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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中國在改革開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時也進入新的發展時代。中國許多著名學者將新思想、新理論的研究視為使命。本刊編輯部最近走訪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張文木，對中國地緣政治研究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

張文木是當代中國地緣政治研究的重要學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現為他的論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戰略研究中國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貢獻。

以戰略研究中國化為基本方向

中國學派在戰略研究中要結合中國國情并為國家利益服務

張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動戰略研究中國化，并做出成績。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張文木提出“建成貫通經中國內陸通往中亞南亞乃至中東的石油管道線路，對我國有重大的政治意義”，他分析了修建這條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來 “西氣東輸”成為現實。

張文木在其著作《論中國海權》中提出，中國的全球商業力量必須要有一個可以用來支撐它的強大海軍，后來，鑒于中國海上力量已有長足推進，他的這一立場又有深入。他提出絕對的制海權要依托于絕對的制陸權，反之，絕對的制陸權也要依托于絕對的制海權，在整體上概括了陸權與海權的作用與反作用理論。在2014年出版的《論中國海權》（第三版）和《印度與印度洋》中闡釋了這一理論，他認為，中國因超大的近海大陸板塊，特別是具有中遠程導彈打擊技術，使得當代中國對太平洋和印度洋有著強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較強的近海制海能力。這在相當程度上彌補了被西方人認為的海權技術上的短板。繼而，他提出中國具有 “東接太平洋財源（市場）、西接印度洋資源”的獨特的地緣政治優勢，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權”神話，對中國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視角，即中國是一個天然具有海權資質的大國。他提出中國應該樹立“海洋自信”“海權自信”，因為目前中國雖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權技術大國，但中國以自身的地緣政治優勢，將比西方英美國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權大國行列。

張文木的著作在國外日益受到關注。《論中國海權》一書在美國海軍戰爭學院中國海事研究所非常受歡迎，研究所的所長Peter Dutton教授在邀請張文木教授訪學的信中寫道：“我一直非常欽佩您的學術研究，讀過您的很多文章，都非常耐人尋味。您寫的《論中國海權》在我們研究所非常受歡迎。”“目前在中國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但是我認為您寫的文章很有見解。”

張文木將臺灣看作是中國安全的重要瓶頸，因為它牽制了中國海上力量的全面發展，而中國海上力量的全面發展是中國終極安全的重要保障。近來他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國海”的概念統合“南海”“東海”“黃海”分立表述，并將并排于中國東部海域的南海、東海、黃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編為統一的西太平洋艦隊指揮體系。他提出，在這樣的海上力量體系中，臺灣回歸祖國以及捍衛東海、南海海域的中國主權已成應有之義，同時又不至將其力量伸展過遠，大體在遠東雅爾塔體系安排之內。他認為，只要中國堅持不懈地努力，在不遠的將來，切實將中國海上實際控制線前移至臺灣東界——這原本就是中國領土的東界，屆時臺灣和平回歸就將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稱張文木是中國的“強硬學者”，甚至給他貼上“鷹派人物”的標簽。張文木則認為自己是“實事求是”派，自己的學術定位是由中國面對的主要矛盾決定的，該“鷹”就“鷹”，該“鴿”就“鴿”，怎么對中國好就怎么來。在本次訪談中他說，對兩極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的國家來說，“左”一點較好；對受壓迫的國家來說，還是“鷹”一點比較好，哪里有壓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對一個強國來說，還是鴿派好一些。他多次提出“大國崛起于地區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擴張”的警示，提示中國不應該像某些大國那樣“過度擴展”。他認為，中國在崛起過程中不能重復蘇聯、美國四面出擊、分散力量的前車之鑒，中國將會更加生機勃勃。如果一定要貼標簽，他認為“龍派”對他比較貼切：該屈就屈，該伸就伸，怎么對中國好就怎么來。

談到中國學派的學術研究的立場，張文木在訪談中再三強調，戰略研究需要結合中國國情并為中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所謂國際政治研究中的“客觀”“中立”之說的態度是他所不容的，學問尤其是國際政治這門學問是要扎根于祖國這片土地上的。對此，他的態度很明確，如果脫離了這個立場，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學術性錯誤了。

對于學術與政治的關系，張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諧與寬容，主張 “學而優則學，仕而優則仕”。他認為，學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研究問題，提出正確的見解；為政者的任務是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雙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盡究其短；只有雙方取長補短，學術與政治才能發揮建設性的和自覺的合力作用。他認為，學者要求為政者應尊重學術規律，同時也要尊重為政者的難處和他們獨立思考和選擇的權利。學者向為政者建言，要考慮對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議可行與否，要留給對方理解和消化的時間。

張文木的研究帶有明顯的問題意識和經世色彩。他認為，經驗介入學問是學問成熟的標志，也是學者成熟的標志。學問須經世，而經世需要的主要是經驗。傳世之作多是經驗的集結，而非猜想大膽和邏輯嚴密的結果。他強調，偶然性是牽動歷史變革的先鋒，而應付歷史偶然性的成功經驗，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經驗往往是社會科學變革的偉大杠桿。

知青歲月是人生經歷的重要起點

四年的知青歲月讓我知道了知識人應當向人民學習

經濟導刊：您曾經當過4年的知青，知青的實踐經歷對您此后的學術和人生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

張文木：如果說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送我進入大學校園，那么，是毛主席讓我在此前先上了4年社會大學。當時很多知青下鄉迫于形勢，而我則是半自愿地參與其中。毛主席說“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這對我這個剛步入社會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從1975年到1979年，我聽毛主席的話到農村插隊煅練。現在看來，到農村插隊對我是一筆超值財富，在人生開始階段，我在中國最基層的地方得到煅煉：幫農民辦沼氣、搞夜校，與他們一起會戰黃河大壩。與農民的朝夕相處，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識人應向人民學習。知道了中國的農村和農民，也就了解了中國的多半國情。這種只有從生活，特別是基層生活學到的知識又使我得以在后來的社會動蕩中保持冷靜。現在有的知青小說有把那段歷史妖魔化的傾向，其實那段人生經歷對青年人的人生進步絕對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書寫知青歷史而成名的作家們，也不能否認正是那段歷史給了他們相當寶貴的精神財富。就我個人而言，我后來的人生動力、對祖國的感情都與那段經歷分不開。習近平主席說，梁家河里有大學問。感謝毛主席，他讓我在上大學之前先得到這種大學問。

形成中國學派的國際戰略理論

中國的學問更多的是經驗型學問，這是比西方的先驗型學問高明之處

經濟導刊：上大學時，您學的是英語專業，為什么興趣卻主要在歷史方面？

張文木：我在中學讀過范文瀾寫的《中國通史》，此后就一直對歷史很著迷。大學4年我始終是在上課學英文，下課自學歷史。西北大學是綜合性大學，這一特點對我的知識結構產生了較好的作用。我在三年級時，到外系瘋狂聽課，世界文學、世界歷史等就是在西北大學文學系及歷史系課堂里打的底子。跨專業學習，這在20世紀80年代算是挺叛逆的。父母、老師都不贊同我的做法，我還面臨畢業分配的壓力。但我的興趣已經形成，加上個性使然，我更加努力擴展知識：除了正常上課時間，我幾乎用了全部業余時間和假期閱讀大量歷史、地理方面的書籍。三年級時我決定考西北大學歷史系的碩士研究生，筆試通過，但面試時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