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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認為，中國過去30年的經濟成功是因為中國從趕超戰略轉變為“比較優勢戰略”的結果。這與事實不符。

中國過去30年的發展確實與利用比較優勢有關，但這是經濟自由化、市場化、民營化和國際化的過程中，企業家自發行動的結果，與政府發展戰略無關。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贊同自由化、市場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發表文章說，“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

就我所知，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制定了許多產業政策，但并沒有制定過什么“比較優勢戰略”。鄉鎮企業是利用比較優勢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鄉鎮企業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就成為重要的出口產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門一直在打壓鄉鎮企業，因為鄉鎮企業“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國家計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產資料賣給鄉鎮企業，禁止給鄉鎮企業發放貸款。1989年開始的經濟調整，也把鄉鎮企業作為主要的整治對象。

外資出口占到中國出口的一半。外資來中國就是利用比較優勢，這只需要開放，不需要產業政策。

以上這些以及許多許多例子都證明：比較優勢是市場中的企業家創造的。天然的比較優勢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因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變的，其他都在隨著發展變化。如果想利用比較優勢，自由市場加企業家就足夠了。利用比較優勢不需要國家戰略，除非每個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個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戰略的官員怎么會聰明呢？事實證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場上的企業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場上企業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產業政策一是迷糊企業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業家尋租，弊大于利。

如果想違反比較優勢，那倒需要國家戰略。看一下歷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違反比較優勢的。日本的產業政策是備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較高收入彈性的產業作為目標，如機械、電子和汽車，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對優勢的產業，如紡織業。在20世紀70年代，日本政府開始把高科技產業作為目標以保證日本在技術發展中處于前列，與日本的要素稟賦無關（邁克·波特等《日本還有競爭力嗎？》第33頁）。

解決“比較優勢戰略理論”邏輯矛盾的唯一辦法是，林毅夫講的比較優勢不是市場上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而是按他自己判斷的比較優勢。他理論中的比較優勢是由要素稟賦決定的。但他又說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是通過市場價格表現出來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斷的比較優勢，而是市場上表現出來的比較優勢，那他的戰略就是跟隨市場走。他既要政府引領市場，又要政府跟隨市場。林毅夫原話是這樣的：“要想使企業自發進入和選擇符合要素稟賦結構的產業和技術，該經濟的價格體系就必須反映要素的相對稀缺性，而只有競爭性市場才能做到這一點。”（《新結構經濟學》P.23）除了政府有權力扭曲價格，還有誰有能力扭曲價格呢？既然競爭性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就能反映比較優勢，為什么還要政府告訴企業家比較優勢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認為，在市場中的企業家讀不懂市場價格信號，只有政府官員和專家能讀懂價格信號？

林毅夫“增長甄別法”的謬誤

為了制定產業政策，林毅夫提出一個六步驟的“增長甄別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關鍵的一步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應該確定一份貿易商品和服務的清單。這些商品和服務應滿足如下條件：在具有與本國相似的要素稟賦結構，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國約100%的高速增長國家中，這些商品和服務生產已超過20年。

我按照林毅夫的標準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國模仿的候選國家，讓我們看看是怎樣一個情況。

根據世界銀行提供的數據，按照當年匯率計算比中國人均GDP高80%-120%的國家，1980年有：科摩羅（400.3美元），貝寧（378.0美元），尼日爾（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國（350.5美元），蘇丹（398.4美元），岡比亞（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納（411.5美元）。

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亞美尼亞（636.7美元），阿爾巴尼亞（636.7美元），烏茲別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羅（602.3美元），吉爾吉斯（608.9美元）。

2000年有湯加（1926.7美元），秘魯（1967.2美元） ，赤道幾內亞（1979.3美元），阿爾及利亞（1757.0美元），約旦（1774.1美元），蘇里南（1855.8美元），馬其頓（1875.1美元），泰國（2016.0美元），納米比亞（2059.4美元）。

2010年有哈薩克斯坦（9070.7美元），馬來西亞（9069.0美元），蘇里南（8430.9美元），帕勞（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羅馬尼亞（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比中國人均GDP高80%-120%的國家，1990年有巴基斯坦 （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麥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馬其頓（2763.1美元），哥斯達黎加（3220.5美元），馬紹爾群島（3020.6美元），烏茲別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亞（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亞（2815.7美元）。

2000年有厄瓜多爾（7387.6美元），斯威士蘭（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約旦（7742.5美元），白俄羅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魯（6506.6美元），斐濟（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茲（6953.8美元），薩爾瓦多（6424.9美元）。

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達（20567.4美元），烏拉圭（17082美元），圣基茨和尼維斯聯邦（20478.7美元），拉脫維亞（17983.1美元），羅馬尼亞（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羅地亞（19988.8美元），塞舌爾（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設想我們分別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為中國制定產業政策，林毅夫能否告訴我們，這些候選名單中有哪些國家值得效仿？

林毅夫可能會辯解說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要素稟賦結構不同。按照要素稟賦結構的標準，中國的人口規模與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國還低，當然不值得學；中國的土地面積與美國、加拿大和俄羅斯最接近，但美國和加拿大的人均GDP比中國高得太多，沒有辦法學，而俄羅斯在林毅夫眼里已經是失敗的典范；按照文化稟賦的相似性，中國應該向日本和韓國學，但這兩個國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國高太多了。

林毅夫說中國經濟應該“沿著新結構經濟學所指出的路線增長。”我不知道新結構經濟學給我們指出了什么路線！

事實上，像中國這么大的國家，各地差別很大，談某個地區的比較優勢也許有意義，但談整個國家的比較優勢沒有什么意義。中國各地之間的差異甚至遠大于某些地區與外國的差異。即使一個省內，各地之間的差別也很大。如陜西省的陜南、關中和陜北就完全不同。中國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那里大片土地荒無人煙。中國勞動力過剩？人口最密集的東南沿海地區勞動力不足，需要從內地招募。這就顯示了企業家的重要性。離開企業家談比較優勢，是沒有意義的。

林毅夫 “六步驟增長甄別法”的錯誤在于，他把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變化看成是一個完全線性的演化，每個國家的發展都只能沿著同樣的軌跡行進，不可能超越。就像一個人讀完小學讀初中，讀完初中讀高中，然后再上大學。基于這樣的認識，林毅夫認為后發國家的政府有能制定產業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但全球化和技術進步決定了產業發展不是線性的，在任何時點上，一個國家究竟發展什么產業，取決于企業家的判斷。甚至落后地區的一些產業也值得先進地區學。比如，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時，美洲大陸整體上比歐亞大陸要落后得多，但歐亞大陸還是從美洲大陸引進了玉米和土豆種植。

幸運的是，企業家不會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長甄別法”決定該做什么。當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產業政策主導發展過程，林毅夫的六步驟甄別法也許是有用的指南，盡管其后果可能是災難性的！

（本文根據作者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產業政策思辨會”的主題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