方熱”、“中國熱”，豐富了歐洲人的地理知識和人文知識，也推動了15世紀的歐洲進入大航海時代。《馬克?波羅游記》影響了哥倫布、達?伽馬等眾多的歐洲航海家、冒險家，推動他們揚帆遠航、尋訪東方世界。來自中國的物產和知識也有力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和工業革命。

遼寧省博物館展出的馬可波羅游記中譯本（圖源：IC Photo）

另一位“到中國去”并為中西方交流做出突出貢獻的外國人是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他不辭艱辛，長途跋涉，于1578年抵達澳門，在中國逗留了28年。與之前來華的傳教士不同，利瑪竇入鄉隨俗，研習中國文化，熟練掌握漢語，翻譯中國經典，他還改穿儒服，行秀才禮節，以儒生的形象與中國人交往，成功地從傳教士變身為跨文化交流的佼佼者。他努力以中國人的身份，從中國人的文化視野，思考天主教信仰，被清朝康熙皇帝稱為“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將西方在天文、數學、機械等方面的知識帶給了中國文人，同時也將“東方”帶給了歐洲人。利瑪竇首次把“四書”翻譯成拉丁文，他的《利瑪竇中國札記》描述了中國的發達，但也指出了他眼中的中國中心論等問題。

利瑪竇、金尼閣等一批耶穌會傳教士介紹到歐洲的儒學經典等中國知識，引起了伏爾泰、萊布尼茨、狄德羅等歐洲啟蒙思想家的高度的關注。伏爾泰是中國的鐵粉，又被稱為歐洲孔門第一人。在伏爾泰眼中，啟蒙運動倡導的理性主義、人本主義，其偶像就是孔子。他質疑歐洲的君主們：你們在聽到中國以德治國，哲人受尊敬的事例之后，有何反應？你們應該“肅然起敬，感到臉紅，但更重要的是要學習和摹仿”。他用自己掌握的中國知識，向橫行于歐洲大陸的宗教狂熱、政教合一、君主專制發起空前猛烈的進攻。西方人今天說伏爾泰“教導我們走向自由”，殊不知伏爾泰思想的主要起點之一就是孔子的“人本主義”，歐洲啟蒙運動的核心不就是從“神本主義”走向“人本主義”嗎？

然而，大致從17世紀下半葉開始，隨著歐洲自己的崛起，另外一些啟蒙思想家（如孟德斯鳩等）開始質疑中國，把中國描述成專制的國家，與伏爾泰、魁奈等人產生爭論。

進入當代，“到中國來”的群體中又涌現出許多佼佼者，如編撰《中國古代科技史》的英國學者李約瑟。他本人是生物化學家，在烽火連天的抗日戰爭期間來到中國，他代表英國政府了解抗戰期間中國教育和科研的情況，并將英國一些公益組織籌集的資金送到中國。他還結識一大批當時中國的學術大家，如生物學家童第周、建筑學家梁思成、哲學家馮友蘭、考古學家李濟等。

受他的中國學生、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的魯桂珍的影響，李約瑟致力于中國古代科技與文明的研究，花費近五十年的心血，編撰出版了《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7卷20余冊的煌煌巨著，在全球產生巨大的影響。李約瑟的同事美國學者羅伯特?坦普爾為他的著作撰寫了一個普及本，名為《中國的創造精神---中國的100個世界第一》，他在書中這樣寫到，“現代世界”賴以建立的基本的發明創造，可能有一半以上來自中國，但中國人自己就和西方人一樣，不了解這一事實。他列舉了“現代農業、現代航運、現代石油工業、現代氣象觀測、現代音樂，還有十進制的數學、紙幣、雨傘、卷線的釣魚器、手推輪車、多級火箭、槍炮、水下魚雷、降落傘、熱氣球載人飛行、白蘭地、威士忌、象棋、印刷術，甚至還有蒸汽機的核心設計”，等等。

他說，如果沒有中國的船舵、羅盤和多級桅桿，哥倫布就不能到達美洲，歐洲也不可能建立眾多的殖民帝國；如果沒有中國的馬蹬，歐洲的騎士時代就不會產生，同樣，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的火藥，歐洲的騎士時代也不會結束。作者的結論之一是，中國人至今未充分認識到自己古代發明的世界意義。應該說他講得非常到位，值得我們警醒。

近代“到中國去”的另一位佼佼者是美國編輯埃德加?斯諾。1928年，剛剛大學畢業的斯諾來到上海，他原本計劃用一年時間在世界各地冒險、漫游，中國只是其中一站，結果卻在中國長住13年，成為溝通中外的偉大使者，把中國革命介紹給外部世界。斯諾親眼看到了一個地主豪奪、官員暴斂、軍閥混戰、貧窮破敗的中國，但與此同時，古老的中華文明、壯美的中國河山和質樸而堅強的中國民眾也使他深深動容，他看到，即便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仍然有成千上萬的人冒著生命危險奔赴延安。

在周恩來、宋慶齡等人的幫助下，斯諾終于來到延安，成為第一個對話毛澤東的外國編輯。斯諾在書中這樣描述毛澤東：“毛澤東有著中國農民的質樸、純真的性格，頗有幽默感，喜歡憨笑……但是這種孩子氣的笑，絲毫也不動搖他內心對目標的信念”，“他每天工作十三四個小時，常常到深夜兩三點鐘才休息。他的身體仿佛是鐵打的”。1937年，斯諾的著作《紅星照耀中國》出版，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一批中共領導人以及中國工農紅軍史詩般的萬里長征首次為大眾所知，引起強烈轟動。

2006年，話劇《紅星照耀中國》的演出現場（圖源：IC Photo）

我曾在這個節目中簡單介紹過另外一位“到中國去”的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他一生被斯諾的這本作品所激勵，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來到中國，重走了長征路，寫下當時的暢銷書《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他說：“長征是舉世無雙的。它所表現的英雄主義精神，激勵著一個10多億人口的民族，讓中國朝著一個無人能夠預測的未來前進”。1991年，我來到他位于紐約的家中，問他：現在應該如何看待你所說的“無人能夠預測的未來”？他說：“可以肯定地講，中國的崛起將改變整個世界的未來”。他是對的，這就是我們今天看到的現實。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越來越多的外國人加入了“到中國去”的洪流，他們來中國旅游、讀書、工作、創業等等。從2015年開始，中國一直是全球第三大留學目的地國，其中許多人不僅學會了中文，而且融入了中國文化和生活，同時，他們獨特的智慧和視角也使中國受益良多。我們今天可以在網上看到許多外國人到中國來之后發的視頻和文章，他們已經成為新一代中外交流的友好使者，林登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