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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關于東漢末年軍閥以及曹魏政權合法性問題，本站已經連續發布張曉波《漢末的軍閥與國家》以及葉攀《論曹操及“禪讓”》，本文為張曉波對葉攀的回應。

我對曹操的看法，他當然是漢末的雄主。但曹操是不是軍閥或者僭主，這并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

“主公”，這是曹操部下對他的看法，而不是“君主”。這表明，部曲與曹操之間，是人身依附關系，這個“曹魏”軍政集團，是效忠于曹操個人的，而不是漢獻帝。在曹操平定冀州收附荊州之后，曹操集團在北方，它與名義上的東漢王朝重疊了。漢獻帝威柄旁落，生死亦由曹操。公元214年，伏皇后與父付完謀誅曹操，事泄，曹操令歆勒入宮收后：

后（伏皇后）閉戶匿壁中。歆壞戶發壁，牽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發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邪？”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邪！”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三國志·武帝紀》）

很難說伏皇后謀誅曹操，漢獻帝是否為知情。這一事件，發生在赤壁之后六年，三國鼎立的局勢，已經形成。在中國腹地的北方，皇權被權臣覆蓋，曹操已成僭主。但曹操仍不是“皇帝”，漢獻帝生死不由己，卻是名義上的最高統治者。

在這里，古典政治就產生了一個理論上的困境，如何解決類似曹操這樣的僭主與君主的關系，東漢末葉最后十余年的政治狀態到底應該怎么去理解？在我看來，這并不是能通過簡單的“經濟決定政治論”就能解決的。

整個東漢的政治形式，豪強地主當然是這個王朝支柱。東漢王朝的政治權力，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處在的不斷被豪強分割的狀態，甚至于舉孝廉的官僚選拔形式，最后也淪為了豪強地主進身之階的政治程序。所以，當東漢崩潰的時候，王朝以軍閥割據的方式解體，吻合整個東漢的發展脈絡。但這并不是說，戰亂中興起的軍閥就可以“合法”地取代原先王權。如果它是“合法”的話，袁術“三公四世”，又系嫡出，稱帝這種冒進舉動，也就不會導致人人得而誅之了。同樣，曹操即便統一了“北方”，它仍然是不合法的。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孫權上曹操書，俯首陳臣，勸曹操稱帝，曹謂，“是兒欲使吾居爐火上耶！”

在“篡亂”這種大是大非上，曹操是相當清楚的，它不是一個簡單的政治權勢問題，也不是簡單的“經濟決定政治論”。

曹操統一中原，怎么完成王朝交替？從實力與形勢上來說，是勢所必然，但不是理所必至。完不成王朝交替，對于曹魏集團來說，它的統治就沒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僭主在中國歷史傳統中，是無法立足的，它遲早要被新起的力量清君側。所以曹魏集團必然要王朝更替，而手段又只有禪讓與征誅兩種手段。正如葉攀所言，趙翼對于王朝更替的說法，是歸納，而不是規范。不過，歷史本身根本不存在王朝更替的規范。禪讓與征誅這兩種形式，也確實涵蓋了王朝時代所有的朝代更替模式，所以它是有說服力的。對于曹魏來說，也只有二選一。而在這個二選一之中，毫無疑問是“禪讓”。征誅者，吊民伐罪，這顯然與曹魏“挾天子令諸侯”起勢的歷史實情不符。

“禪讓”，對曹魏來說，是掩人耳目的不得已。這個舉措，開創了中古歷史一個相當壞的惡例，它打破了政治的連續性。這種政治連續性的割裂，導致的結果，起碼有兩個層面。

第一，后續王朝不斷地顛覆前朝，政治動蕩速度急劇加快。新的僭主與權臣，以曹魏的辦法來對付舊君主，篡亂頻仍，就是政治軌道之內的事情了。對比之下，東漢中后葉的皇權，是在宦官與外戚之間不斷轉移，它在一定程度上仍是圍繞皇權本身的斗爭，其結果終究不至于引發大規模的內戰；而曹魏之后的格局，就顯然不同了，皇權與臣權不斷爭斗，“王與馬共天下”的格局不等于說天下太平，只不過暫時制衡罷了，最終的解決辦法，基本不落內戰一途。

第二，國家分裂的態勢加劇了。既然唯一合法性的來源不再有效，分裂也就合法了。不同的軍政集團無法獲得妥協之時，只能通過戰爭解決問題。

上述兩種格局，是漢末至于隋興四百年的基本態勢。

反過來說，在這一時間段內，尋求政治上的統一，尋求維護王權，始終是各種分裂力量的共識。南北朝之所以長期割據，與外族內侵有一定關系。但這也不能排除南朝，尤其是東晉與宋的統一愿望。而對于北朝來說，包括前秦、北魏，乃至后來是隋，重新完成統一一直是政治的核心。在分裂與篡亂之中，反而可以看出一種更為清晰的政治動力，這是各方面都在尋求的，追求政治的連續性與國家的完整。

分裂與僭主，不是常態，是變態。也就是說，即便承認豪強地主、門閥世族是一股內在的割據力量，它可能潛在地成為中央政權的對抗性力量，但這決不能認為，他們必然支持軍閥割據。相反，軍閥最終是損害他們利益的。在漢末這樣的亂世，如審配支持袁紹、荀彧支持曹操、糜竺支持劉備的前提條件，是王綱解鈕。東漢王朝崩潰，他們支持新興的政治力量，為眼前的經濟與政治利益尋求保護。但更長遠來說，他們并不是在支持軍閥割據，而是尋求政治上的整合。只有他們支持的軍政集團完成統一，完成國家整合，他們才不至于生活在動蕩之中。這是曹操能夠在十余年間統一北方的背后推動力。

分裂、軍閥、僭主與政治整合，這些的關鍵性的難題，都是東漢崩潰帶來的，但怎么收場，卻十分困難。曹操是漢末雄才大略的人物，同期的軍閥與曹操相比，如燕雀比之于鴻鵠，然曹操雖然統一中原，卻不能一攬子解決東漢崩潰之后的國家整合問題，也不能為曹魏替代東漢提供政治上的合法性。

在此，我認為曹魏的問題在于，如果它在完成統一國家行“禪讓”，或許對曹魏篡奪的詬病，可以減弱。它或許也可以開啟一個延續時間較長的大一統王朝。但曹操在208年敗于赤壁，實際上已無能力統一。而在北方，其僭主的身份又長期受到宮廷政治陰謀的威脅。董承、伏皇后等謀誅曹操系列事件，表明了曹操僭主身份的危險性。及曹操死，曹丕之權勢，非出自軍功，而出自世爵，顯然不敢將自身擺在一個危險的位置上來等待遙不可及的大一統。

最后談談北方兩大集團的人才問題。當時能夠解決北方統一的兩大軍政集團，其一是袁紹，其二是曹操。從單純的軍事實力上來說，袁紹是稍優于曹操的，但不具備決定性優勢。曹操完成了對中原地區的重新統一，他有政治優勢，同樣，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儒術兼備、兵法雜揉。在這里，是否可以將曹操的人才優勢歸結為他控制了潁川呢？最簡單的道理，荀彧、郭嘉這些曹營中的頂尖智囊，在初期是希望入袁紹陣營的，但最終又脫離出去了。亂世，君擇臣，臣亦擇君。類似荊襄士人集團，他們依附于劉表，但當劉表死之后，這個集團在選擇上就分裂了。有隨劉備入川的，有入曹魏陣營的。所以，士子的政治選擇和地域，并沒有絕對的決定關系。我們不能簡單認定，古典王朝時代，就是個封閉的時代，人才沒有辦法流通。