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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經常引用的講中國政治模式、中國發展模式的一些關鍵概念，都是來自于《尚書》。”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我們的經典文獻里，特別是政治思想和治國理政智慧。”

“古人的經典智慧，在當今如何被應用在國內外的政策上面？”

許多國家都在關注中國的發展模式，中國發展模式的背后是中國的政治智慧和現代政治文明，而這些也都在我們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當中能夠找到根源。在東方衛視7月15日播出的《這就是中國》節目中，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張維為教授和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副院長范勇鵬教授圍繞相關議題展開了探討。

《這就是中國》第242期

范勇鵬演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兩個結合”中的第二個結合就是馬克思主義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結合。

中華傳統優秀文化中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豐富而系統的經典文獻，它們篩選保存下了歷代先賢的思想智慧，每一代人讀經典，都可以從中吸取前人的經驗和教訓。我常想，這一點跟今天非常熱門的人工智能是異曲同工的。我們中國的歷史太悠久了，這些經典保留下來大量的信息，它就像大數據一樣，我們每一代后人面臨新的應用場景的時候，可以像“機器學習”那樣迅速地從經典中獲得經驗，從而使我們中華文明可以在幾千年里不斷迭代和演進。

傳統經典浩如煙海，我今天就以《尚書》為例，跟大家聊一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智慧。

《尚書》最早成書于上古史官之手，保留了大量的政治思想和言論，還提出了好政治和壞政治的標準，指出了天命和民心對政治的要求，總結了治國理政的一些具體方法。黨的歷代領導人都十分重視《尚書》，比如毛澤東主席多次談到《尚書》，習近平總書記也經常引用其中的金句。

我就圍繞著其中的一個主題“政治責任”這個問題來展開談一談《尚書》中的相關內容。

第一點，就是我們應該怎么來認識政治責任。

觀察當今的世界政治，我們會發現一個大問題，就是很多國家的政府和政客是不負責任的：競選承諾我可以不兌現、政治表演嘩眾取寵；對內不解決社會民生問題、對外縱容甚至策動危機和戰爭。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制度本身就包含這樣一個不負責任的特性。

反觀我們，中國共產黨是以人民為中心，承擔起對中國人民的無限責任。脫貧攻堅、民族復興等等，這些都是我們政治責任的具體體現。

政治責任這個概念，就是《尚書》最早提出的重要概念之一，《尚書》有很多篇章都會強調國家和治國者要擔起責任。比如《尚書·大禹謨》中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也就是說治國者你要為民眾的福利負起積極的責任；后來孟子的思想便是從這一句里闡發出來的，這里邊也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脫貧理念。

既然對人民的責任如此重要，那么《尚書》就指出，治國者面對責任，要保持一種謹慎的態度。這一點也是中西方政治文化的一個重要區別。

比如西方式的廣場政治文化，它崇尚的是演講、辯論、說服，所以它自然就會產生出表演型的、詭辯型的政治行為。最典型的就是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今天西方就是典型的表演型政治。

特朗普與拜登首輪辯論CNN視頻截圖

而在中國文化中，政治是一個非常嚴肅的事情。因為中國上古就產生于萬國之合，地大人多，國家的命運和人民的生死是不容兒戲的。因而《尚書》中不斷重申要對治國理政抱著極其敬畏甚至警懼的態度。

比如《尚書·皋陶謨》里邊就講“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就是說治理國家的時候，要時刻保持警懼的狀態；《尚書·五子之歌》中說，治理國家要像用腐朽的韁繩駕馭著六匹馬拉的車，當然要高度警惕；《尚書·湯誥》中也說要像面臨深淵那樣“栗栗危懼”。這個精神在《詩經》里邊表達為“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我們中國領導人多次引用這句話，就是要求黨的領導干部保持清醒頭腦，既要戒懼謹慎，也要有一種臨深履薄的勇氣和擔當。

第二，政治責任要求如何對待人民呢？

大家經常會聽到一種說法：“搞選舉才能讓政府對人民負責。”可惜我們看到的西方式選舉是一種時效性很短的臨時性授權，通常只有四五年，那么政客的一個理性選擇就是：“我先吹牛承諾，迎合選民，上臺再說”；一旦上臺，“我也不需要去兌現承諾，因為我要忙著幾年后的競選了”；等任期到頭，拍拍屁股走人，“哪怕我身后洪水滔天”。

但是我們的選舉是非常不同的，因為我們黨的領導決定了我們是一屆一屆“接著干”，而不是“對著干”，每一次選舉不會清零上一屆政府的責任。《尚書》很早就涉及到這個問題。比如《尚書·大禹謨》中有一句很重要的話，“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前半句就是說不能為了迎合百姓而違背治理的大道，后半句是說不能為了一己之私利而違背百姓的意見。

