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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維為：我先要表揚“今日俄羅斯”，我們也很關注這個媒體，我認為“今日俄羅斯”是一個“能打仗的媒體”。很多西方國家包括美國、英國、法國等等都把它禁了，它們突然發覺很多事情上人家更多地看“今日俄羅斯”來獲得信息，而“今日俄羅斯”的口號就是“Alternative Information”，即“其它渠道的信息”。我覺得這個是我們雙方可以互相借鑒的地方。

至于俄羅斯的企業界、商業界怎么借鑒中國經驗進行創新等等，我個人覺得，俄羅斯的經濟總體上正在轉型，它的制造業在恢復且發展中，很多產品它自己都在生產了。中國企業去俄羅斯投資的也很多，這些都是非常積極的。我覺得中國模式有很精彩的一塊，就是政府和市場的關系，還有國企和民企的關系。正好你又在中國，你不妨去深圳做些調研，深圳在政府和企業、市場的配合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你還可以去安徽合肥，看看安徽模式怎么做，他們也很厲害，他們有一種“風投意識”，就是選幾個產業，只要一個成功的話，它就能帶來巨大的變革和收益。

吳新文：我想補充一點，其實企業、商界采用什么樣的策略戰略能夠有利于促進創新，我認為有一個東西，就是一定要保持實體經濟在一定的規模上，強調制造業的重要性。

我們想想蘇聯時期，它為什么能有那么多的創新？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上天、最早把人類送上太空，都是蘇聯那個時候做出來。它為什么能做出來？是因為斯大林時代的工業化已經奠定了一個非常堅實的基礎，它在這樣一個基礎上才有爆發。其實我們中國現在的“新三樣”這些創新，都是建立在中國制造業實體經濟的巨大的規模和高質量發展的基礎之上的。現在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俄羅斯的實體經濟在慢慢恢復，我覺得制造業優先、實體經濟優先這個戰略絕對要堅持。

張維為：我再補充一點，就是普京總統在這次圣彼得堡經濟論壇中多次強調，要開發遠東地區；然后你看普京總統這次訪問中國的時候專門去了哈爾濱，去了哈工大。我們的王毅外長也去了俄羅斯遠東地區，還召開一些相關的會議。所以我覺得這一塊的合作潛力巨大，對俄羅斯來說，這樣會讓空間布局更加合理，面向亞洲的板塊發展起來，對于兩國來說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觀眾：張教授在他的演講里提到，有一名法國友人在我們中國住了7年，對我們的中國模式特別推崇，這不由讓我聯想起18世紀在法國也掀起了“中國熱”。我就想問一問，18世紀的法國掀起的“中國熱”，和現在俄羅斯掀起的“中國熱”及“中國模式熱”，有什么聯系以及區別？

張維為：有一些區別。18世紀時，客觀來看，我們中國是當時世界范圍內農業文明的最巔峰，所以這個時候像伏爾泰這樣的思想家就把目光投向中國，發自內心地覺得中國文化太優秀了，背后是農業文明帶來的整體的富庶和和平。相比之下，歐洲是天天打仗，而中國雖然有各種各樣的問題，但總體是和平的，這給歐洲帶來了震撼，也是我們對歐洲啟蒙運動的貢獻。

如果說當時是農業文明時代的“中國熱”，今天則是信息文明時代的“中國熱”，這個時候對中國的尊重，背后是對中國模式的認識。比如你到西藏、新疆去，那兒的手機信號比巴黎、紐約的都要好很多。這是我們信息革命、我們社會主義制度帶來的，基礎設施是國企建的，民企把電子商務做到極致，這就是中國混合經濟模式。

這一切產生的影響非常大，這個“熱”會持續很長時間。而且普通老百姓來中國旅游，不光是發現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還會對中國模式形成許多新的理解。

來自意大利的游客在北京天壇公園體驗太極拳后合影留念。新華社

吳新文：這兩個“熱”，一個非常大的相似之處在于，18世紀的法國也在思考法國朝何處去，所以它也要向世界其它地方看一看，看有沒有什么新的可能性。現在俄羅斯也是，就整個國家的認同、自我定位、未來的發展，他們的精英階層都要思考。這個是一致的。

但也有一個差別。當時法國的這波“中國熱”，是通過在我們中國的傳教士帶回的關于中國的很多信息，所以是間接了解，當然當時中國的一些商品也已出口到那個地方，但畢竟有限。而我覺得這波“中國熱”就不一樣了，這波“中國熱”是在很多交流，特別是很多俄羅斯人到我們中國實地感受體驗了之后得出的這樣一個結果。

觀眾：俄羅斯掀起“中國熱”和“中國模式熱”，它是否意味著我們中國的軟實力上了新的臺階？您認為這種“中國熱”、“中國模式熱”的趨勢，會對中俄兩國的關系，以及全球政治格局，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張維為：軟實力、硬實力這些概念，對我們解釋一些現象有幫助，但是也不要過多地牽涉，因為對中俄兩個國家來說，雙方都有自己的軟實力、硬實力，而且是高度互補的。

您看我們這次在俄羅斯交流時就發覺，西方制裁達15000多項，但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是沒有用的，它可以自我生存，因為它有足夠的糧食、足夠的能源，背后是俄羅斯自己的硬實力和軟實力，它有強大的軍事實力，同時有強大的文化實力，而且和中國保持著非常好的關系。

所以我覺得這是兩個國家之間的硬實力和軟實力的一種戰略協作。非常重要的是，現在民間的互相接觸非常多，包括網上各種各樣的互動，這一切都是軟實力的補充。

吳新文：我覺得文明的交流往往是先從器物開始，先接觸人家的東西，看看這個東西是如何生產的，它就要追問到制度，而制度后面就是觀念、價值觀。我覺得這些是整體性的，很難把它說成哪一個是硬實力、哪一個是軟實力。現在我就特別關注制度，包括思想觀念，甚至生活方式——文明最終還是一種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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