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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習近平同志在接受專訪談到自己從政經驗時說：“熊掌和魚不可兼得，從政就不要想發財。”[1]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學術研究。本文是張文木教授的舊文，文中提出“學而優則學，仕而優則仕”的認識，對于致力于學術研究的人，今讀來也會有所裨益。本文刊于《世界經濟與政治》2006年第2期。】

青年時信奉孔夫子說的“學而優則仕”，但隨生活閱歷的增長，才覺得孔夫子這句話，聽起來好聽，但不易實行。

我們知道，“學”與“仕”是兩種不同的人生實踐形式，其運作也各有其難以替代的特殊規律。政界的運作規則多是垂直的。行政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均源自它的垂直性，垂直則要求人事服從；而學術的運作規：多是橫向交流的，學術的有效性及其副作用則源自它的平等性，平等則拒絕服從。在學者那里，他們關注的是“天理”，而在為政者那里，他們關注的更多是“人欲”。[2]學者通過天理來改變人欲，而為政者則是通過人欲來實現人類認識到的天理。[3]目標一樣，但操作途徑不同。同一目標下，對于為政者來說，實現目標的關鍵是選配得力而且還要自覺服從的干部。學者不考慮這些，他更多的只是與書本打交道和與人平等自由地交流。做學問難，最難的還不是皓首窮經，而是將死書讀活。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4]為政也難，難不在于明理和用權，而在識人。識人比明理更難，更需要時間。曾國藩說：“辦大事者，以多選替手為第一義”；[5]毛澤東也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性的因素”。[6]為文者可以不識人，但不可不認字；為政者可以少識字，但不能不多識人。當初唐玄宗在逃亡的路上，有農民問他，你怎么能用安祿山這種人呢，皇帝無奈地承認“此朕不明，悔無所及”。[7]

現實的國家運動跟人的理論思維活動不一樣。理論研究能收放自如，可國家，特別是大國，尤其像中國這樣的大國的現實運動則有強大的歷史慣性：啟動已極不易，收住則更難。中國猶如巨型列車，啟動不能不猛，不猛則不能達到效果；但由于國家太大，剎車又不能太快，快了就容易翻車。比如“文革”，來勢很猛，原計劃只有幾年，結果還是拖了十多年，就那還剎不住車，副作用很大。可見，為政者比學者更需要時間。即使如此，為政者一生往往也干不了幾件大事。尼克松曾贊揚毛澤東改變了世界，但晚年毛澤東則認為他只改變了北京附近的一些地方。[8]

為政者側重“立功”，學者側重“立言”。立言多依重邏輯，有的學者所用邏輯體系如此嚴密和精致以至可用數學表達，甚至還可成為美學范本。熟練運用邏輯是學者的長處，但邏輯的極限便又是學者的短處所在。立功則多依重經驗，而經驗恰恰是人類彌補邏輯不足并實現邏輯改造的重要工具。[9]經驗在相當的情況下是反邏輯的。立言需要猜想與反駁，只要邏輯成立，學者完全可以提出諸如“上帝死了”之類的命題。與面對納粹德國的突然崛起，布哈林書本上的國家建設邏輯不得不讓位于斯大林的斗爭實踐經驗的道理一樣，在偶然性，尤其是在偶然突發的重大歷史事件面前，學者的“邏輯”，尤其是所謂“科學”的邏輯，往往會集體失語并讓位于經驗。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杠桿。道理非常簡單，所謂偶然性就是沒有被納入我們邏輯體系中的必然性，而將偶然性納入人類既有邏輯體系的最偉大的工具不并是邏輯本身，而是經驗，尤其是其中的反邏輯的政治經驗。

經驗介入學問是學問進入成熟階段的標志；與此相應，學會從政治的角度看待學術，則是學者成熟的標志。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結果。毛澤東同志對革命事業接班人的標準首先就是要在“大風大浪”中成長，要求學生抽一定時間到工廠和農村實踐，這是在強調經驗在認識論中的重要性。中國歷史上的趙括、馬謖、陳獨秀等，蘇聯現代史中的蓋達爾，乃至以書生的眼光處理政治問題的戈爾巴喬夫等，敗不在于思辨不大膽，也不在于邏輯不嚴謹，而在于經驗，尤其應對殘酷形勢的政治經驗極不成熟。

一些學者在進入政界后，往往將學術“立言”規則用于政治“立功”。他們不懂“為治不在多言”[10]的道理，不愿將大量時間用于下面細致的人事及其思想工作，而是愿意在臺面上表達其“新思維”。他們論人主才氣，論事以奇新，行文斷字則以所謂“邏輯”、“框架”或“范式”論高下，全然不顧實際運作的可行性。其結果往往因不適應而苦惱。歷史上有太多的才子——典型的如唐朝李白——在從政路上被折騰得丟魂落魄，更有許多還無謂丟了性命，但至死仍不知其所以然。