為什么這么講？因為真正地對人民負責，決不是去盲從迎合一時一事中呈現出來的短暫“民意”，而是要認識真理、堅守正道。在今天這樣一個移動互聯時代更是如此，這就要求治國者要居心中正，心存大道。

當然，《尚書》那個時代這樣講，本質上還是為了維護封建貴族階級對人民的統治。我們共產黨人不同，人民立場是我們的根本立場。同時我們黨也是人民的先鋒隊，我們要肩負教育人民、領導人民的重任。正如毛澤東同志于1938年在中央黨校的一個講話中所說，共產黨員要當學生，也要當先生。當學生是向人民學習，當先生就是要教育、引導人民，要有當先生的精神，但沒有當先生的架子。

第三，政治責任提出的一個要求就是“天下為公”和自我革命。

西方政治制度自稱為“民主”，但是不管是洶洶民意所造成的多數票的壓制，還是所謂的憲政程序所造成的少數人的專制，它其實都是某些集團私利壓倒了整體公益。在這樣的制度下，一定會出現代表私利集團的政黨，互相爭權奪利，派性至上。

而在《尚書·洪范》篇就提出“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要求治國者要遵循公正的大道，不能偏向任何特殊利益，不要結黨營私、以私廢公。這個理想就凝練在“天下為公”四個字上，“公天下”成為中國人心中的一個神圣理想。但是直到我們中國共產黨，才真正能夠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踐行這個理想。黨從建立起就是為了人民利益，追求“天下為公”，到建黨百年之際，習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黨始終代表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團、任何權勢團體、任何特權階層的利益。”

堅持“天下為公”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中國人就產生了最早的革命精神。

根據《六韜》的記載，姜太公有一次跟周文王說：“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他的意思就是，不管任何人、任何政權，如果追求門戶私計，不能踐行“天下為公”，就必然會失去天命民心。

因而，《尚書》在不少篇章里邊都討論了革命的問題。比如《尚書·召誥》就講，“不可不監于有夏”、“不可不監于有殷”，無比重視夏商亡國的教訓。《尚書·仲虺之誥》里也說，夏桀失德，陷百姓于水深火熱，而商湯吊民伐罪，所以得到了百姓的擁護。《尚書·泰誓》則直接把商紂王稱為“獨夫”。因而商湯和周武的革命，在《尚書》里看來是非常偉大的，在《易經》“彖辭”里被定性為“順乎天而應乎人”。

時至今日，我經常在重溫毛澤東主席在開國大典上宣讀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時讀到的那幾句話——比如“幸賴我人民解放軍在全國人民援助之下”，“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爭取人民的權利”，“推翻國民政府的反動統治”，“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我都會聯想到《尚書》中的這些篇章，能夠感受到一種數千年歷史的回響和升華。

湯武革命之后，他其實也面臨著一個怎么不失掉天命的問題，所以《尚書·仲虺之誥》就強調要“德日新”，每天都要自我反省，這種維新精神同樣也體現在《詩經》里的“維新”和《禮記》里的“日新”這些思想。今天我們仍然面臨著如何跳出歷史周期率的問題，黨提出了人民監督和自我革命這兩個答案，這無疑是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指導下呼應、升華和創新了中華民族幾千年的政治智慧和政道思考。

《尚書》是我們政治智慧的一個寶庫，我今天只能掛一漏萬。

近年來，我們看到中華文化全面復興的繁榮景象，文化、考古、服飾、建筑、藝術、民俗等領域都煥發出了傳統之美。不過我認為，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最精華最核心的部分還是在我們的經典文獻里，特別是其中的政治思想和治國理政智慧。

像《尚書》這樣的經典，它不僅僅是儒家的經典，它也是道家的、墨家的、法家的等等各種思想共享的經典。這些經典里的智慧，也不是我們通常所講的國學或者歷史文化研究所能夠涵蓋的。

經典是中華文明的源頭活水，常讀常新。比如近代的仁人志士，包括我黨早期的革命家，很多都是從經典中去重新挖掘和復活了很多東西，比如經學，比如墨家、法家、佛家的一些寶貴思想，推動了中華文明的新生。經典也回答了很多人類普遍性的問題，有利于我們理解和應對未來的新挑戰，需要我們從國際比較和現代科學的視角來不斷地重新發現。

今天我們的經典教育和普及還非常不夠，對傳統文化的激活和創新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是我相信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一定會伴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生命力的大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