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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是硬道理：當代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已從生存權的斗爭轉入發展權的斗爭

有人會說，這是由于西方恐懼蘇聯的軍事威脅，只要主動放棄或降低這種“威脅”，就可以緩和與西方你死我活的矛盾。事實不是這樣。1991年撒切爾在美國休斯敦明確表示，蘇聯對西方真正構成威脅的是社會主義制度及其生產方式，她說：“我指的是經濟上的威脅。借助計劃經濟，加上與獨特的精神和物質刺激手段相結合，蘇聯的經濟發展指標很高。其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率過去比我們高出一倍。如果我們再考慮到蘇聯豐厚的自然資源，如果加以合理地運營，那么蘇聯完全有可能將我們擠出世界市場。因此，我們一直采取行動，旨在削弱蘇聯經濟，制造其內部問題。”[22]

這就是說，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鞏固，它與西方的矛盾從生存權領域進入發展權領域，這種矛盾最終歸結表現為資本主義制度與具有更高發展潛力的社會主義制度之間不可調和的沖突和斗爭。

鄧小平同志從發展的高度敏銳地注意到這一點， 1989年6月16日，鄧小平同志旗幟鮮明地指出：“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整個帝國主義西方世界企圖使社會主義各國都放棄社會主義道路，最終納入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納入資本主義軌道。現在我們要頂住這股逆流，旗幟要鮮明。因為如果我們不堅持社會主義，最終發展起來也不過成為一個附庸國，而且就連想要發展起來也不容易。現在國際市場已經被占得滿滿的，打進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23]

對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刺刀見紅，是政治斗爭進入決定性的重大時刻的常用手段

當時蘇聯與西方的斗爭是極其殘酷的：當斗爭進入最關鍵的時刻便是短兵相接，西方出手的目標便直逼蘇聯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的最高領導人的生命健康。對此，經歷過無數次生死考驗并具有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斯大林同志在生命接近終點的前幾個月（1952年9月19日）在會談中語重心長地對周恩來說：“要牢記英美將力圖把自己人，把特務打入中國國家機構里去。美國也好，法國也好，同樣都要這么做。他們將搞破壞活動，企圖從內部瓦解，甚至干出下毒這類罪惡勾當。因此，必須保持警惕，對此一定要在意。這就是全部指示。”[24]

這是斯大林與周總理最后一次會談中的最后叮囑，更是斯大林同志一生全部對敵斗爭經驗的精華的高度概括。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反顛覆經驗十分重視，1960年5月22日，毛澤東在杭州討論時局的一次會議上說：“《東周列國志》中就是外國干涉內政相當多，多得很。我專看這一條，專找外國怎么樣干涉內政。”[25]毛澤東從其斗爭經驗特別是1927年“四·一二”血寫的斗爭經驗中知道，刺刀見紅，尤其是對最強有力的政治對手刺刀見紅，是政治斗爭進入決定性重大時刻的必然選擇。1936年8月9日，西安事變前夕，毛澤東和張聞天、周恩來等致信張學良：“要十分防備蔣的暗害陰謀。目前此點關系全局，衛隊的成分應加考查，要放在政治上可靠的干部手里。”[26]

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現在蘇聯已成往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目前中國崛起之勢已不可阻擋；與此相應，西方對中國的包圍也日益收緊，打擊的目標也日益集中。這是不同制度所導致的不同發展結果的矛盾。中國和平發展所贏得的日益增大的市場份額已讓西方感到“威脅”因而不能容忍，從1989年迄今，西方通過文化、經濟滲透改變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企圖在一輪輪較量后受到重挫。目前西方特別是美國的政治經濟形勢已日薄西山，回天乏術。中國與美國之間和平發展的時間和機遇空間日益縮小，可持續優勢日益向中國傾斜：中國方面是錦繡長圖如紅日初展，而西方尤其美國方面則是圖窮匕現。在這樣的力量對比發生重大變化且有利于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重拾打擊蘇聯的模式[27]，是西方英美敵對勢力必然要發起的和中國政治保衛工作不可回避的最重要的挑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讓西方日益感到恐懼。也正因此，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的矛盾“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28]其間的斗爭必然是你死我活，挑戰必然是嚴峻而不能回避。

我們必須嚴肅對待并堅決贏得這場這場挑戰，不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就會“行百里者半九十”，象蘇聯那樣在意識形態與國家安全的明爭暗戰中功敗垂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