政治和學術都是人類實踐的重要形式，盡管各自規則不同，但二者之間還是存在著一種互補關系。互補的前提是二者之間的和諧與寬容，學者不必也不應該用研究的規則要求政治操作，為政者也不必用政治操作的規則要求學者。學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提出正確的見解。為政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雙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盡究其短；只有雙方取長補短，學術與政治才能發揮建設性的和自覺的合力作用。如學者真想從政，那就應放棄為學的“立言”規則并轉而遵守從政的“立功”規則；為政者從學，也是同一道理。基辛格曾對此有過深刻的總結，他說：

學者分析國際體系的運作；政治領袖則建立國際體系，分析者與從政者的觀點大異其趣。分析者可自定研究主題，而政治人物所面對的卻是客觀環境塑造的問題。分析者可投入充分的時間追求確切的結論；但政治領袖最大的挑戰卻是時間壓力。學者沒有風險，如果結論錯誤，大可重新來過；政治領袖卻只有一次選擇，一旦出錯便覆水難收。學者可掌握所有相關事實，其成敗取決于個人學養；政治人物必須在眼前無法斷定利弊得失的情況下當機立斷，歷史對他的評價將根據他如何明智地面對無可避免的變局，尤其是他如何維護和平而定。[11]

基辛格——當然還有許多經文緯武的人物——是成功地將學術與政治結合于一身的學者兼政治家，但這不是所有學者都能做得到的，做不到也不必自責，正如我們不能要求馬克思也要會打仗，拿破侖也能寫《資本論》一樣。我們不能設想為政者都是全才，為文者都是無所不知。對一般人而言，立功和立言，一生能做好其中一件就不錯了。別人不說，就說倡導“學而優則仕”的孔子本人，他一生想作政治家，為此顛沛流離，東躲西藏，《論語》中充滿了“逝者如斯”[12]的踐行精神，結果還是文人的命！司馬遷在《史記》中說“孔子布衣，傳十余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運竟如此富有戲劇性：不求，上進；求之，反而不得。反觀范文瀾、周谷城、錢鐘書等老先生，他選擇了“學而優則學”的道路，一生成就斐然，且獲政學兩面敬重。

孔子至死也想不到他的命運竟如此富有戲劇性：不求，上進；求之，反而不得。繪圖表現的是“喪家之犬”的故事。

因此，我們要總結這份人生經驗，用和諧與寬容的態度理解政治與學術的關系。埋怨為政者的學者和埋怨學者的為政者一樣，都要用自己衡量對方的標準約束自己，反之亦然。立言，立功，各行都有各行的難處。

和諧與寬容當然包括時間上的和諧與寬容。年紀大些的人都明白，世界上有一些事，大到國事，小到家事，在特定時期內，許多都是能做不能說，而還有一些事是能說不能做。學者往往發現了真理就要看到結果，動輒就說某某建議他幾年前早就提出過，有時還往往不顧對方接受的程度或其建議可行與否而執著“諍諫”，這多是由于誤讀歷史而產生的書生氣。發現的道理，即使在一個家庭里推行都要一段時間的說服和經驗證明工作，更何況國家。學者往往不理解這些，要求為政者就某種提議快速表態并公示于眾，這就違背了政治運作規律：在政治操作中，有些決策需要透明，透明有利于公眾參與和支持；還有相當一些事，尤其是公布重大決定，如果時機不成熟，這就讓政治家非常為難，這正如在珍珠港事件發生之前一定要羅斯福面對遠未取得共識的美國公民發布美國參戰宣言的要求無法辦到一樣。羅斯福說“如果日本人不進攻美國，他不大相信有可能把任何美國部隊派到歐洲去”；[13]尼克松也說，如果要求事事透明，美國“就不可能在1972年打開與中國的關系”。[14]

其實，有些為政者一時半會辦不到的事，與民主不民主沒有關系，只是政治運作與學術研究有不同的規律。不了解這一點就容易產生誤會，這種誤會在歷史上曾釀成過太多的悲劇。如果不是有意逃避風險的機會主義，負責任的為學者與負責任的為政者一樣，都需要時間實踐檢驗其“立言”或“立功”正確與否，這樣做是對歷史和國家負責而非軟弱的表現：歷史機會的喪失固然可惜，但還會出現；而國家翻車，則是瞬間且無法彌補的事。欲速則不達，相互不要催：把為政者催緊了國家容易出現蘇聯式的翻車；將學者催緊了，要么是鴉雀無聲，要么就是假話成災。[15]相互也不要盲目摻和，設想一下，如果當年漢武帝也在《史記》中掛了個“主編”或“學術總顧問”，那《史記》和劉徹的歷史地位都會同歸于盡。因此，為學者與為政者雙方都要為對方預留充分的自主比較鑒別和嘗試探索的余地，各司其職，為國家盡好公民的本份，這樣對國家的前進有利。

但是，必須指出的是，學術與政治的和諧與寬容絕不是無原則和無底線的，就是說，不管是為政還是為學都必須在現代公民的基本守則即效忠國家的前提下共事；換言之，愛國主義是學術與政治之間不變的紐帶和價值底線，失去了國家利益，學術與政治間的和諧與寬容就失去了基本前提。對于出賣國家利益的學術活動或政治行為，在任何國家都不會有寬容可言。

那么，在學術和政治之間，究竟那種人生對歷史的貢獻大呢？換言之，是否人生一定要“學而優則仕”呢？

這很難說。歷史上，大行動總有大思想支撐，立大言者總有立大功者緊隨。亞里士多德之后追隨的有亞歷山大，盧梭之后有拿破侖，康德和黑格爾之后有俾斯麥；馬克思、恩格斯之后則有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一大批無產階級革命家。不同的只是前者奔馳在思想王國，而后者則多奔馳在現實沙場。思想創造活動是人類實踐的形式之一，也是歷史創造的形式之一。所以恩格斯說：

歷史是這樣創造的：最終的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沖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是由于許多特殊的生活條件，才成為它所成為的那樣。這樣就有無數互相交錯的力量，有無數個力的平行四邊形，而由此就產生出一個總的結果，即歷史事變，這個結果又可以看作一個作為整體的、不自覺地和不自主地起著作用的力量的產物。因為任何一個人的愿望都會受到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后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所以以往的歷史總是象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而且實質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但是，各個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個希望都得到他的體質和外部的、終歸是經濟的情況（或是他個人的，或是一般社會性的）使他向往的東西——雖然都達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為一個總的平均數，一個總的合力，然而從這一事實中決不應作出結論說，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個意志都對合力有所貢獻，因而是包括在這個合力里面的。[16]

歷史一定是合力創造的，也就是說，歷史是人民創造的。對個人人生言，學術與政治活動都是值得尊重但并非是唯一高尚的人生活動，“學而優”不一定要入仕，仕而優也不一定要從學，學術和政治與農民種地、工人做工一樣，都是一種為人民服務的工作形式，人生的高尚與否不在于其工作形式，而在于他是否能通過這種形式，為人民、為國家，為歷史，繼而為人類作出貢獻。

歷史一定是合力創造的，但只有在和諧與相互寬容的前提下，歷史合力，尤其是學術與政治這兩種力量，才能組合成為一種人類的自覺力量。

注釋

[1] 習近平：《我是如何跨入政界的》， 載《中華兒女》2000年第7期。

[2] 《朱子文集·延和奏札二》：“臣聞人主所以制天下之事者本乎一心，而心之所主，又有天理人欲之異，二者一分，而公私邪正之涂判矣。蓋天理者，此心之本然，循之則其心公而且正；人欲者，此心之疾疢，循之則其心私且邪。”

[3]恩格斯說：“在黑格爾那里，惡是歷史發展的動力的表現形式。這里有雙重意思，一方面，每一種新的進步都必然表現為對某一神圣事物的褻瀆，表現為對陳舊的、日漸衰亡的、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從階級對立產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歷史發展的杠桿，關于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資產階級的歷史就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持續不斷的證明。”參閱恩格斯：“路德維希·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33頁。

[4] 《孟子·盡心下》。

[5] 曾國藩：《致沅弟》，見《曾國藩家書》，北京：學苑出版社1999年版，第635頁。

[6] 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見《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頁。

[7] 《資治通鑒》卷218，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93頁。

[8] 1972年尼克松訪華期間，對毛澤東說，毛主席的著作推動了一個民族并改變了世界，毛澤東回答說：“我可沒有能夠改變世界。我只不過能夠改變北京附近很少的一些地方。” 參見尼克松著，尤勰等譯：《領導者》，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352頁。

[9][美]杜威著，許崇清譯：《哲學的改造》，北京：商務印書館1958年版，第73頁。

[10] 漢代申公：“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史記》·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11] [美]亨利·基辛格著，顧淑馨、林添貴譯：《大外交》，三亞：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頁。

[12] 《論語.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13] [美]羅伯特·達萊克著，陳啟明等譯：《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16頁。

[14] [美]尼克松著，王觀聲等譯：《1999：不戰而勝》，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頁。

[15] 陳云：“能聽到不同聲音不是壞事，這與中央保持一致并不矛盾，如果鴉雀無聲，反而大事不妙。”參見陳偉力、陳元等：《堅持實事求是與創造性探索的一生 ——紀念我們的父親陳云》，載《求是》雜志2005年第11期。

[16] 恩格斯：《致約·布洛赫》，參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8～47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